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近代自然灾害频发，历次自然灾害往往促使饥民无数，一副悲惨之饥馑景象。自然灾害的发生必然是自然力爆发之结果，但饥馑之出现却掺杂着种种社会因素。正如谢和耐所言，“大农业区的人口密度增加及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官府的昏庸腐败和无能，这一切因素积聚在一起，便会使任何一点不正常的气候酿成大灾难。”[1]（P512）近代中国恰恰处于一个发展状态失衡的时期，表现出诸如发展观念滞后、政府昏庸不堪、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扭曲畸形、科技不兴等乱象。这种发展状态之下，上至国家、下至平民，面对灾害的侵袭，往往束手无策，导致饥民遍野、饿殍遍地、惨象环生。

　　一、人口的增长。

　　社会之发展，诚然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在中国时代，人口之增长往往被视为经济发展之重要标志。但自清初以来，中国人口进入猛增时期，乃至道光年间突破四亿。以河南来说，1840 年人口总量为 2377 万，在当时来说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人口增长过速，在昭示着社会发展之际，却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尤以人均耕地不足最为突出。

　　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势必要通过一些途径来获取土地，于是诸如毁山伐林、填湖圩田等破坏生态环境之举就不断滋生。而这么做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反受其害。以近代河南来说，随着山地的森林被不断破坏，森林之蓄水固土、调节气候之功能难以再现，人类社会失去了对抗天灾之自然屏障而不自知，是为可悲之处。1931 年河南发生严重水患，河南省建设厅发行之《河南水灾》一书在分析水灾成因时提到：“本省西南及西北部山脉绵恒，形势峥嵘，多为境内河流之发源地，所惟是林木稀少，层峦绝障，均属童山濯濯。”

　　二、政府之失责。

　　毫无疑问，应对灾害是政府基本职责之一。但反观近代中国，政府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暴漏出一系列弊端，政府职责没有得到较好履行，而千千万万的灾民却要因为政府之失责丢掉宝贵之生命。近代时期，政府在管理灾害的过程中一些列失责表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疏于预防。

　　历朝历代在防范灾害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时期，政府本应有较多防灾经验可以借鉴。事实上，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对灾害却也有所防范，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却日益丧失其防灾功能。

　　首先是仓储问题，历朝历代极为重视的仓储措施到了晚清已破败不堪。乾隆十三年（1748 年），清廷对各省常平仓储粮数额进行了规定，河南存谷为 230 万石。但是在 1860 年（咸丰十年），河南省仅存 25 万石，可见仓储制度荒废到何种程度。

　　民国时期，中央曾下令各省恢复仓储，但效果不佳，至 1934 年 5 月止，全省积谷共计 64,859 石和465,482 斤 2 两，原存仓款，8213 元 9 角，制钱，2990 吊。各县中完成县仓的 13 县，完成区仓的 3县，县区仓都完成的 7 县，当时正在储积但还没有完成的 20 县，逾限未报的 31 县；统计有积谷实数的 47 县，仅列有仓款的 l 县，当时还没有积谷数目列载的 63 县，每县平均积谷约 600 余石。[3]（P366-367）荒废的仓储，往往导致大规模的灾害之中，政府无粮可赈。

　　其次是在江河的治理。江河治理关系着国泰民安。以河南来说，历次黄河泛滥总是造成严重的灾难。清政府与民国政府也把治黄作为一项重要工程，但却见工不见效，黄河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治，近代河南黄河泛滥的次数呈现更加频繁的趋，1841、1843、1855、1877、1921、1931、1933、1935、1938 年黄河均出现了决堤，无数民众死于黄水之中。1933 年黄河决堤时，河南省赈济委员会就痛心地指出：“窃念民之受灾，由于水害，而水之所以为害者，皆河渠不治之厥也。”[4]

