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琬法师发起的石经镌刻事业在隋唐时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为云居寺的寺庙建设、佛事活动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广阔的前景。唐代的云居寺盛极一时，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寺内修建的石塔多达三十余座; 虽然留存至今仅剩七座，却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且最为集中的一批石塔。其中位于云居寺北塔周围的四座石塔———分别为王璬石浮屠( 景云二年) 、田义起石浮图( 太极元年) 、李文安石浮图( 开元十年) 和郑玄泰石浮图( 开元十五年) 保存较好，形制相近，造型典雅，图案精美。

　　尤其是这四座石塔塔身上的铭文，字迹基本清晰，内容大体完整，纪年颇为明确，并且修建的具体时期相距不远，即集中于公元 711 年至 722 年范围之内，对研究北京及周边地区唐代前期佛教文化、风俗、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较早对于这四座石塔铭文加以关注者见于明代，《帝京景物略》卷八“石经山”条下称之为“碑”。

　　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臻于鼎盛，并影响至民国时期，官方政府和诸多私家学者注重对前代金石文字材料从多方面进行整理和探讨。在此学术背景之下，云居寺这四座石塔及其铭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董诰等人编的《全唐文》、王昶的《金石萃编》收录了这四座石塔的铭文; 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利用石塔的铭文对唐代折冲府府名加以订正和补充; 叶昌炽则对石塔铭文的义例、书法进行了评析等等。近年来，或许是学界将目光都聚焦于云居寺保存至今的大量宝贵经文上，因而对石塔铭文的研究未能深入和拓展，仍局限于拓片的公布和文字的整理，主要成果有北京图书馆( 现国家图书馆) 金石组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合编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编的《云居寺贞石录》等。上述诸家，除钱大昕和叶昌炽从传统金石学角度，运用考据学方法对四座石塔的铭文稍加探讨之外，其余均局限于材料的初步梳理，至今缺乏较为全面的审视。另外，鉴于上述诸家在录文和援引中存在着一定疏漏，如《金史萃编》中《王璬石浮屠铭》的年代误记为“景云三年”，《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误以“义冲”任雍州兴国府右果毅都尉，等等。因此，本文以铭文的拓片为依据，以诸家的录文为参考，在前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拟对这四座石塔铭文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一、四篇铭文的定名辨析

　　清王芑孙在《碑版文广例》中云: “冠之碑首谓之额，冠之篇首谓之题。”

　　则这四座石塔上所刻铭文的首行文字相当于篇首，可称之为首题。如前人所言: “唐人则变古开新，然唐人于诗题皆各有所致意，故所以题其文者亦不苟，学者所宜识也。”了解和探讨唐代的石刻文字材料，首题部分应给予充分的关注。根据这四座石塔铭文的首题，其分别自名为“石浮屠铭”、“石浮图颂”、“石浮图铭”和“石浮图铭并序”。浮图，或写作浮屠，“窣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 “塔，西域浮屠也”。因此，文中浮图或浮屠即指佛塔。若从佛塔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这四篇铭文可以宽泛地称之为塔铭，即指塔上所镌刻的文字。而严格地从金石学的角度来看，则应遵循其自名，称之为浮图( 屠) 铭。塔铭，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将其列入墓志铭之类; 叶昌炽也有同样的看法，“释氏之葬，起塔而系以铭，犹世法之有墓志也，然不尽埋于土中，或建碑、或树幢”。而浮图铭，“然石刻中自有石浮图一种，与诸塔铭不同，与后来诸建塔碑亦不同……”。结合石塔的性质和铭文的内容来看，自名为“塔铭”者，塔多因安葬已故僧侣而建，造作者亦多是僧侣，其文则多为纪念僧侣生平和功德而作; 而“浮图铭”者，塔多为世俗信众所立，造作者亦多是世俗信众，其文则以祈福发愿为主，而与丧葬无涉。从流行的时间来看，“塔铭”长期存在; 而“浮图铭”者，出现的时间较晚，延续的时间也较短，“滥觞于魏，孳乳于隋，至唐开元、天宝间而极盛。

　　然自此戛然竟止”，即主要流行于唐代，以后则罕见。由此可见，佛教建筑中浮图( 屠) 可等同于塔，但涉及相关的铭文资料，“浮图铭”与“塔铭”还是具有较为分明的差别的，在探讨其义例和文体时确应加以区分，以求“俾夫考古者知古人用意之所在”。云居寺这四座石塔的铭文具备了上述“浮图铭”特点，是同类石刻文字中的典型作品。查《全唐文》《全唐文补编》等书中所录，现存的唐代自名为“浮图铭”者的数量颇为有限，远远少于自名为“塔铭”者; 而云居寺这四座石塔上的铭文，约占同类作品中的 1/10，比重较大，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另外，依其形制，这四座石塔的塔身皆为方形，建筑体量较小，造型简练，加之铭文内容集中于祈愿，即从“形”与“实”的综合角度来看，此类石塔上承北朝时盛行的造像碑，下启唐代开始流行的经幢，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佛教石刻建筑和艺术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石塔修建时间的分析

