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英国宗教改革史的人都知道，英国的宗教改革与德国宗教改革不一样，其推进路径不是由民间而及上层，而是“由上面发动的”[1]，即由国王亨利八世（HenryⅧ，1491—1547 年）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亨利八世“将自己的离婚案演变成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但他本人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虽然不承认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却仍然奉守天主教的各种教义与教规。”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英国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虽然紧张，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却始终被限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与欧洲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　既如此，那他为何要发动这场宗教改革呢？通常的解释是因为一件令他头痛的离婚案而与罗马教皇关系决裂所致。笔者不以为然，因为历史合力理论告知我们，“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3]

　　所以，就算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能够对英国的宗教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也不足以左右和影响宗教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其背后肯定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有学者即指出：“这一伟大的转折，其根源不在于 16 世纪本身，而是由各种变化综合引起的”[4]。

　　笔者以为是也，故撰文以论之。

　　一、维护民族尊严，扞卫国家利益

　　表面上看，亨利八世推动英国宗教改革似有出于愤懑而反击的冲动嫌疑。实质上，他更多地考虑了维护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扞卫国家利益。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国王，其没有子嗣而产生的婚姻问题已不仅仅是他的私人之事，而是一个关乎到王位继承的问题，而这就关乎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与形象。经典文献作者指出：“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势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5]

　　随着历史的演进，历经英法百年战争的动荡和红白玫瑰战争的秩序重建，到 15 世纪末，英国已跨入民族国家的行列。而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6]

　　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的民族感情围绕都铎家族而得到巩固”[7]。亨利八世即位后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和巩固封建王权的统治地位的措施，扞卫了国内社会局势的相对稳定。但是，即便如此，当时还存在着一股可以钳制英国自主发展的力量存在，那就是英国的教会。由于英国教会属于罗马教会的一个部分。而罗马教会在当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把整个封建西欧（尽管有着各种内部斗争）联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8]

　　这样，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已不能容忍一个远在罗马的权力决定英国国内的宗教事务。因而如何规避罗马教廷对英国由来已久的政治干涉及其通过英国教会对英国的经济剥削，势必成为英吉利民族的下一奋斗目标。人们不想腐败的罗马教廷继续干涉英国宗教和政治事务，迫切希望推翻教皇的至上统治地位，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其时的罗马教廷的世俗化已日甚一日，“大体上表现为一个税收机构”[9]。教会法庭的审判常“采用秘密指挥和道听途说的伪证，被指控者却得不到别人的辩护和陪审团的陪审”
[10]。罗马教廷淫威下的此等种种行径使英吉利民族与之的关系陷入对立状态。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正是顺应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而发生的。其印刷英文圣经、建立民族的国家教会、用英语代替拉丁语传道等举措，满足了英吉利民族的利益和要求，因而改革也得到了普遍的支持。

　　所以，尽管其时也有人为了宗教信仰而“为教皇祈祷”，但出于民族精神，纵使对改革有不同看法，在“公开场合下也什么都不说”。[11]

　　二、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尽管不能将经济因素视为推动事物发展演变的唯一动力，但“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12]这对探究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的原因来说同样适用。考究一下英国其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的背后亦有深刻的经济根源，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是日益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和乡绅阶层要求夺取教会财富，谋求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 15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英国即开始了农业革命。[13]这场革命是圈地运动所造成的土地所有制的重大变革。而“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累等等。”[14]

　　它引发了英国乡村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化，推动了农业向商品经济过渡。对此，托内先生称“，16 世纪的农业变革使英国的生活向商业化迈进了一大步”[15]。而“由农本而重商的行程……为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涌现创造了前提。”[16]是故，黄光耀博士称“，对英国而言，16 世纪是其社会的转型期，也是英国现代化的酝酿准备期。”[17]

　　在农业商品经济化的刺激下，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趋于破碎，封建生产关系日渐没落，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乡迅速发展。圈地也逐渐被认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值得赞颂的。”[18]

