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穷理学》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概念的理论。傅泛际与李之藻将拉丁文底本的知识“scientia”译为“确知”。但比较亚里士多德原着的对应词“Επιστη'μη”与古汉语“确知”的词源与词义发现, “确知”并不能准确传达“Επιστη'μη”对事物本原和原因解释的内涵及其“证明性”与“必然性”的特征。但“后分析篇”评注的翻译与解释最终将“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与特征赋予“确知”。就此,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被完整引进, 这也是西方知识概念第一次引入我国, 因而对于传统知识观念与知识体系的丰富与完善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穷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 “确知”;

　　Abstract：　Qinli xue introduce Aristotle'theory of knowledge in Post-Analysis, which is about what is knowledge, how knowledge is acquired and how to ensure its true. Among them, Fu Fanji and Li Zhizao translated the Latin " scientia" as " 确知". By comparing the etymology and the meaning of Greek" Επι'σ τημη" corresponding to " scientia" with the ancient Chinese " 确知", we have found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 确知" does not accurately convey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Aristotle's " Επισ τημη" and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of " Επισ τημη" which Aristotle emphasizes on the origin and reasons of things, nor can it accurately conve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 proof" and the " necessity" of " Επιστμη". However,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istotle " Επιστμη" are still given the " 确知"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mmentary part of " post-analysi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sten concept of knowledg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our country. The introduction provide a new concept of knowledge for us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rational argument. Therefore,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concepts and knowledge systems.

　　Keyword：　Qinli xue; Aristotle's "Επιστμη" concept; "definite knowledge";

　　《穷理学》“理推总论”、“指显理推”部分介绍了《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是什么、知识如何获得以及何如保证其真的相关理论。其中, 傅泛际与李之藻将拉丁文底本的“scientia”译为“确知”, 这是亚里士多德“知识”概念首次引进中国。但是, 该翻译是否能准确传达亚里士多德原着中“Επιστη'μη”的概念内涵?其翻译的效果如何?这一问题需要对“Επιστη'μη”与“确知”的词源与词义及其在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特定内涵进行比较方能回答。

　　一、《穷理学》以“确知”翻译“scientia”

　　《穷理学》逻辑学部分的底本是Commentarii Collegio Coimbricensis e Societate Iesu: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即《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 (以下简称《大全》) , 是葡萄牙高因勃拉大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讲义。经比对, 《大全》序言和导论之后的章节顺序与《工具论》相对应, 而《穷理学》逻辑学部分又与《大全》内容相对应, 因此, 《大全》的知识概念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集中讨论知识问题的《后分析篇》及其评注中, 《穷理学》的对应部分分别是“理推总论卷一”和“指显理推” (即证明推理) 两部分。其中, “理推总论卷一”对“什么是证明推理”、“如何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等问题做了说明, 并有对“Επιστη'μη”的简单定义, “亚利究后者二卷, 皆论如何能就指显理推, 以得确知之学;确知即就真且初且无隔之元始, 而推其义理也。”[1]6b也是在这部分中, 傅、李二人首次将拉丁语底本的“scientia”译为“确知”, “scientia”即亚里士多德原着的“Επιστη'μη”。“指显理推”五卷, 即《大全》对“后分析篇”的评注部分, 现已佚失, 但对比底本内容可知, 该卷对“后分析篇”的第1、2、3、6、18、23等章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评述, 是集中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性质以及如何通过证明推理获得知识等相关问题的部分, 因此, “scientia” (“Επιστη'μη”) 是其重要的核心概念。由上述可知, 《穷理学》不但首次引进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 还对其有详细阐述。

　　此外,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傅、李二人将底本的“cognition” (希腊语对应词为“Γνω'σησ”) 译为“知识”, 有时译为“知”或“识”, 表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 而将“scientia”译为“确知”, 表明它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希腊语原着中, “Επιστη'μη”与“Γνω'σησ”的使用也有区分。“Επιστη'μη”在希腊语词典中有两层含义:一是, 了解, 理解, 技能;二是, 一般知识;科学知识。[2]706但在《后分析篇》, “Επιστη'μη”有特定内涵, 是指一种经过证明推理而得出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Γνω'σησ”则泛指所有类型的知识。[]因此, 傅、李二人以“确知”翻译“scientia”, 一方面表明他们对“Επιστη'μη”的概念理解非常到位;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希望忠实于底本, 准确传达原着本义。但是, 汉语“确知”能否将亚里士多德“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与特征准确传达出来, 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二、“确知”能否准确传达“scientia”的概念内涵?

