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 -1835）是 19 世纪初英国着名激进派，曾大力推动民众激进运动的复兴和发展，为 1832 年议会改革的和平实现做出了贡献。欧美学术界对科贝特的生平经历和思想遗产等问题关注极多，而国内学术界迄今却鲜有涉及①，相关原始材料的发掘也十分有限，本文在梳理科贝特的报纸、书籍、小册子和私人文件等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尝试梳理其生平经历和主要思想，并着重探讨科贝特与 19 世纪初激进运动的关联，评价他对近代英国激进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以期抛砖引玉。

　　一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是近代英国历史上的变革时期，要求根本性改变现存体制的激进运动风起云涌，改革的呼声之所以高涨，与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1688 年革命后建立的贵族精英政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 18世纪后半期演变成寡头政治，土地贵族垄断国家政权，大贵族坐镇上院，亲属和代理人安插在下院，三亲四戚占据政府和军队要职，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现象极为普遍，形成备受指责的“腐败的旧制度”②。腐败的旧制度极不合理却能长期存在，根源在于光荣革命后沿用的一套落后的议会选举制度，该制度保留了大批人烟稀少的衰败选邑，选举人资格限制极为苛刻，使得选民人数极少，便于财大气粗的贵族操纵选举控制议会。由于土地贵族垄断政权谋取私利的现象引起其他社会阶层的不满，自 18 世纪中期以变革腐败的旧制度为目标的激进运动在议会外兴起，威尔克斯、卡特赖特等激进派提出削减衰败选邑、扩大选举权等要求，并在各地建立组织动员民众，使激进思想扩散很广并形成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改革运动。但激进运动最终未能成功，一方面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英国贵族集团政治态度转向保守，原本支持变革的辉格党发生分裂；另一方面则是激进运动中出现以潘恩为代表的左派，他们提出效仿法国革命推翻现存政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激进主张，引起广大有产者的恐慌，于是政府趁机严厉打击激进运动，使其在兴起后不久跌入低谷。早期激进运动的失败表明，尽管腐败的旧制度极不合理，实现根本性变革仍需经历长期曲折的过程。19 世纪初，科贝特吸收前辈激进派的变革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发展激进运动并推动 1832 年议会改革的和平实现。

　　二

　　科贝特出身平民阶层，父亲是一个小农场主，本人依靠个人奋斗成为中等阶层，始终同情民间疾苦。19 世纪初，他目睹乡村农场主在税收负担和纸币贬值的双重压力下破产，城市的劳苦大众屡遭失业和低工资威胁难以维持生计，并在亲身进行社会调查并发现严重的政治腐败和贿选问题后，将种种社会弊端归隐于腐败的旧制度。科贝特在创办的《政治纪事》上指出，曾经“快乐的英格兰”③正在沉沦，土地贵族凭借控制衰败选区等不正当手段控制下院，他们贪污浪费、奢侈腐败并千方百计将财政负担转嫁给无代表权的民众，还纵容金融寡头利用国债和纸币盘剥民众，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亟需进行激进改革挽救国家。科贝特重提议会改革问题的时刻，恰好是民众激进运动复兴的之时：19 世纪初在考文垂等激进思想活跃的地区，激进派重建改革组织、竞选下院议员并取得不俗的成绩，伯德特还赢得 1802 年米德尔塞克斯选举，鼓舞了改革者的士气。1806 年，激进派聚集在伦敦近郊威斯敏斯特力图重振激进运动。选择威斯敏斯特是明智之举，该选区是南部为数极少的自由选区之一，选举人资格限制宽松持有房产就享有选举权，当地民众受伦敦氛围熏陶具有一定政治觉悟，改革活动在威斯敏斯特一直活跃，是“法国革命至 1832 年议会改革间民众政治的一个风暴眼”④。竞选过程中伯德特提供资金，普雷斯负责组织工作，科贝特以《政治纪事》为阵地展开宣传攻势，通力合作下候选人波尔得票只比辉格党的谢里登少 300 张。受此鼓舞，在第二年再度举行的选举中，激进阵营推出伯德特和科克伦两位候选人，结果大获全胜赢得两个议席（伯德特得票 5134 张、科克伦 3708 张、谢里登仅为 2645 张）⑤，科贝特就此评论说：“这是真正的斗争，是自由在威斯敏斯特的真正胜利”⑥。威斯敏斯特选举的胜利，标志着激进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后复兴，科贝特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科贝特在继承 18 世纪中等阶层激进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完整的变革理论，为 19 世纪初的改革运动提供思想动力。他宣称在遥远的祖先时代，英格兰人曾享有自由和幸福，勇敢的国王将选举下院议员的权力给予每一个人，但从英法百年战争时起美好的时代消失了，贵族垄断了政权并凭借特权压榨民众，直到造就整个腐败的旧制度。通过对比曾经的美好时代和当前受压迫状况，科贝特阐明激进变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激进派并非寻求创新而是恢复传统，夺回民众被剥夺的权利，在遥远的时代英格兰人祖先曾经为自由而斗争，后代子孙也理应效仿他们。⑦此外，科贝特称激进派并非企图颠覆宪政制度的革命者，他们尊崇英格兰源远流长的君主立宪制，这一混合体制曾使君主、贵族和人民三极达到一种均势的完美状态，但腐败的旧制度使做为人民的代表的下院疏远了人民，宪政制度由此出现危险的偏差，而激进改革将使下院成为“真正的人民的代表”,恢复宪政的平衡，这是在维护宪政制度而不是破坏它。从表述来看，科贝特的变革思想以传统主义和宪政主义为核心，认同通过温和政治改良革除弊端，这与 18 世纪中等阶层激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变革理论也是一种策略，它能唤起民众维护自由传统的爱国心，成功动员议会外普通群众支持激进运动，而且其合法主义论调也能使激进主义者免受保守派的镇压。

