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方官学的相关问题已多有研究①.但具体到某一州、特别是资料相对缺乏的北方州县的儒学教育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从现存的两通庙学碑入手,结合地方志,对元代顺州儒学教育作初步探讨.顺州为元代大都路所辖十州之一.庙学即儒学,元代地方官学采用庙学合一的制度,官办儒学都包括孔庙和学校两个组成部分,因此儒学往往又称庙学.北京地区现存有两通与元代顺州庙学相关的石碑,即 《顺州孔子庙神门记碑》与 《重修庙学记碑》,分别立于至顺元年 (1330)和至正九年(1349),目前均存于顺义博物馆.就碑石现状来看,《顺州孔子庙神门记碑》保护较好,除个别地方斑驳不清外,其他地方文字较清晰;而 《重修庙学记碑》剥 蚀 严 重,特 别 是 碑 阳 文 字,几 不 可读②.庆幸的是康熙五十八年及民国二十二年修《顺义县志》中均录有这两通碑文③,我们得以知道其内容.惟 《顺州孔子庙神门记碑》方志中抄录为 《天下通祀碑记》.《顺州孔子庙神门记》乃泰定二年 (1325)马祖常撰文 (《石田文集》未收),五年之后时任顺州知州梁宜主持立石,文章记述了创建顺州孔子庙新门的经过. 《重修庙学记碑》乃至正九年监察御史张囗④撰文,记述了时任知州孙惟孝重修庙学之事,该碑阴刻有立碑时官员与庙学生员名单,可以看到当时顺州设官情况.碑阴内容方志未录,因此极为珍贵.当然这两通碑文是顺州庙学发展的两个片段记载,要想了解元代顺州儒学的恢复发展状况及建设规模,还需辅以其他的金石与方志资料.

　　一、《顺州庙学记碑》与顺州庙学的恢复扩建

　　关于元代顺州庙学,泰定年间知州梁宜撰 《顺州庙学记》史料价值极高.该 《庙学记》曾刻碑立在学宫前,今佚.据 《民国顺义县志》卷一五 《金石志》⑤,该碑民国时尚存.现存三种 《顺义县志》均录有该碑文,详细记载了元代顺州庙学恢复扩建重修的过程.据该碑文,顺州庙学毁于蒙金战争,独存礼殿,四无垣墉,鞠为牧场.郡人曹庭瑞对之加以维护.至元八年 (1271),知州郭干修缮大殿,起盖东西两庑,曹庭瑞又以高价向寺僧买地,得袤⑥三丈,扩大了庙学规模.后来知州段廷珪缮塑邹兖二公、貌七十子,又创建明伦堂.泰定年间,曹庭瑞之子曹伟捐资创建孔子庙新门,又在江浙造古铜礼器二百三十事,及购经史若干万卷捐赠庙学,知州王汝楫建棂星门.泰定末年知州梁宜增生员数、割钱千缗规息以资朔望祭物,此时的顺州庙学 "允冠他州"⑦.从梁宜的这篇 《庙学记》,可以读到如下信息:一、顺州庙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恢复修建过程,到泰定年间才完善起来.这一点与当时北方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蒙金战争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的同时,也摧毁了原金朝的文化教育设施,致使当时北方的文化教育事业濒临绝境.顺州庙学也未逃一劫,沦为牧场.元朝前期地方官及郡人渐次修复扩建,恢复并不快.二、学校的修复有赖于地方官的重视和乡中望族的热心捐助.顺州庙学的历次修建,要么是地方官主持,要么是乡人出己资修建,其中曹庭瑞父子功劳显着,下面将详述.三、从礼殿、两庑、明伦堂、庙门、礼器、经史书籍的完备顺序,可知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庙重于学.元末人曰顺州庙学 "始创盖急尊缓卑"⑧,视礼殿为尊,讲堂为卑,验证了这一点.第四、从"割钱千缗规息以资朔望祭物"句来看,学校朔望祭祀费用有赖于地方官府拨款,由此可推断顺州庙学没有学田.元代北方学校有学田的不多,顺州庙学没有学田也不奇怪.

　　二、其他几通碑文与曹庭瑞父子对顺州庙学的贡献

　　在顺州庙学的恢复扩建过程中,乡人曹庭瑞父子的贡献不得不提.曹庭瑞,仕至宣徽院佥事 (正三品),后追封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顺国公.他官品不低,但 《元史》及元人文集中没有他的相关记载.近来翻看顺义地区方志及石刻,发现一些有关他的材料,因目前对此人情况学者尚没有作过陈述,下面对他作一简单介绍,并将石刻与相关方志内容加以校对,指出方志中抄录的错误.

