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的纸媒业发展迅速,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这些报刊史料中有大量历史人物的记载,作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客体,而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从过去的清廷重臣进入了尘封的历史.这些报刊中有大量关于李鸿章的信息记载,涉及面非常广,几乎涵盖了其一生中所有重大事迹, 当时社会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从报刊史料来看, 主要塑造了三种形象:"功臣"形象,"罪人"形象和"时代"形象.

　　1 "功臣"形象

　　这一方面的报刊主要是回顾李鸿章一生为清廷所办的一系列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大事上去探讨其人生功业,称之为"功臣","他活了七十八岁,代我们干了不少艰难的事业"[1]62,死后赠太傅,封一等肃毅侯,由其子李经述袭其爵位,入祀贤良祠,以此来表彰其一生为清廷所做的巨大贡献. 以至于"那是欧洲人只知东方有个了不得的人物李鸿章,而往往不知中国的国名"[2]29.

　　首先,是赞其在军事、办洋务上之功.李鸿章出仕正值太平天国运动之时,而后又暴发北方捻军起义,在清廷内忧外患之时,李鸿章回乡办团练,助曾国藩平叛乱, 而后建立淮军,"练淮军助曾国藩破洪、杨之乱后,克复苏、常也是清代史上的功绩……平捻之功, 李鸿章实是功臣中之个可纪念的人物……治军练将是清代诸将中的上将 "[2]29这里主要是从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捻军起义以及在创办淮军管理兵将上对清廷所做的功绩去评价他的,而这也一举奠定其"咸同中兴"功臣之重要地位.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后,作为当时变法图强的"先知先觉者","鸿章出其全力苦心倡办洋务"[2]57. 有舆论认为这是其眼光方面的过人之处,光绪九年, 李鸿章和曾国藩联名上奏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特别在军事学识上尤注意造就人才"[3]30-31,这里民国学者们主要在探讨李鸿章在清末国际大潮已进入西方工业时代,民族危机渐深之时,办洋务;向西方学习新式武器制造法、新式练军法、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具有近代性质的举动符合当时时代的发展潮流,符合近代化的发展方向. 这方面也当是李鸿章为"国家民族"所作的一大贡献.同时认为其所办洋务对后来的民国也是意义重大的"民国初年的西洋物质文明的一切,都是李氏维新事业的遗迹"[4]18.

　　其次,在外交方面之功. 李鸿章的后半生几乎都与中国当时的外交事件紧密相连,他所办的外交似乎就像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天津教案"、《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交涉和条约的订立无不经李鸿章之手,其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而这一时期民国的一些报刊传媒对于李鸿章在中国外交史上之地位以及他的外交才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清朝后期的中国所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的纷纷侵入,"交涉事务因此日渐加多,清室乃专任李鸿章去办理,故清末的外交,无论大小都是经过李鸿章之手的. ",以至于时有舆论[5]420称之为当时 "满清唯一的外交人才"[6]48时人有称"李鸿章为一位大的外交家, 以为当时列强很想瓜分中国,而中国所以能够依旧生存下去,颇有赖于李鸿章的力量"[5]420. 把李鸿章的外交才干与国家存亡相连, 突出其外交政策对于维系清廷统治的重要性. 当时的着名学者左舜生对当时有些人妄议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鸿章"以一身当国家对外之冲,论才气、论资望、论声名流传之广远、论耿耿谋国之孤忠,似尚无一人及李鸿章者"[4]23. 足见当时部分学者,报刊舆论对李鸿章外交才识的赞赏.

　　再次,在政治才能方面.李鸿章以翰林起家,历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协力大学生等显赫官位.足见其政治能力在当时的水准.当年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回忆说"李鸿章之风度,却使余所得印象特深,此次真可称为一位大政治家"[4]34. 当时西方很多学者称李鸿章为"中国的俾仕麦(俾斯麦)".从中亦可看出当时的一些社会人士对李鸿章政治才能的肯定,正是这方面的政治才能使他在维系清廷的统治得以延续, 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上起到很大作用.

　　已对当事民国政局混乱,军阀割据现状的痛心和对强有力政治人物的一种呼唤.最后,在经济方面的才能. 李鸿章一生中很大一部分光阴都与洋务紧密相连, 从十九世纪 60 年代到世纪之末,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他也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以及当时他争取的一些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政策,对当时以至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近代化起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作为当时维新运动的重要部分,李鸿章以其当时的地位,影响力去创办洋务,时人有言"清代维新运动,倡之者非一人,而以合肥李鸿章晚年主之最力,鸿章位隆望重,其言论遂为朝野中外所注目"[7]52时人有称之为"中国近代企业创始者第一人"[6]48从中亦可看出当时的舆论对李鸿章之于中国经济以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在这种"功臣"形象的背后,我们认为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影响着当时报刊舆论对这种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民国的中国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割据,政局混乱,民族危机,矛盾有增无减,而此时宣扬李鸿章之"功",无疑是为了启迪当下,尤其是近代化问题, 那是民国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而李鸿章作为近代化先知先觉者,"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 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作出的种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举动,在当时社会无疑都具有与一种启迪作用,值得社会的反思与研究.另一方面;近代思想的传入,和各种新式学校建立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思考社会,分析人物渐渐全面,不在片面的以表面成败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