　　其次，科贝特利用流通广泛的印刷传媒向普通民众宣传变革主张，为激进运动赢得必要的群众基础。威斯敏斯特选举期间《政治纪事》接连发表致选民的公开信，揭露政界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和闲差散职等问题，抨击辉格和托利党的候选人是腐败的旧制度的代言人，呼吁威斯敏斯特的选民抵制贿选支持激进派参选。他的观点明晰并常有详尽的数据支持，行文简洁明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匠、手艺人等普通民众宣讲宪政改革议题，将传统上被绅士精英垄断的政治事务介绍给平民阶层，成功地启迪他们的权利意识，也唤起民众的改革热情，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激进派接连击败贵族政治家取得议席。1806 年后科贝特大幅度调整《政治纪事》的编排，将绝大部分版面用于刊登激进派的评论文章和通信，报道激进派在各地的活动情况，使《政治纪事》成为当时改革运动的宣传喉舌，它的销量也一度成为运动的风向标：报纸初创时每期只有 300 人订阅，到1804 年销量剧增至 4000 多份，1806 至 1809 年间继续增加到 6000 份左右⑧，同期报界首屈一指的《泰晤士报》每周销量为一万份左右。

　　1815 年长期的英法战争结束，随即发生严重的经济萧条，劳工普遍遭遇失业和低工资，几乎难以维持生计，民间劳工暴动频繁发生，社会紧张形势一触即发。此时，科贝特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形势变化给予激进运动新的契机，决定调整策略动员劳工大众加入改革运动。1816 年 11 月，他发表着名的《致劳工大众书》，呼吁劳工放弃地下暴力活动，指出争取议会改革是维护劳工社会权益的最佳途径。在近代之前的英国社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专属社会精英的权利，普通民众无权过问。18 世纪的激进派受北美革命“无代表权不纳税”原则启发，提出凡缴纳直接税者有权参与政事，为中等阶层争取选举权提供思想支持，科贝特则依据“无代表权不纳税”提出“消费税致贫”论，称没有有形财产的劳工大众虽不曾缴纳直接税，但因购买高价日用品而缴纳了高额消费税，其合法权利同样遭到侵犯，因此有正当的权利要求激进改革。他驳斥了保守派鼓吹的劳工因不缴纳直接税而没有参与公共事务权利的观点，认为事实恰好相反：