　　据现存于顺义博物馆的 《曹宣徽善行记》碑,曹庭瑞,字国祥,顺州人.父讳广、兄讳庭玉皆不仕,另一兄庭立⑨以己未 (1259)渡江功为千夫长. "公幼为州吏,迁府吏.至元六年 (1269),尚书省剳俾领应办公事,仍佩以银符.十四年(1277),选充宣徽院令史,无何升承事郎、院主事.十七年,迁奉议大夫同签宣徽院事,寻加中顺大夫,再加中宪大夫,今为太中大夫,如故职也."枢密副使商挺撰此文,赞曹庭瑞有干局,应办公事调度有方,上官倚重.之后罗列了数项曹氏为善之事,最后道出了写作此文的缘由,乃 "众耆老萧佑、刘庆、杨赟等率同辈九十余人,介吾曹人枢密院经历史编丐予文,将揭公之善于石".有如此多的人请求为他立善行碑,可见他在乡里德高望重.曹庭瑞是一个读书人,曾为州 "学之席生",是 "州庠作养所出之人材",为官后以 "儒术饬吏",屡捐资与庙学.商挺此文撰于至元二十三年 (1286),旨在宣扬曹庭瑞善行,未详其以后仕宦,也未详他与顺州庙学兴建的关系.下面我们从其他几个现存的碑刻勾稽曹庭瑞生平仕宦及其兴建顺州庙学之功.

　　现存于顺义博物馆的 《新修白云观碑铭》立于大德八年 (1304),该碑阴刻有捐资人名单,其中有 "资德大夫遥领中书右丞大司农签宣徽院事曹庭瑞"瑏瑦,表明立碑时或此前捐资时曹庭瑞已由宣徽院同佥升为佥事,且又加了中书右丞、大司农的头衔.至泰定四年 (1327)知州梁宜作 《顺州庙学记》时,称其为 "郡人中书右丞赠平章事顺国宣靖曹公"、 "故右丞曹宣靖公",表明此时曹氏已故.

　　上面提到的 《顺州孔子庙神门记碑》,在马祖常所作记文之后,还有一段文字以及至顺元年立石时知州梁宜所作的后记.该部分内容不见于方志,现存石刻也不甚清楚,大致抄录并加标点如下:侍郎以才囗进,乃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顺国公之子,顺公故有善行碑在囗庑下,州人尤爱之.蒲察晋隐德不仕,州大夫同知州事祝献、监州囗囗囗囗囗.明年三月廿四日,翰林待制奉直大夫典宝少监马祖常记,中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王士熙书并囗额.

　　右神门记,经五年未囗,宜惜其事囗文佳,乃勒石寿世庸示后学云.礼部侍郎曹伟后官工部尚书,翰林待制马祖常后官礼部尚书.同官顺州吏目王琢、判官王显敬、同知结囗王天佑、达鲁花赤黑厮.至顺初元六月上吉,知州荏平梁宜谨.

　　据这 段 文 字, 马 祖 常 记 文 作 于 泰 定 二 年(1325)三月二十四日,因在前文中提到泰定元年八月州人蒲察晋来请记.此时曹庭瑞追封为 "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顺国公",与上文 梁宜在《顺州庙学记》中对他官阶的描述一致.总结曹庭瑞生平仕宦,即由州吏-府吏-宣徽院令史-宣徽院主事-同佥宣徽院事-宣徽院佥事,是元代由吏入官仕至高品的例证之一.马祖常与梁宜系同年好友,马 《记》写完五年未刻诸石.梁宜上任顺州知州后,才将这一未竟之事付诸实施,并在立碑时于马祖常 《记》后补了一段记文.

　　"侍郎"即曹庭瑞之子,马祖常记中提到的 "中书礼部侍郎曹伟",是创建孔子庙新门的发起者,为州着姓.他捐白镪二千五百贯,率乡之父老请官府主持兴建庙门,据梁宜所补记文,他后来官为工部尚书.

　　曹氏父子对顺州庙学的贡献主要载于梁宜 《顺州庙学记》.历经蒙金战争,顺州地区原金朝庙学毁于兵,独存礼殿,四无垣墉,鞠为牧场.当时曹庭瑞以儒术饬吏,仕当肇显,恒以庙学久废为歉.

