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州位于广西东北部，地处湘、粤、桂三省（区）连接地带。“五岭”之萌渚岭、都庞岭在辖区内呈东北-西南方向排列。考古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起便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且由于其地处潇贺古道上，秦至唐前期，这里一直是中原进入岭南最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地理区位非常重要，历朝统治集团都在此密置行政区、修筑城池、防守重兵[1].
　　
　　锡作为制造青铜器最重要的辅助原料，其重要性在青铜时代已引起统治者的关注。历史上，锡被用来铸钱和铸镜。近现代，人们则用它来制造军工机械等。可以说锡一直是被统治者高度重视的稀缺资源。同时，锡料的来源也是考古学界在解决青铜文明起源热切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2].因此，对锡矿开发进行史学研究十分必要。
　　
　　地处岭南的贺州以其丰富的锡矿资源储量闻名，很早就参与到与中央政权的政治互动关系中来，其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变迁史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权力的需求。近现代以后，矿业的发展则更多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因此在梳理贺州锡矿开发历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伴随着政治格局的变换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贺州锡矿的开采也经历了相应的阶段性兴衰起伏。
　　
　　古代锡矿开发
　　
　　汉及以前
　　
　　自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置南海郡始，贺州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之下。秦末赵佗建南越国时属南越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临贺县，属苍梧郡。但贺州开采锡矿究竟始于何时，史籍中却未见明确记载。最早记载贺州产锡的有可能是具体成书年代不详的《神农本草经》，书中载有：“粉锡，……一名解锡，生桂阳山谷”[3].有学者认为，如《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战国，则书中所称之“桂阳”应为桂岭之阳，即现今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南面的大片山岭。如成书于西汉早期，按南朝梁国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锡，《本经》云生桂阳，今乃出临贺，临贺犹是分桂阳所置”.即汉武帝设临贺县之前，这片区域虽实际由南越国控制，但西汉政权不予承认，临贺在西汉的版图中仍被划入桂阳郡[4].又按李时珍《本草纲目》：“（别录曰）锡生桂阳山谷。（弘景曰）今出临贺，犹是桂阳地界”[5].如以上推测成立，则贺州地区极有可能早在西汉之前便进行了锡矿开采。清光绪十六年版《贺县志》也认为贺州自汉代时已有采锡坑厂[6].
　　
　　由于缺乏考古实物证据，目前仍无法确知汉及以前贺州锡矿的开采情况。一方面因为贺州锡矿持续开采时间跨度长，尤其是近现代大规模的机械开采，对老矿窿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老矿脉很难完整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是矿山间的盆地和平原村庄较密集，古代冶炼遗存物也难以留存下来，这些都为重现贺州锡矿的开采历史造成困难。1999年12月被公布为贺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庙山矿窿遗址，年代范围之所以被定为汉代至清代，原因是贺州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曾在大庙山北面的油茶山上捡到汉代陶鼎的鼎足，并且证实当时附近山坡地表散落着许多陶片、青铜残片等古代遗物。从考古资料来看，贺州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不多，但独具风格，既有典型的中原器物和楚式器物，又具有浓郁越文化特点的本地器物，如青铜靴形钺、斜支足鼎、越式青铜剑等。这充分表明当时的贺州与中原、湘楚和西部地区存在文化上的交流，这也与贺州重要的地理区位相符。1991年7月在贺州沙田镇龙中村一处岩洞葬中出土18件青铜器，包括具有越文化特征的铜鼎、铜罍、铜盉、钺、牺尊，以及一面饰竞渡纹、牛纹的石寨山型晚期铜鼓，年代定为战国。考古发掘者认为这批器物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吸收滇楚元素，在当地铸造的土着越文化青铜器[7].如该批青铜器确为当地铸造，则极大可能是就近取材冶铸而成。但即便如此，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与贺州丰富的铜、锡矿产资源相比仍显得十分稀少。而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青铜器已没落，进入铁器时代，对锡矿资源的索求远不及夏商周三代强烈，开采锡矿运往内陆和中原的可能性较小。不过战国晚期至汉代是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出现和发展的时期，与贺州相距不远的北流铜石岭同时期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铜矿开采和冶铸。铜鼓是岭南重器，通常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器型巨大，出土数量众多。上述三型铜鼓的流传时间从汉至隋唐，大批量制作需要一个长期的、稳定的锡料来源供给，贺州无疑是最方便最可能的锡料来源地。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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