　　关于石塔修建的具体时间，《田义起石浮图颂》中记为“仲春八日”，“二月仲春，亦曰仲阳”，即为农历二月八日。除此之外，其余三座石塔均立于“四月八日”。农历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为佛教中的重要节日，是释迦牟尼佛的诞日。关于佛诞日，由于印度南传、北传佛教记载不同，又涉及与汉地历法的换算( 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 ，因此有关释迦出生的具体月份的说法存在着差异。魏晋以来，我国社会便有纪念这两个佛教节日的习俗，《北史》记载: “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 “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于西第在内堂法会”; “每年四月八日，大会平原，各将酒饼，及以净供，从旦至中，酣饮戏乐”。

　　每逢这两个节日，便有设立道场、讲经说法，行像巡游，造幡写经，供佛礼佛等多项活动。在北朝造像题刻的记载中，一定数量造像完成的时间就被有意识地选定在了二月八日或四月八日，“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他们渐已开始按照佛教年历把一年的日子加以区分，懂得哪些天具有重要的佛法意义，并开始趋向于更多地选择这些天作为造像的日期”。从目前可知的唐代北方地区的有铭石塔来看，建塔的时间存在着不同的情况，如山西省运城市保存的永济东阳朝村天宝八年石塔、稷山梁村大中七年石塔分别建于三月□□日、三月廿五日; 河北省平乡县大理村出土的武周延载元年石塔建于七月一日; 山东省阳谷县天宝十三年石塔建于八月十五日。然而就云居寺而言，除石塔的铭文中将建造的时间选定在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之外，石经山雷音洞中出土的隋代舍利石函上的铭刻将舍利安放的时间也选定在了大业十二年的四月八日; 据统计云居寺石经中有月日题记者 177 则，其中四月八日的就有 146 则。可见，这四座石塔建造时间均在佛诞日，绝非偶然或巧合，而应视为当时以云居寺为中心的社会群体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和深受佛教影响下而形成的区域性风俗。另外，建塔如同造幡写经、开窟树碑一样，是僧俗信众积善修德、祈福消灾的一种方式。将建的具体时间有意识地选定于佛教纪念日，也反映出当地信众对于佛教了解的深化及信仰的自觉，而非浅薄和盲从。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四座石塔的建塔月日存在着二月八日与四月八日两种情况，其中后者占据绝对优势，而前者仅有一例。这与云居寺唐代石经题刻的记载情况相吻合，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的观点在以云居寺为中心的区域内普遍流行并被广泛接受。这一方面是受到北朝以来传统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唐朝官方政府宣扬和提倡的结果。南北朝时期，庆贺佛诞，北朝多在四月八日，而南朝的梁、陈多于二月八日。

　　北齐魏收编写的《魏书》，完成于天保五年( 554年) ，其中的《释老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佛教历史与思想的全面记载和总结，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念，当中记载: “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肋而生。……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

　　以四月八日为佛诞日在唐朝已被官方政府所认定并被社会大众所认同。唐朝官修正史《隋书·经籍志四》中记载: “释迦当周庄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肋而生。”

　　“谨案高上本纪，太圣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斋之日，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是将佛诞日与玄元皇帝降诞日并提，同样纳入国家法定假日体系之中，显示出对佛诞日的重视。“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

　　唐朝最后一次迎佛骨，也是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迎佛骨，“礼仪盛于郊祀……百姓竞为浮图，以至失业”，发生于唐懿宗朝，“佛骨入长安”的日期即被精心安排在了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据上文所述，将这四座石塔建造的日期从“群”的角度综合审视并加以区分，对研究当时佛教文化的社会影响及风俗的形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三、相关折冲府的正补

　　《田义起石浮图颂》中记载有易州石亭府和雍州兴国府，清代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考证: “考《唐书·地理志》: 易州军府有古亭，无石亭，盖字相涉而误尔。府兵之制，唐中叶已废。《地理志》所载诸府名，已不能详。雍州置府百三十一，《志》止得其十一，余皆逸之。此碑末载义起弟义冲，雍州兴国府右果毅都尉，于是又知有兴国府之名。”

　　文中所言，虽于援引之中存在小误，即对照铭文拓片，任“雍州兴国府右果毅都尉”者实为“义隆”，而非“义冲”，但钱氏凭借金石文字考订唐代折冲府，确有发凡起覆之功，且已为不刊之论，后来对折冲府加以考订者，如王昶的《金石萃编》、劳经原的《唐折冲府考》、张沛的《唐折冲府汇考》等等均承袭其说。关于易州所设折冲府，《新唐书·地理志三》: “易州上谷郡，上。……有府九，曰遂城、安义、修武、德行、新安、古亭、武遂、长乐、龙水。”

