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随着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国内掀起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这些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美同学会作为“那个时代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爱国社团”,“积极践行 爱 国 思 想，组 织 会 员 参 与 爱 国 民 主 运动”.①在五四运动前后，欧美同学会针对国内与国际形势，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了一系列反帝爱国活动，显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
　　
　　一、巴黎和会期间欧美同学会会员的反帝爱国活动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力争维护的核心利益是归还山东的主权。1897年德国在出兵强占了胶州湾之后，又于1898年3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该条约规定：“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胶济铁路和在铁路沿线三十里内采矿的权力，而且中国对‘德国商人及工程人',必须’一律优待‘.”②这些规定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中国人民对通过巴黎和会收回山东主权的期望是相当大的。直接参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以欧美同学会会员为主。欧美同学会及其成员通过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 一） 欧美同学会会员在国际上的反帝爱国活动
　　
　　中国政府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有五位全权代表： 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驻荷兰公使，曾留学比利时）。他们都是欧美同学会成员，陆征祥是1918 - 1925年欧美同学会的会长③，顾维钧、王正廷是欧美同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赞襄者，施肇基是欧美同学会的老成员，魏宸组则于1922年加入欧美同学会。④在巴黎和会期间，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祖国尊严，保护中国权益。
　　
　　1.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爱国活动
　　
　　作为欧美同学会元老之一的顾维钧，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中坚。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前任驻美全权公使，非常了解国际法，此前他“力劝政府： 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①，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1919年2月到4月间，顾维钧代表中国代表团就山东问题不断和列强交涉，向大会提交要求直接归还各项山东权利的说帖②，在“纯粹是为要解决与中、日直接有关的’山东问题‘而召开的’十人会‘”③上，他果断地驳斥了日本代表的观点，简洁、明了地表述了中国要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性、必要性，即“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借曰租借之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然该约内既有不准转交他国之明文，则德国本无转交他国之权也”④。顾维钧据理力争，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巴黎报界普遍报道： 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⑤中国在舆论上取得了胜利，“形势对日本不利”⑥。
　　
　　1919年4月22日，对于已提出的山东问题解决方案，美、英、法三国首脑和中国代表陆征祥、顾维钧进行了讨论。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一个方案，即“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经由日本再归还中国。顾驳斥说：“这个方案只字未提日本归还它在山东全部权利的时间表。总之，中国要求不由日本，而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⑦但是欧美列强不但不理会顾维钧的合理辩护，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反而以早先中日之间所谓签订的方案进一步逼迫。对此，顾反驳道：“这个方案无疑是以1915年中日条约为基础的，但是人所共知，该条约系中国于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签订的。至于1918年9月换文，只是该条约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条约，如系以战争威胁迫签，则可视为无效，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⑧顾维钧不仅尖锐揭示了这两种方案的不公平性、不合理性，还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因为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山东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沿海省份。日本获得在山东的权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⑨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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