　　2 "罪人"形象

　　这一方面的报刊主要是诟病李鸿章在近代中国一系列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和外交方面的丧权辱国去塑造他的"罪人"形象.

　　军政方面;当时的舆论有言"淮军二十余年训练,毫无成绩可言"[8]4平定太平军时,克复苏,常实属"侥幸",认为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大都是坐收人之利"[8]4,而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结局,甲午中日战争,作为当时主持北洋军务者李鸿章"无论事前事后,都要负着极严重的责任"[9]36;而其性格上的某些缺陷也是被看作他无法挽救中国的原因之一,当时有报纸舆论认为"鸿章略具枭雄气概,而缺乏驾驭群伦之铁腕, 在彼灵魂中犹不免存有妇人之仁"[10]6;有人言李鸿章虽然致力于洋务,但没真正看清西方强国的强国本源之所在,"徒知效法西洋物质建设,而不明西洋所以富强之本源"[10]5; 清末世界潮流已形成以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 世界早已连成一个整体,要想在国际竞争中避免溃败,国际性的视角与外交手段都是不可缺少的, 而导致这一系列军事上失败反映在现实中则归罪于李鸿章"李鸿章近视眼的政治精神与态度"[11]17, 目光短浅,看不清世界发展形势,"如果李鸿章是一个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应该励精图治,痛除私弊……但李鸿章则不然,对于内政一点也不过问,专门在外交上玩弄花样"[5]422. 最后换的个"以夷制夷终为夷所制"[4]17的悲凉结局. 同时当时的部分报刊舆论认为李鸿章麻木不仁,鱼肉百姓以博取最高统治者的欢心,民国三十六年(1947)《宁波晨报》一篇题为《李鸿章政治学》就报道过这样一件事, 大意是说李鸿章当年出访欧洲时和俄国外交大臣说自己在任北洋大臣时, 当时直隶省发生瘟疫,每天死几百人,但他依然会向朝廷报告"庶民无恙",此外民国八年(1919)年第 11 期的《广益杂志》载有一篇《李鸿章督粤论》的文章,言李鸿章当年任两广总督在广州"打黑"时,所杀"盗匪"多为平民. 以博取统治者欢心和提升名望.

　　外交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身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几乎亲手办理或经手晚清中国所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自然是当时很多批评者口诛笔伐的对象."论者多以李氏亡清当国,构约丧权,割地赔款,辱国误民"[11]94;有言"李鸿章是陷中国于次殖民地的大罪人"[3]32.可见当时有部分舆论将中国之败、之耻、之辱皆归罪于当时主办外交的李鸿章.即使有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也不能辞其咎"[5]420. 首先;拥有近代思想的部分学者认为"外交政策的第一要义贵能洞悉当时之国际环境,并利用各国的矛盾以求达利我之目的……李鸿章尚未能也"[5]420. "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为当时国际社会中惯用的外交手段,而"李鸿章用之,除了中法越南之役外,没有一次不是失败的……昧于国际公法,李鸿章就是因为不知道国际公法所以起了中日大战"[5]420. 而访欧期间与俄国所订的《中俄密约》在当时有舆论认为"种下后来几十年的祸根". 从方法手段和效果全面否认李鸿章的外交政策.

　　这种"罪人"形象的塑造亦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延续了将晚清一系列辱国战争,条约归罪于李鸿章的传统式评价, 给其贴上 "国贼","民贼"等标签. 另一方方面;由于当时的中国国情日趋恶化,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国难当头,而李鸿章尤为时人所唾弃莫以甲午中日战争为最, 借以批评当时国民政府"不重视海防,乃海寇肆掠至此,国几不国,无政府对于海防之认识,迄未有所表现者"[9]94,以古论今,警示国民与政府.

　　3 "时代"形象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当时部分舆论看法类似于梁启超,有的报刊就直接指出了当时批评李鸿章的很多学者大部分是 "在封建基础上,建立着西洋文明的态度"[4]17,片面的将当代思维模式强加进李鸿章所处时代.这一方面的报刊主要是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情去较客观的分析和塑造李鸿章形象.