　　其中记载的九个折冲府中没有“石亭”之名。另据《卫尉卿洪州都督张公遗爱碑颂并序》:“公起家石亭别将。”

　　别将为折冲府所置的武职事官，再结合《田义起石浮图颂》，可知《新唐书》中所记“古亭”确为“石亭”之误。关于雍州所设折冲府，《新唐书·地理志一》: “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开元元年为府。……领县二十。有府百三十一，曰真化、匡道、水衡、仲山、新城、窦泉、善信、凤神、安业、平香、太清，余皆逸。”

　　府名仅有 11 个，所逸甚多。另据《大唐故右武卫将军上柱国乙速孤府君碑铭并序》中记载: “仪凤二年，敕除兴国府右果毅都尉”。再结合《田义起石浮图颂》，可增补“兴国”府名。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唐代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学界依据新出土的金石文字材料对折冲府进行校补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对于“石亭”“兴国”两府，尚无新证，可见《田义起石浮图颂》史料的重要。

　　四、关于“中兴七年”的探讨

　　《王璬石浮屠铭》开篇即言“唐中兴七年岁次辛亥夏四月八日”建塔。查唐朝年号之中实无“中兴”之称，而其年份干支及月日与该篇铭文末尾所记的建塔时间“景云二年岁次辛亥夏四月八日”完全相同，据此可断定，“中兴七年”即为景云二年( 711 年) 。该文不惮烦冗，特书“中兴七年”，寓意何在? 将“景云二年”上溯七年，应为神龙元年( 705年) ，与《王璬石浮屠铭》相呼应，则可称之为“中兴元年”。“神龙”是武则天在位时的最后一个年号，“神龙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 不久，武则天即被迫传位于皇太子李显。唐中宗复辟后，沿用神龙年号，开始大力着手恢复祖制，“复国号，依旧为唐。

　　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故事”。为了标榜李氏重掌皇权和自己“废周为唐”的功绩，唐中宗于神龙元年二月“丙子，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其在同年五月封张柬之为汉阳郡王的册文中也称: “遂得圣祚中兴，皇运光启。”

　　由此可知，神龙元年是为中兴之始，与《王璬石浮屠铭》所记相吻合。但是李显在位时，诸武掌权于外廷，韦后伺机于内宫，加之诸小附和其间，相互勾结串通，形成了旧蔽未除、新祸渐生的政不由己的局面。神龙三年，“右补阙张景源上疏曰:‘伏见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固以式标昌运，光赞鸿名。窃有未安，刍言是献。至于永昌登封，创之为县名者，是先圣受图勒名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更改。今圣善报慈，题之为寺阁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之前闻。况唐运自崇，周亲抚政，母子成业，周替唐兴，虽绍三朝，而化侔一统。况承顾复，非谓中兴。夫言中兴者，中有阻间，不承统历。既奉成周之业，实扬先圣之资，君亲临之，厚莫之重。中兴立号，未益前规。以臣愚见，所置大唐中兴寺观及图史，并出制诰，咸请除中兴之字，直以唐龙兴为名。庶望前后君亲，俱承正统，周唐宝历，共叶神聪。’上纳之。因降敕曰: 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兴之号，理异于兹。

　　思革前非，以归事实，自今已后，不得言中兴之号，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诸如此例，并即今改。”时隔两年，唐中宗便一改初衷，取消了自己提出的“中兴”口号。而后直至唐玄宗时，“中兴”之词不见于朝堂之上。即便如此，唐中宗的复位还是起到了政治上的风向标的作用，很多原本支持李氏和具有眼光的官员和势力仍旧认为李氏王朝可以匡复，大唐中兴可以实现。如王昱就曾在韦后临朝称制、效仿则天之时劝诫上官婉儿:

　　“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兴，天命所在，不可幸也。”

　　具体到《王璬石浮屠铭》，建塔者王璬，守幽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掌鞠狱丽法、督盗贼、知赃贿没入”。考薛讷于武则天时始为幽州都督，景云元年十月“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据此可知，王璬时任薛讷的属官。薛讷为唐初名将薛仁贵之子，在武则天称帝时，借突厥入侵之时，明确表示“丑虏凭凌，以庐陵为辞。今虽有制升储，外议犹恐未定。

　　若此命不易，则狂贼自然款伏”，为日后唐中宗复位起到了积极作用。薛讷之部可视为支持李唐皇室的外部力量。因此，神龙三年之后，“中兴”虽不明见于中朝，却已波及地方; 虽不直书于简册，却已深入人心。此当为李唐王朝转危为安、由衰入盛的原因之一，实不可不查。联系上述种种，可知《王璬石浮屠铭》中所记“唐中兴七年”为研究唐前期的政治局势、社会动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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