　　我们知道, 语言与思想具有同构性,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与其思想相适应的, 因此作为两种异质文化思想传统中的词汇“确知”与“scientia”所表达的概念内涵是否一致?这需要从词源与词义以及它们在《穷理学》及底本特定语境中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比较。

　　1.“scientia”的概念内涵

　　“scientia”的古希腊语对应词“Επιστη'μη”,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一种以认知事物的原因为目的的经过证明且具有必然性的知识, 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给出严格定义, 但《后分析篇》中对“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与特征有多处论述。首先就其内容来说是知道事物的原因, “当我们认为我们在总体上知道: (1) 事实由此产生的原因就是那事实的原因, (2) 事实不可能是其他样子时, 我们就以为我们完全知道了这个事物, 而不是像智者们那样, 只具有偶然的知识。显然, 知识 (Επιστη'μη) 就是这样子的。”[4]247《形而上学》中亦有表述, “所谓科学 (Επιστη'μη) 显然应该是对开始原因的知识的取得, 当我们认为认知了最初原因的时候, 就是说知道了个别事物。”[5]32当然这里的“原因”其希腊语原词为“αιτη'α”, 译作“解释”更合适, 因为它是指能够对事物的“为何如此”予以解释。因此, “Επιστη'μη”旨在对事物的解释性理解, 不是只知道一个事实, 而是知道事物为何如此与为何不能不如此。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尽管知识必须经由证明, 但原因却是其本质与核心, “如果一个人尽管有着可采用的证明, 却不能解释事实的原因, 那么他就不具有知识。”[4]260也因此, 很多学者更倾向于将“epistasthai” (“Επιστη'μη”的动词) 译为“to understand”以突出它的理解与解释的意谓。[3]18

　　其次, “Επιστη'μη”是必须经过证明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的证明性主要指证明作为知识形成所必须的前提条件。“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的, ”[4]247“要相信和认识某个事物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我们称作证明的那种三段论。”[4]249之所以如此主张, 是基于其对知识的本质与证明的本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一方面, “Επιστη'μη”是对事物本原和原因的认识, 而具有普遍性的本原和原因是不能通过感官所得的, “科学知识不可能通过感官知觉而获得, ……。我们所感觉到的必定是在某一地点、某一时间中的某个东西, 但普遍的而且在一切情况下都是真实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感觉到的, 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也不处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中, 否则, 它就不再是普遍的了。”[4]305他甚至认为即使感官感知事物具有某种属性也仍需证明, “即使感觉到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是可能的, 我们仍然要寻求对它的证明, 而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 把它看成是如此。”[4]305另一方面, 证明之所以成为获得知识必须的途径, 是因为证明的实质就是由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获知该类事物中某一特殊事物的本质属性, 认识事物就是通过事物的本原和原因证明其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过程, “证明知识出自必然的本原”, [4]259“作为证明出发点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首要的、直接的……它们必定是原因, 是更易了解的和在先的”。[4]248因此, 认识依赖于证明, 当然最初前提除外。 (1) 也因此, 尽管亚里士多德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 但是在论及“Επιστη'μη”时他却把功劳全给了证明, 证明是获取知识必须的途径甚至也是唯一的途径。因此, 在知识与证明的关系上,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极为相似。在《泰阿泰德》中柏拉图给知识的定义是知识是经过证明的真的信念, []因为真的信念或正确观念只有被理性即“论证的思考”所缚才不会从心智中逃脱。[7]533

　　“Επιστη'μη”的另一特征是必然性, 这是由知识的证明性所决定的, “通过证明科学而获得的知识具有必然性。”[4]253简单来说, 知识的必然性源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证明出自必然的本原, 二是证明的三段论具有必然推出的性质。由于证明是从适合于种的本原出发证明属性对主体的归属, 即由物之本体的因素和原因证知物之必然如此与不能不如此, 所以证明的前提 (物的本原) 必定具有必然性, 而前提必然, 经由三段论推理, 结论亦是必然。对此亚里士多德有两种设定, 一是, 设定“证明知识出自必然的本原, 依据自身的属性对它们的主体来说是必然的”, [4]259那么很显然, 证明三段论所从出的前提必定具有这种性质 (必然性) 。二是, 设定“‘证明是必然的’这样一个原则, 即如果一个事物获得了证明, 那它就不可能是别种样子, 只能是它自身。因此, 三段论的前提必定具有必然性。”[4]259前提的必然性决定了知识的必然性, 这种决定性源于三段论“必然得出”的性质。[]“三段论是一种论证, 其中只要确定某些论断, 某些异于它们的事物便可以必然地从如此确定的论断中推出。”[4]259所以, 证明的特性是“必然得出”, 知识是经由证明推理必然推出的结论。

