镇山有五，即东镇沂山（山东临朐县）、西镇吴山（陕西陇县）、南镇会稽山（浙江绍兴市）、北镇医巫闾山（辽宁北镇市）和中镇霍山（山西霍州市）（图1），其祭祀属山川祭祀的一种，源自于远古时期的自然神崇拜，秦汉之际山川祭祀逐渐国家化，并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

　　与祭祀活动的实现密切相关的要素有二，其一是祭祀制度，用以描述一整套被认为可以合适地表达崇敬神明之意的典礼仪式，其二是祭祀建筑，用以为上述仪式的具体运作提供一个相适应的空间场所。可以说二者的出现和发展完善几乎是同步的，并且具有一定的互动关系，而祭祀的地位也正是制度与建筑的综合反映，这也为综合这2个方面来完整考量某一祭祀活动提供了必要性。同时，也使得崇拜的山川“不再是单纯自然造化的三维空间，而是蕴涵丰富的山水文化载体，这一点应是中国名山理景的最大特色”[1].

　　于2014年11月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8届大会科学研讨会的征文主题为：“作为人文价值的遗产与景观”,其中的主题之一“作为文化生境的景观”明确指出“对一处景观的了解离不开对其历史的了解及对这一区域的鲜明特征的认识”,进而发问：“遗产方法如何能够将景观与文化层面融合起来？”①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基于镇山和镇庙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山川崇拜中的建筑与景观呈现分析是较为合适的文本。

　　今日5座镇山皆因自然环境优越成为国家森林公园或风景名胜区，而与之唇齿相依的镇庙则命运多舛。唯北镇庙保存较完整（主要反映明清时期的庙貌），其他或于近代、近年新修（东镇庙、西镇庙）②,或仅存遗址（南镇庙、中镇庙），且大多未经考古发掘，历史信息零落。与岳庙大多保存完好，并且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相比，镇庙不仅建筑保存稀少，对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发展演变脉络的研究同样寥寥，几乎是处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尤其是在面对建筑与碑刻皆已荡然无存的南镇庙遗址，以及一地残碑的中镇庙遗址时，这种被遗忘感和历史的空白感尤为明显。因此，对于镇庙与镇山的历史关系重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历史记载与现场调研的相互印证及数字高程的模拟，从而不仅从文化生境的角度阐释了镇山的理景特征，也为镇山的当代遗产保护和景观塑造相结合提供了理论指导。
　　
　　1 就山立庙：五镇山与镇庙

　　1.1 灵气所钟：沂山东镇庙

　　沂山为汶水、巨洋水（今称弥河）、沂水和沭水四水之源，其中唯以流向东北的汶水出于其主峰一带，山道与河道并行，主要的自然景观（百丈崖）和人文景观（东镇庙、法云寺）均在沿线，在官道转折处建有草参亭，以备行路不及谒庙者致祭①（图2）。

　　西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公玉带援引黄帝故事，请汉武帝封沂山、禅凡山（在沂山附近），武帝则认为沂山卑小，与其名声不相称，于是设祠而不封，有观点将此视为东镇庙的起源，然而公玉带意在请武帝在此封禅，其后亦仿泰山将祠设在玉皇顶，其所祀对象应为昊天上帝而非沂山本身。隋代在山椒（即山巅）立庙②,因玉皇顶用地较局促，故有建在法云寺一侧或以法云寺兼作镇庙的观点。北宋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962-964年）敕命重修时改在山半今址（九龙口），其地北侧依凤凰岭（又名五凤山，“其形如凤，远望之，地脉起伏，若有飞腾之象”）、南侧则隔汶水与笔架山相对（“三峰秀出，若笔架然”③）。

　　沂山经历了由佛教名山到道教名山的转变，东汉时在沂山中心、汶水源头圣水泉处立法云寺，东晋时又在山东麓立明道寺，二者相继为沂山佛寺之冠，但明道寺在唐武宗会昌灭佛时被拆毁，佛教活动由盛而衰，其遗址在宋初仍存弃置的造像300余尊，可见当时的寺院建筑规模。法云寺虽得以重修延续，但其庙宇逐渐颓败并湮没无闻。至金大安时（1209-1211年）东镇庙已由道士管理，并于庙之西路建道观神佑宫，与东路的馆驿并列左右，元时又对神佑宫多次重修，历明清至民国，诸如“守庙道士”“住持道人”的记载不断出现在祭祀和重修碑记中，说明东镇庙由道士管理的传统长期延续。