　　不再被看作是私人的暴行，而变成在政府法令批准下的“合法”行动，圈地运动迅速因而加快。但其时的英国教会却占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成为了“古老土地所有权的宗教堡垒”[19]。不仅如此，罗马教廷还在英国的商业贸易及海外扩张中有作梗之举动。

　　15 世纪末英国修订《航海条例》，力图限制外商对英国贸易的垄断，但教皇却为意大利商人在英国的贸易利益向英国施加压力。[20]

　　在海外扩张中，英国也受到教皇支持的西班牙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起步稍晚的英国，受 1494 年和 1529年罗马教皇为西、葡划分势力范围的两个条约的约束，不能向南发展，只得在“东方、西方及北方的海洋之外寻找未知的土地”[21]。

　　这种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发展，使得推翻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在英国的统治成为了一个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清障的紧迫问题。因为从 16 世纪起，“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所以，虽然这时的资产阶级自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但一旦他们有可以利用强大的王权来进行反封建之代表—罗马教廷的机会，他们是不会让这样的机会白白流失的。原因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22]，“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三、迎合威克里夫及其后继者对罗马教皇的不满情绪

　　早在 14 世纪时，伴随新兴市民阶级的发展和农奴制的衰落，英国就出现了以威克里夫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思潮。威克里夫提出了“神恩统治论”，认为“上帝将恩宠赐给所喜爱者，并在人出生前就预定存在永生，每个人会失之永生，或因得救而得永生”。[23]

　　从 1376 年起，他公开抨击天主教会及教皇，反对教会干涉国家政权，反对教会拥有世俗权力和财产，反对教阶制度，认为英国作为独立实体应臣服于教皇，反过来为防止教会腐化堕落，王权应对教会实行监督，主张英国建立民族的廉俭教会。威克里夫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取消修士、取消高级教士、取消罗马教廷，一言以蔽之，就是教会中一切糟踏钱的事情”[24]。这些思想既符合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也体现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受到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的宗教改革主张，反映了觉醒中的英格兰民族意识和反封建思想，为 16 世纪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25]

　　因而尽管 1377 年，格列高利十一世连发 5 道谕旨，责令坎特伯雷大主教缉拿并法办威克里夫，但牛津大学教授声援他，伦敦市民集会拥护他，英王及贵族庇护他不受逮捕，天主教会始终奈何他不得。[26]

　　继威克里夫之后，一批拥护威克里夫的观点，并主张过清贫生活的贫穷教士，仿效古代的使徒，穿着粗布道袍，拿着手杖，2 人 l 队地周游英国各地，不经教会任命便自由传道，在下层群众中形成一个异端教派———罗拉德派。罗拉德派的核心成员都是威克里夫的信徒，但思想比威克里夫激进。他们不仅主张改革教会，还代表农民和平民的意愿，主张改造社会；不仅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也反对世俗封建主的压迫剥削，要求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26]

　　罗拉德派把宗教改革思想散布到全国城乡，时人称“英国农民中，每两个人便有一个是罗拉德派的信徒”[27]。在罗拉德派的宣传鼓动下，1381 年英国爆发了以罗拉德派信徒为主的瓦特·泰勒起义，1414 年又爆发了约翰·奥尔坎斯领导的起义。

　　由于罗拉德派这种煽动式的宣传对社会和教会稳定造成了威胁，因而未能得到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尽管如此，他们宣传反对教皇和天主教会、支持建立民族的国家教会等的主张，扩大了反教会运动的声势，促进了英国人民的觉醒。据此，有学者指出：“亨利的婚姻问题只是英国宗教改革的次要的原因。它的深刻的根源在于从威克里夫以来至少 150 年期间，那正在形成的英吉利民族国家对罗马教皇的经济、政治与司法控制的不满情绪。”[28]

　　可见，从某种程度而言，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确有迎合威克里夫及其后继者呼吁宗教改革的成分存在。后来事实也证明“，新教改革根植最快最坚实的地方，正是罗拉德派占多数的这些阶级和地区”。