　　课家人薙芜治恶,朝暮不怠.至元八年知州郭干修缮大殿,起盖东西两庑时,因殿后余无数尺,曹庭瑞乃以高价向寺僧买地,得袤三丈,广倍之.曹庭瑞死后,其子曹伟继承先志,于泰定四年 (1327)在江浙造古铜礼器二百三十事,又购经史若干万卷捐赠庙学,所费甚浩.可见曹氏父子皆是重道轻财之人,兵后顺州庙学的维护、扩建、礼器与书籍的置办等方面都有曹氏父子之功.因而梁宜曰,顺州州学 "赖宣靖顺国曹公父子从吏而郭 (干)、段(廷珪)、祝 (献)、王 (汝楫)诸公接武力为,致斯殿 庑 与 重 门、斋 室、庖 库 宏 伟 崇 敞,十 倍 于前".除郭、段、祝、王历届地方官外,梁宜特别提及曹氏父子.正因二人对州学贡献极大,死后皆入祀乡贤.不知什么原因,虽然二人官品不低,但事迹没有走出他们的故乡.

　　三、《重修庙学碑》所见顺州州学诸信息

　　元朝前、中期逐步修缮起来的顺州州学,经风吹日晒,到顺帝初年,两庑 "椽角渐敝而几毁神像",讲堂 "壁饰剥烂,仰 见 瓦 隙,仅 足 以 庇 风雨".至正八年 (1348),知州孙惟孝主持重修,至正九年监察御史张囗作记,并刻石立碑.从该碑可以读到如下信息:

　　首先,庙学重修时间 "至正八年",正是元末全国各地纷纷重修庙学之时.顺帝以六事考地方守令,学校兴举列于首位,这一举措使得地方官尤其重视学校建设,从而在顺帝年间掀起了一个修建庙学的高潮.正如碑文所载: "今为守为令佐王兴化者,俱限以六事.而六事之要,惟学所系为尤重".地方官上任,往往第一件事即是拜谒孔子庙,检视地方学校.顺州知州孙惟孝也是如此,至正八年他上任知州,"下车伏谒夫子庙庭及诸从祀庑序,致奠展诚",礼毕,又检视礼殿、校舍状况.

　　其次,该碑记载了元末顺州州学重修后的规模.此次重修因正殿 "栋宇峻整,翼然如新"而未加修缮,其他如两庑、讲堂、神门等因敝漏都加以重修.修缮后 "东西两庑自南而北皆六十尺有奇,檐隅骞翔而列楹分齐也;大成之门为楹者九,朱碧焜耀而周阿直方也;门南二十步有奇曰外神之门,则疏扇而丹漆、高崇而广廓也;庙之北讲堂南面纵三楹横四楹,则窗户洞明清寂邃深也.其构其饰率皆文不掩质而既致且固".当时北方的庙学建筑模式大致都是如此.相距顺州不远的檀州庙学碑,记载了后至元元年 (1335)知州聂守节上任后重修庙学之事.重修后的檀州庙学 "殿三楹,葺两庑增其楹为六,创神庖,若大成门、戟门、斋舍,仍以故堂废材,又为筑讲堂及教官宅,碑楼共十三楹,绘塑一新,金碧光耀".对照顺州州学,可知元代庙学一般包含大成殿、两庑、庙门、讲堂 (明伦堂)、生员斋舍、教官厅舍、厨房等设施,另有祭祀礼器、书籍等学产.

　　第三,该碑展示了地方官在修建学校过程中的积极态度.此次重修除知州孙惟孝外,州达鲁花赤喜栢笃 (王束)、同知孙约、祷 (王束)砂、判官许让 "同寅共济",都参与其中,司吏张天佑董督工程.此外,该碑还记载了前任达鲁花赤寄童带头捐俸给学校,使学校祭祀及生员饩廪之资无缺.官吏中不乏蒙古、色目人,可见到了元末,蒙古、色目地方官也都重视学校建设事业.

　　第四,该碑阴列有重修时官吏生员名单,从中可以读到如下信息:

　　(一)顺州州学设学正一员,名单中有 "儒学正完哲笃"一条.元初,地方儒学学官设置比较混乱,至元二十一年 (1284)确立了北方儒学教官体例,为路学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学设教授一员,下州学设学正一员,县学设教谕一员.另外,各添直学一员, "掌管本学田产、屋宇、书籍、祭器、一切文簿并见在钱粮".顺州属下州,所以设学正一员.元代学正没有品级,在学官系列里升迁为教授比较困难,加上学正没有政府统一颁发的薪俸,所以其地位及经济状况并不好."完哲笃"虽是一蒙古名字,但元朝时汉人起蒙古名字的很多,所以并不能断定他为蒙古人.