　　“他们称你们是暴徒、贱民、渣滓，是一大群猪猡，还说你们的意见等于零，公共集会完全不干你们的事。……收税员虽不曾直接向你索要税款，但是你使用和购买的很多物品都是征了税的。你们的鞋子、食盐、啤酒、茶叶、糖、蜡烛、肥皂、纸、咖啡、窗户的玻璃、砖头和瓦片、烟草等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日用品你们都是缴纳了税款的，即使是你们吃的面包也是纳了税的。在很多时候你支付的消费税几乎高达物品价值的一半还多；而这些征税的税款都被用于供养领干薪的人！”⑨在发表《致劳工大众书》的同时，科贝特通过出版廉价报纸开辟了直接面向劳工大众宣传的新渠道。19 世纪政府向报纸征收印花税，使其售价至少要 7 便士一份，远远超出工人读者的购买力，⑩但廉价出版物小册子并不在缴纳印花税之列，科贝特发现这一漏洞并出版小册子形式的报纸、售价仅两便士的大众版《政治纪事》（Two -penny Political Register），面向劳工大众宣传激进主义。这一新策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廉价报纸在劳工读者中创下每周四到五万份的销量，超过当时公开发行的任何一份报纸，《泰晤士报》在19 世纪三四十年代销量也仅有三、四万份，而内政部档案称从主日学校到工人阶级聚集的酒馆和俱乐部等集会场所都有科贝特的读者。

　　刊登《致劳工大众书》的一期更是创下纪录，到 1817 年底总共卖出 20 万份，自潘恩的《人权论》出版以来，还没有哪一作品有如此的销量。激进派班德福在回忆录中记载了科贝特激进思想对劳工大众的显着影响：1815 年战争结束时国内的形式如布满干柴，此时《致劳工大众书》出现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这时，科贝特的文章突然权威起来了，……在所有这些工业区，以及许许多多苏格兰的工业城镇中，几乎每一座村舍炉边都在读这些文章。

　　文章的影响很快就看出来了，科贝特给读者指出苦难的真实原因-劣政；指出适当的纠正方法-议会改革，骚乱很快就很少见了。”瑏瑢在激进思想广泛传播民间普遍要求变革的情况下，激进派发起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请愿运动，在各地征集请愿要求议会改革，到 1817 年初总共提交 527 份请愿书，征集签名总数在 60 到 100 万之间。不幸的是，战后波及全国的激进运动未能促成改革，议会先以“不合体例”为由退回大部分请愿，紧接着利用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暴动的契机打击激进运动，中止了《人身保护法》，并颁布《反煽动性集会法》。政府指控科贝特阴谋煽动革命瑏琐，专门出版报纸《反科贝特或每周爱国纪事》进行反宣传，白色恐怖迫使科贝特出逃美国，激进运动再次跌入低谷。

　　三

　　20 年代后期，英国社会形势发生变化，激进改革的契机再度出现。辉格党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长期处于在野状态，他们为重获政权进行自我革新，靠拢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公开表示支持议会改革。但是，所有变革的尝试都遭到托利党坚决抵制，党内保守派长期把持权力，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压制劳工大众的改革运动，对于中等阶层的温和改良建议也无情拒绝。事态表明，只要托利党仍掌握权力，无论任何性质的变革只要碰触到腐败的旧制度都不可能和平实现。为开启变革的闸门，中等阶层和劳工大众不得不与托利党展开坚决的斗争。

　　1829 年，威灵顿政府颁布法令在政治上解放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引起托利党内部分裂，给改革事业带来曙光：既然天主教徒不得竞选公职的古老信条可以修改，支撑腐败的旧制度的落后选举体制为何不能改变？ 在科贝特等努力下，沉寂多年的激进运动再次兴起。1830 年 7 月，欧洲大陆法国和比利时相继爆发人民革命，极端反动的波旁王朝被推翻，七月革命鼓舞了激进派，改革运动进入高潮。此时科贝特公然违背政府限制激进派活动的“六项法案”,恢复面向劳工大众的宣传，重新出版无印花报纸《两便士垃圾或工人阶级政治》，并向伦敦的工人阶级发表系列演说。鉴于托利党长期把持政权拒绝任何改变，必须动员民众进行坚决斗争，科贝特以前所未有的激烈言辞抨击腐败的旧制度。他追溯了近代早期新教改革以来英国历史，宣称 17 世纪新教改革之前的英格兰是真正的“快乐的英格兰”,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修道院地产和什一税用于服务劳苦大众，但宗教改革中贵族用暴力手段攫取天主教会财产，由此剥夺了劳工大众正当的社会福利权益，造成种种社会弊端。此后的“光荣革命”实际上也并不“光荣”,它在法律上认可贵族对穷人的掠夺，垄断政权的贵族则继续侵犯国王和民众的正当权利。尽管如此言辞激烈地抨击贵族统治，科贝特仍不主张彻底摧毁现存体制，称激进派要求的仅仅是一个“真正的下院”,人民在宪政体制内能得到真正的代表，但他强调贵族必须接受改革，否则将会面临爆发内战的危险：