　　四、王权强大的必然要求与离婚案的刺激
　　
　　自亨利七世（1485-1509 年）与伊丽莎白结婚后，由于红玫瑰和白玫瑰两个家族自此结合了起来，从而迈开了加强封建王权的第一步。此后，随着国家赋税制度、官僚制度等改革措施的推行，英国君主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了。[29]

　　而英国旧贵族实力则几乎消耗殆尽，旧贵族家族“只剩下 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22]。所以至亨利八世时，他们已构不成对王权的威胁。骑士阶层也已失去本来意义，在征收“盾牌钱”后他们往往依靠小贵族身份转而从事农业或商业经营，并逐渐发展为乡绅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和资产阶级利益接近，同资产阶级一道成为王权的支柱力量。而且国会也成了王权专政的工具[30]。

　　英国王权强大以后，势必不能容忍罗马教皇来控制英国的教会。王权和教权于是发生冲突。亨利八世要求改变英国的宗教现状，因为英国教会作为罗马教会的一部分并未绝对地成为王权的工具。所以，有学者称“从某种角度看，英国宗教改革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如何充分实现它的国家主权的问题。如果都铎王朝没有遇到王位继承危机，如果没有加强王朝专制主义的企图，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但主权问题决定了英国必然会出现宗教改革运动这个趋势。所以，英国都择王朝与罗马教廷的争论，不是纯粹宗教的，也不是纯粹道德的和财政的，而是英国如何摆脱罗马势力对英国内部事务的干涉。”[31]

　　但是，促使亨利八世决心改革的是他和妻子凯瑟琳的离婚案。可以说，他和妻子凯瑟琳的离婚案是其决心推行宗教改革的催化剂。因为在亨利八世统治前期，他还坚定地拥护罗马教皇，并被教皇授予“信仰的保卫者”称号。其在《述七圣礼斥马丁·路德》一书中写道：“凡不服世界上基督徒的最高领袖者，当然罪不容诛。一切教会，不但应服从基督，而且应该服从基督的代理人罗马教皇。”他甚至向教皇表白：“不仅愿意以自己的臂膀，而且愿意以自己的整个身心保卫教皇。”[32]

　　也许他的这种虔诚是刻意掩饰的，目的是希望藉此使教皇在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的对抗中站在英国一边。但离婚诉讼的失败使英国企图通过和罗马保持关系而获益的幻想破灭了，法国与西班牙两大强国同罗马近在咫尺，“他们最坏的时候也有力量勒索教皇赃物的大部分”。而英国孤悬海外，在教皇的利益天平上终究轻于法、西。认识到这一点，亨利八世遂下定决心同罗马决裂，于1529 年 11 月 3 日召开宗教改革的第一次议会，拉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序幕。“历史发展通常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是重要人物的举措却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33]

　　在婚姻案未果的情势下，亨利八世于 1533 年同教会决裂，下令禁止英国教会向罗马教皇缴纳岁贡。1534 年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国教会奉英王为最高首领，不再从属于罗马教皇。接着又在 1536 年、1539 年接连下令封闭修道院，没收其财产，从而“开启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魔瓶’”[34]。

　　五、结语

　　亨利八世是“一个虔诚的公教徒，并且终生如此，他的宗教信仰并不因为他与教皇有政治争执而改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实的信徒却在英国启动了宗教改革的按钮。

　　可见，其原因似乎超然于信仰之外，有学者即称“其基本意义在于国家政治，而不在于宗教教义方面”[35]。“英国宗教改革更多地是出于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弘扬信仰和纯洁教会，而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它的导火索并不是教会的恶劣行径，而是一场关系到王位继承和婚姻的问题。”[36]

　　综合论之，主要源于民族尊严的扞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进、民众对罗马教皇的不满情绪的呼应以及王权强大的应然反应与婚姻案件的刺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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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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