　　(二)顺州除设有儒学外,还有蒙古字学,官吏名单中有 "蒙古字学正朱瑐瑶弘道"一条.蒙古字学是元朝设立的教授八思巴字的学校,自元世祖至元初年始即下令地方路、府、州皆建学.元中期各地起立帝师殿后,蒙古字学便迁到当地帝师殿中,由于统治者崇荐佛法,地方蒙古字学的规模一般不亚于儒学.因为八思巴蒙古字是元代新创的一种文字,所以担任蒙古字学官者要先入蒙古字学学习.蒙古字学生员没有民族限制,元朝政府为鼓励大家学习蒙古新字,还给予学习者各种优待.所以很多汉人投入到学习蒙古新字的行列中,大德年间曾有 "如今蒙古文字学的宽广也,学的人每多是汉儿、回回、畏吾儿有"之说.顺州蒙古字学正朱弘道,从名字判断,显然是汉人或是南人.此碑虽是儒学碑,蒙古字学正也参与了其中的活动.

　　(三)顺州州学生员数目不多.虽然碑阴有些文字模糊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庙学生员列下人数也就十几人,人数并不多.生员少的直接原因是顺州学没有学田,缺乏恒常的收入来源.而生员的饩廪要由学校提供,若学校经费不充裕,只能减少生员数目,这是北方地方官学经常面临的棘手问题.

　　(四)大都路警巡院设有儒学,官吏名单中有"大都路左警巡院儒学教谕萧克恭"一条.警巡院儒学始设于至正元年 (1341),时任大都路都达鲁花赤喀喇公伯嘉努上书,请求于大都左、右、南三警巡院及大兴、宛平二赤县皆立庙建学,学设教谕,并请官给廪给.为伯嘉努兴学作颂的危素曰:

　　"三院之所辖,五方之人咸聚焉.虽有长才秀民,犹必待教而后明,况于蚩蚩之氓乎",道出了警巡院设学的必要性.这五所学校,元朝建国近百年未设,由此可见顺帝确实是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皇帝.警巡院是设在大都的管领城市民事的机构,它与设在各路总管府的录事司性质相同,其实是与县平行的一级衙门.元代县学设教谕一员,所以警巡院儒学亦设教谕.如此看来,在当时的大都城,设有三个级别的儒学校,即中央国子学、大都路学、警巡院学.中央国子学原在南城金旧枢密院,至元二十四年 (1287)元朝迁都新城,国子学迁到国城之东的新学舍,便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国子学生员中的国子生全是贵族子弟,世祖、成宗时定为二百人,后发展到四、五百人;陪堂生和伴读生由随朝三品以上官从 "民之俊秀者"中荐举,才学方面要求很高,人数一般在几十人瑑瑠.大都路学起初墙屋弊坏、讲堂粗完,规模不大,泰定三年(1326)大兴府尹曹伟重建,定生员百人.警巡院学规模与生员数不详,但作为坊市学,当不如国学和大都路学的规模.顺便提一下,今顺义博物馆还存有 《顺州官吏士庶衔名碑》,记载了顺州官吏士庶一百余人.

　　其中有 "阴阳学正段义"一条,表明顺州设有阴阳学.阴阳学始设于至元二十八年 (1291),将社会上的阴阳人集中起来管理,委派教授教学.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元政府设立阴阳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加强对阴阳人的管理,防止他们制造妖言,进行煽动性宣传,妨害元朝的统治.元朝时于地方普遍设立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这些在顺州庙学碑基本都得到体现.该碑右上部分残缺,未着立石年代.但右起第五列隐约可辨认 "蒲察晋、柴惟允、梁宜"三人.对照上述梁宜《顺州庙学记》,蒲察晋、柴惟允乃是泰定元年赞助曹伟创建孔子庙神门之人,梁宜也是泰定四年上任顺州知州.由此可断定,此碑立于泰定年前后.

　　四、小结

　　以上就两通顺州庙学碑及顺州地方志探讨了有关顺州儒学的诸问题.可知顺州庙学自蒙金战争被毁,到泰定年间才逐步修缮完备,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学校的修建有赖于地方官的重视和乡中望族的捐资,顺州历届地方官,不管是汉人还是蒙古、色目人,都极为重视学校教育,乡人对学校修建贡献最大的要数曹庭瑞父子.庙学包括正殿、两庑、庙门、讲堂、斋舍、厨房等等,设置齐全但面积不大.学校设有学正一员负责教学,生员数目不多,生员饩廪由学校提供,学校祭祀及办学费用靠地方政府筹集.在庙学一体的结构中,庙重于学,也就是说,庙学作为祭祀场所的功能大于其教化功能.此外,庙学碑还反映出当时警巡院儒学及蒙古字学、阴阳学的设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