　　“当我提出议会改革，他们说我意图革命……你们称自己为人民的代表，但事实上只是贵族和大臣的代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革命，叫做”光荣革命“,如果一个革命是光荣的，另一个为什么不是呢？ ……我声明，我的确想要一个革命（掌声），但革命是什么？ 这个词的意思是变革，别无它意，通常用在政治方面，代表着巨大而根本的变革……必须是议会真实而有效的改革。”

　　结束伦敦演说后，科贝特马不停蹄地前往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此时农业区正普遍遭遇粮食歉收和经济萧条，多地向议会请愿要求拯救农业，遭到拒绝后民间不满情绪骤增，地方报纸上出现抨击劣政和要求议会改革的声音。到 1830 年冬季，各地农工失业和贫困问题严重，长期积聚的不满在严寒刺激下爆发，肯特等郡县出现劳工骚动现象，科贝特巡游至此发表演说，宣称如今改变命运的重任落在民众肩上，英国劳工应效仿推动七月革命中的法国民众，“应该发发脾气显示实力”.

　　聆听演说的贵族阿斯波海姆伯爵评价道：“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见过这样的叛国者……他谴责苏塞克斯的劳工没有效仿肯特劳工的榜样，在这里受苦的人通过毁坏压迫者的财产来伸张他们的权利”

　　.科贝特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激化了农工郁积的不满情绪，各地零星骚动演变为大面积的纵火，表明一场暴动已经发生。内政部档案显示，南部各郡治安法官纷纷给内阁大臣写信，报告当地愈演愈烈的骚乱。尽管皮尔频繁派遣官员、警察和密探前往暴动地区平息骚乱，动荡的局势始终难以控制，民间已掀起激烈的反贵族情绪，托利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再不接受变革整个贵族政治面临崩溃的危险，辉格党的智囊人物悉尼·史密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解散议会已是势在必行。托利党人当然想要苟延残喘，维持现在的议会，但是这些笨蛋应该知道：如果不接受格雷伯爵，就得接受科贝特”。

　　1830 年 11 月，托利党政府最终在反对派包围下垮台，主张变革的辉格党上台执政。他们立即颁布议会改革方案，提议取消衰败选区将席位转让给新兴工业城市，同时扩大选举权至有一定财产者。贵族主动变革姿态随即得到激进派欢迎，尽管草案将劳工大众排斥在政权之外，科贝特等激进派仍声明支持辉格党，称提案虽不完全如人们所愿，但至少部分削弱腐败的旧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可以使理智的人得到满足”.1832 年 6 月，辉格党改革提案正式成为法律，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改革实现了。

　　四

　　1832 年议会改革是 19 世纪激进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改革虽未能一夜之间铲除整个腐败的旧制度，但其赖以存在的根基已被削弱，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被打破，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得到参与政权的机会，由此开启了近代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又进行第二和第三次议会改革，民众政治参与程度进一步扩大，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从贵族精英制向大众民主制的过渡。科贝特在激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生前一手推动民众激进运动的发展和 1832 年改革的实现，身后思想遗产传递给宪章派等新一代激进主义者，引导他们为改革事业奋斗。具体来说，科贝特对 19 世纪激进运动和社会改革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温和的政治改良而非暴力革命为目标，引导劳工大众放弃暴力活动转而支持议会改革，不仅壮大改革运动队伍，也为议会改革的和平实现做出贡献。近代欧美国家转型时期都曾面临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英国通过三次议会改革逐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期间没有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曲折反复，基本和平实现变革，钱乘旦教授认为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体现出鲜明的和平性、稳定性和渐进性特征，开创了社会变革和平实现的范例，在世界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瑏莹除了保守派承认变革、适时退让之外，政治改革和平实现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激进派尊重传统接受渐进性变革，在这方面科贝特堪称典范。