　　最后是交通问题。河南属于内陆省份，交通既不顺畅，晚清时期，河南发生灾害，外来赈灾物资进入灾区极为困难，究其原因正是交通不顺畅的问题。民国时期，随着铁路和公路的部分开通，这一问题才得到初步的解决。

　　2.救灾低效。

　　近代时期，由于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政府在临灾救济的过程之中往往效果低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地方官员隐匿灾情。地方官员往往为了自身之政绩将千万灾民利益置若罔闻。1876 年河南旱情十分严重，当时的河道总督李鹤年仍旧向朝廷奏报“普庆安澜”,致使河南灾情一直不为外知。1942 年河南大旱之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却好大喜功，不察民情。他不但隐瞒灾情，还拼命地征粮，按额完成了当年的征粮任务，受到嘉奖。1942 年二麦歉收之后，秋收又告绝望，李培基还是向中央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隐匿灾情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不仅使中央政府不了解地方灾情进而影响了后续的赈济措施。

　　其次是救灾迟缓。近代时期，由于政府机制行政效率低下，对于紧急的救助灾民行动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迟缓起来。“丁戊奇荒”发生滞后，正如一位御史所说“:文书往复推诿，坐视两省（山西、河南）灾民靡有孑遗，悍然不顾，是数万垂尽之残黎，不死于荒而死于部臣之心术”[5]（P532）而民国时期这种景象并没有有所好转，1931 年江淮大水灾爆发，然蒋介石重心仍放在剿灭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对救灾却迟迟未有行动。救灾迟缓使得大量灾民等不到救济而丧失生命，不得不说是政府失责导致这种结果。

　　最后是官员之腐败。孙中山曾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6]（P89）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成风，在救灾过程之中，一些地方官员趁机上下其手，侵吞赈灾款项和物质，可谓无耻之极。在此，仅举 1946 年水灾救济中两个基层官员贪污的例子：

　　1946 年河南发生水患，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质运抵汲县，被国民党当局贪污中饱。群众激愤，600余人涌进县政府，质问县长杜希尧。杜拒不认账，并破口大骂。群众愤怒至极，将杜衣服撕破，摔在地上。[7]（P39）同年，偃师阴雨连绵 20 余日，狂风肆虐，凄雨成灾，夏季麦子收成大减。12 月，联合国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给偃师县分发一批救济物资，除一部分发给机关、学校外，多被经手人中饱私囊。

　　3.盘剥百姓。

　　民众之生活困苦，缺乏对抗天灾之物质基础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纵然有近代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因素，但政府对民众之盘剥显然也是重要原因。1923 年，省长李济臣除征当年田赋外，还预征 1924 年丁漕，1924 年，又预征 1925 年丁漕，且追索以前的旧欠丁漕。

　　1926 年 10 月，省长靳云鹗强令开封等县各户将1928 年和 1929 年丁漕于 3 日内缴清。1927 年春，靳又强令各县预征 1930、1931、1932 年共 3 年钱粮，除原数缴纳外，每亩加征 10 元，限 10 日内征齐。[9]（P229-230）获嘉县志记载“:1947 年 7 月，入春以来先后发生旱、蝗、涝灾。二麦不收，秋禾枯槁。国民党反动派仍征派不止。截止本月底，获嘉奉令配征1~4 月份采购粮，代购四十一师和第四纵队军粮，省集训粮，省级公粮，民国三十六年度下半年公粮，民国三十七年农民捐及绥靖区临时费粮，7~9月份军粮，十二绥靖区抢购粮共计 122151 石（每石折合 100 公斤）。当年本县产麦 52896 石，民众一粒不食尚差 69255 石。1948 年春，县国民党统治区农民负担奇重，赋税超过实际产粮 1 倍，连一些中小地主也不堪苛扰，愿以每亩地倒贴五升麦外加500 元钱赠人。一般人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10]（P32）从中不难看出河南民众生活之艰辛，在这样的盘剥之下，试问民众如何能有对抗天灾的物质基础。【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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