　　1.2 五峰挺秀：吴山西镇庙

　　吴山有十七峰之说（图3），与之关系较密切的城市包括东北侧的陇州（主祭城市）、东侧的汧阳及东南侧的吴山和宝鸡（图4）。在吴山所在的高原地区，各城市间的道路联系主要依附于自然河道，如陇州和宝鸡间的官道北段沿千河，南段沿金陵河，入吴山的山道亦沿金陵河支流庙川河（源于望辇峰）。

　　西镇庙现址北面依笔架山（又名小五峰，“山势逶迤，宛如笔架”）、南面临庙川河（又名一水河，“左旋绕庙前入于渭”④），北面亦有另一支流与庙川河在庙东交汇。山南侧坡地的自然地势升高融于建筑群中，其山门地平距离外侧道路即高出2m以上，其西有道观会仙宫和珍珠娘娘庙。

　　据元延佑四年（1317年）所立代祀碑记中有“本庙提点赐紫仁和虚大师张德祥”的记载，此时的庙宇应为道士管理。明代重建的会仙宫对于西镇庙的日常管理、维护和祭祀活动的举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天顺八年（1464年）重修时“仍举道流宝遇真为住持（宝遇真同为会仙观住持），分领诸徒奔走效劳，交赞其功”⑤.

　　1.3 秀带岩壑：会稽山南镇庙

　　会稽山北麓、杭州湾南岸东西向狭窄的宁绍平原为该地区主要的城市分布区域，主祭城市绍兴与会稽山相距12里⑥,去往会稽山可水陆并行（图5），其东南侧的城门稽山门为南部唯一的陆上城门，也是通常去往会稽山的起点。

　　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在城南地区主持创建大型蓄水灌溉工程鉴湖，其堤坝北近五云门至崇禧门段的城墙，并向东西延伸至曹娥江和浦阳江，南近会稽山北麓，在稽山门与石帆山之间筑有夹堤，同时作为城市通往会稽山的驿路和东西湖区的分界[2].祭南镇和祭大禹为在绍兴所举行的主要国家祭祀活动，虽大禹祭祀的形成晚于南镇，但官方对其重视程度逐渐超过了后者，其主要建筑规模也在南镇庙之上①.明清时的大禹陵依石帆山、居高临下并面向城市，与殖利门-稽山门段的南城墙之间具有一定的视线对应关系，然而南镇庙的选址与其不同，强调与山的关系而弱化与城市的关系。南镇庙并未采用其他镇庙通常结合山南自然坡地、建筑渐次升高的布置方式，而是建于山北平地（海拔高度在30~35m），其庙址为“北、东、西临溪，南直玉笥峰”②,并有会稽山余脉延伸至庙两侧，形成东西夹持的咽喉。

　　1.4 郁葱佳气：医巫闾山北镇庙

　　医巫闾山在唐代的地方祭祀由营州主持，治所在柳城县，州境范围、所辖县城大部分位于闾山以西，故唐代的庙址可能在山西麓，辽代无岳镇海渎祭祀活动，原庙宇遂废。金代重举祀事，另立庙址，并以位于山东麓的广宁为其地方祭祀的主持城市。

　　北镇庙选址于广宁城西、闾山东麓的一处北高南低的天然山冈上，闾山距城10里，北镇庙则在距城3.75里，距山5.25里处，明清时广宁城西门拱镇门与北镇庙东西遥遥相对，互为彼此重要的历史景观，自城内去往闾山的道路亦从拱镇门出发并途经镇庙（图6）。但这一选址并不强调与主峰的视觉关系，只以连绵起伏的主脉作为环绕山冈的背景。广宁境内河流均属辽河流域绕阳河水系，周边河流有分别位于其东、西两侧的头道河、二道河和西南侧的三道河③,均源出于闾山，并在城东南侧交汇。北镇庙处在二道河与三道河之间，山冈西北侧有季节性雨水冲沟，向南汇入三道河。

　　历代方志和碑文中均无与北镇庙庙田相关的记载，说明其祭祀供应很可能直接依赖于城市，但庙内仍置有管理者，元《御香碑记》中所附的与祭人员中列有“北镇庙主持提点宝光洞玄大师张道义、通祯希玄大师周道真”等人，且有知庙一职，均为道士。明代则称为“侍香道人”“侍香庙祝”或简称“庙祝”,说明这一时期仍由道士管理镇庙。但至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建筑倾纪难支、风雨不蔽，广宁知县则“与住持僧众，亚商所以护持神像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重修并改称万寿寺，从此以僧人作为“北镇庙主”,在庙前西侧又相继兴建万寿寺、观音堂等佛教殿堂来看，此时即便仍有道士驻于庙内，庙宇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改由僧人管理。【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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