　　科贝特始终以维护英国自由传统和宪政制度为原则，坚持议会改革为实现权利途径。1816 年转向动员劳工大众时特别强调应通过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实现变革，指出英国人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却不要任何全新的东西，只需改变旧的做法以适应新时代，但根本原则即自由传统和宪政制度必须保留，否则严重的混淆将不可避免。1830至 1831 年激进运动高涨的时刻，科贝特曾呼吁劳苦大众效仿法国革命行动，《政治纪事》甚至出现“乡村战争”的口号，称劳工在食物而战斗，暴力行动是坏的，最终结果却是好的，纵火和捣毁机器将会使十一税降低等瑐瑠，事后承认一手推动“斯文暴动”.1834 年科贝特在自传中写道：“我的《新教改革史》和《穷人之友》造就了斯文暴动的劳工”.上述言论看似与其一贯坚持的改良主义路线相背离，但仔细考察并非如此，科贝特掀起“斯文暴动”的目的并非发起革命，而是促使贵族集团接受改革，辉格党人上台后《两便士垃圾》立即呼吁农工停止暴动支持改革即说明这一点。此外，“斯文暴动”中乡村劳工捣毁农场主谷仓、向教士索要什一税等也并非革命暴动，这些行动始终遵守乡村的传统习俗规范，未曾超越所谓的“道德经济学”范畴。实际上，科贝特动员农工运用传统抗议方式表达对劣政的不满，促使统治阶层接受变革，改良主义贯穿其行动始终。

　　其次，科贝特的思想遗产被后代激进派继承对 19 世纪中期的宪章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他深切同情社会转型时期的劳苦大众，其众多政治作品专为劳工写作，启迪他们的权利意识，鼓舞他们为维护合法权益而斗争，《英语语法》、新教改革史》和《穷人之友》等作品都在劳工中广泛传播，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劳苦大众进行最初的政治社会启蒙。他不仅被后世学者誉为“社会过渡时期的保民官”（tribune of the people）和“工人阶级的施洗 者 约 翰”（ John the Baptist of the workingclass），更在 19 世纪劳工运动中拥有极高的声望。1834 年改革后的议会通过惩戒劳工的《济贫法修正案》，新的激进运动宪章运动由此兴起，科贝特的思想遗产被宪章派继承，政治作品多次再版并在宪章运动中广泛传播。宪章运动的主体是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工人，曾经拥有独立经济地位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洛维特、文森特和奥布莱恩等杰出的宪章派都有广泛政治阅读和较高的理论水平，认同科贝特的激进主义，主张通过渐进政治改革而非暴力革命的方式维护权利。宪章派呼吁劳苦大众为实现普选权而斗争，三次组织全国性的大规模请愿活动，运动的主流始终坚持合法斗争路线，与 19 世纪初期的激进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科贝特对 19 世纪初一系列社会弊端进行尖锐批判，呼唤公平正义价值观，对近代英国逾越社会转型陷阱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政治和社会发展滞后，转型期潜伏着一系列危机：腐败的旧制度的存在使土地贵族成为封闭而腐朽的社会集团，阻碍社会进步；中等阶层精英没有机会参与政权，对社会不满情绪严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底层劳动者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上述问题在 18 世纪末已经突显，统治阶层中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小皮特曾三次提出议会改革，但暴烈的大革命使贵族阶层心生恐慌，19 世纪初在托利党领导下坚决抵制任何变革，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此背景下，科贝特发出类似 19 世纪末美国进步主义者的呼吁，并巡游英国各地深入了解民情，对贫富分化、民生艰难和劳工贫困等“丰裕年代的贫穷”现象做了详尽描述，先于保守党政治家迪斯雷利指出“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也不会安全”.《政治纪事》在三十多年间频繁揭露社会问题，呼唤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使社会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 世纪后期保守党和自由党竞相出台改革计划，逐步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措施使英国成功逾越社会转型陷阱，而科贝特对此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