　　军政方面;当时的民国报刊中也有很多从李鸿章所处时代特征去评价李鸿章,而不是从一些表象去给他盖棺定论,有言认为他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产物"[12]173,"是一个被动的英雄,一是时势所造的英雄",有言李鸿章"竭力提倡新式军器和新式练军法,只是清廷的王公大臣脑筋顽固,皇太后又晏于安乐,以海军费大修颐和园,结果在历史上造成无限侮辱"[3]31认为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失败根本不在李鸿章,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完全由于各省割据已形成,中央徒拥虚名,而无实力,德高望重如李鸿章亦莫能挽回頽运于万一"[7]54, 当时李鸿章虽位极人臣,而实际掌权者上有慈禧太后,满族贵戚,此外所办洋务需大量资金,而当时的资金大量源于各省海关,可各省官员实力较大,中央很难完全管制,而李鸿章"直接所辖区域仅直隶一省,户部不足靠"[12]176,所以李鸿章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习于保守,惮于振作,自然不能有作用"[13]29;这些报刊舆论从当时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等因素分析了李鸿章所办洋务自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罪不在李鸿章之身,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集"无耐","悲剧"于一身. 李鸿章处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也应了后人为他所写的同情之联:"言战言和两不支,可怜一代中兴将"[14]36. 一定程度表达了民国时舆论对其所处环境导致的一系列"失败辱国"的一种原谅吧.

　　外交方面;李鸿章后半生主要致力于外交事业上,时人常以成败论英雄,但也有很多报纸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关于李鸿章所办的外交,"我认为是没有成功的,但我承认这也不是李鸿章个人的完全失败,因为当时清廷的腐败,士大夫又顽固不堪而自大妄尊……不知者以为是李鸿章误国"[3]30-31.

　　外交上的失败很多源自于未看透国际形势,而对于这方面的感悟,也是大部分中国人后来才"被迫"知道的事实,有言认为"不应该拿来作为批评的根据,在当时他还有一个政策,别人则袖手无策,他还有半知,别人则全不知,李鸿章不能救国,他人无须说"[12]18. 他一生所办外交无数,"虽均失败,但弱国无外交, 外交的失败, 岂能归罪于一人"[3]30.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环球之旅",同时也是唯一一次,身为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由于国情风俗的不同,而闹出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的笑话, 但民国的报纸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言"这是外国人向来看轻中国人而不尊重中国习俗的缘故"[15]1242.

　　这种"时代"形象的塑造,我们认为是部分学者结合当时的国情,世情所做的一个反思,在肯定李鸿章对中国历史的客观贡献后, 开始反思是什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悲剧, 洋务运动和外交的失败不是李鸿章一人之失败,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败,只有拥有一个清明的政府,一个富强的国家,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这也折射出当时部分学者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

　　4 结语

　　历史上对人物的评价"唯才唯德",盖棺定论,而处于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李鸿章因其在复杂时代背景下的复杂经历,成为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对他的评价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伴随着当时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在打破传统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局面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正是这种多元化也导致了舆论界在不同思想指导下,不同政治背景下,不同阶级立场上对李鸿章的评价形成很大的差别,从而把李鸿章塑造成"功臣"、"罪人"、"时代形象"这三种形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随着社会的进步相对准确全面了,但不同形象的塑造还是有失偏颇,尚未达到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去全面分析和评价李鸿章的功过是非,去塑造一个客观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史奇生.李鸿章:拙编清代名人评传第五章[J].江苏学生,1934(2-3).

　　[2]李季谷.李鸿章与俾士麦[J].宇宙文摘,1947(6).

　　[3]刘鹤德.中国外交史上的李鸿章[J].复旦实中季刊,1927(3).

　　[4]刘广惠.评李鸿章[J].史地社会论文摘要,1935(11).

　　[5]周霞.论李鸿章的外交政策[J].上海周报,1941(13-21).

　　[6]黄纪声.李鸿章与近代中国企业[J].中国工业,1943(2).

　　[7]德昌.李鸿章之维新运动[J].清华周刊,1931(2).

　　[8]李季谷.李鸿章与俾士麦[J].读书通讯,1947(129).

　　[9]张健甫.谈甲午战争的李鸿章[J].前锋,1940(1).

　　[10]罗尔纲.李鸿章评传[J].文史杂志,1944(3-4).

　　[11]李鸿章对于国防之认识[J].海事月刊,1933(10).

　　[12]蒋 廷韍.李 鸿章 -三十年后的评论[J].政 治学论丛,1931 年创刊号.

　　[13]将 星德 :总理上李鸿章书的分析研究[J].三 民主义半月刊 ,1945(11)

    [14]耐烦.咏清宫外史人物:李鸿章[J].台糖通讯,1947(21).

　　[15]左舜生.中日外交史上之李鸿章[J].外交评论,19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