　　2.“确知”的汉语意涵

　　“确知”在古汉语中主要用作动词, 意为确定的知道, “余所谓豫章之名广远, 虽不能确知为何地, 而可约举数处以概之”。[8]李之藻与傅泛际翻译“Επιστη'μη”所用“确知”为偏正结构的名词, 是以“确”为形容词修饰“知”, 以表达与一般意义上“知”所不同的新涵义。“知”在《说文解字》中被训为“词也, 从口从矢。”[9]168《说文解字注》注为“识敏, 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 [10]227意思是知道某事所以说话机敏且快。《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知”解为“知道;知识, 见解。”[11]312“确”《说文解字》训为“磬石也。从石角声。”[9]514《说文解字注》注为“确, 即今之埆字。……谓多石, 脊薄也。”[10]451《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确”解为:一, 坚固;二, 确实。[11]312李、傅二人取“确”之“坚固不可移”之意, 以修饰“知”表达一种新类型的“知识”, 即确定如此必定无疑的知识。此“确知”虽非新创译的词汇, 但做偏正结构的名词使用却是古汉语文献中的首例。 (1)

　　从“确知”与“Επιστη'μη”的词源与词义可知二者有相通之处, 但古汉语“确知”能否表达亚里士多德“Επιστη'μη”的特定意涵呢?我们可依照前述“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与特征一一对照比较。首先, 从内容来看, 就亚里士多德对“Επιστη'μη”所下的松散的定义可知, “知道了是什么, 就认为具有了知识”[5]68“只有当我们知道事物的原因时, 我们才认为具有了关于它的知识”, [4]328所谓原因是从质料与形式方面对于事物的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解释。对于“确知”, 笔者在查阅历代常用字典的同时还检索了基本古籍库与《四库全书》电子版, 通过对“知”、“确知”的本义、引申义以及使用例证详细考察了其所指涉的认知内容, 主要包括感官经验、直觉体会与理智认识三类。第一类, 感官经验。《墨子》最早对“知”给以解释, “知, 接也”, [12]326“知:知也者, 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 若见。”[12]338此外, 对“知”的内容进行解释的还有邵雍, “目见之谓识, 耳闻之谓知”。[13]由此可知, 感官经验只是对耳目所接内容的外部摹写, 而不涉及对事物原因的解释。第二类, 直觉体会。如庄子“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14]105“真知”是对宇宙本根的洞察, 是一种直觉体会。此类知识强调心智体验而无需言说与剖析事物的原因。第三类, 理智知识。《墨子》有“智, 明也。”“智:智也者, 以其知论物, 而其知之也着。”[12]338此处“智”应是对事物的理性认识, 但知的内容似乎语焉不详。荀子对理智知识的讨论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治之要在于知道。”[15]342此处“知道”是指获得最高真理的过程, 但“道”作为理智知识并非解释事物的本原和原因。朱子讲“知”就是知“理”,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16]8朱子又以“当然之则”释理, “口之味、鼻之嗅, 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所谓穷理者, 穷此而已”。[17]1382所谓“当然之则”为应然的道德原则, 至于“事亲如何却须孝, 从兄如何却须要弟”之所以然的理由朱子并未探讨。由此可知, 对于理智知识唯有墨家有探讨事物性质的取向, 其后鲜有人论及事物之本原与原因。综上所述, 古汉语“知”从词源、词义上都未与对事物的解释相联结。尽管李之藻以“确”饰“知”表达了知识的确然不移的性质, 但“确知”本身却没有对事物的本性给予解释和判断的意谓。因此, “确知”本义上并不能实现传达“Επιστη'μη”解释事物的内涵, 这与亚里士多德的“Επιστη'μη”有本质的区别。

　　“确知”是否包含亚里士多德“Επιστη'μη”所必须的逻辑证明呢?我们依然按照前述三类知识形态分析。一、感官经验的“知”。经验类知识多是对生活经验的记录, 描述现象与事实是其主要形式。墨家所谓“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 张载的“物交而知”, 都属此类。经验的“知”需要的是事实验证与效果证明而非逻辑证明。如墨家所用三表法, “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 (发) 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2]286二, 直觉体会的“知”。哲学史上, 道家和儒家对宇宙最高原理的体知也与证明无关。“不出户, 知天下, 不窥牖, 见天道。其出弥远, 其知弥少。”[18]248对“天道”的体认只需冥会体验而无需逻辑推理。三, 关于理智知识的“知”。最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墨家对知识的分类中已提出推论知识的概念, “知:闻、说、亲”, [12]328其中“说”即指由推论所得的知识。墨辩已具有论证的雏形, 但他们总结的推论方法并未被应用到对知识的论证中, 所以中国古代学者尚未把演绎推理与“知”的获得联系在一起。学者们经常用到的“推类”或“类推”是一种理智与直觉混合的认知方法而非形式逻辑的推理。如荀子的“以人度人, 以情度情, 以类度类, ”[15]61是说观察一部分事物就可推知宇宙全体, 最终达到领会“大理”的境界。但无论是由部分推知全体, 还是由近旁已知推知远处未知, 都是由特殊推向特殊, 没有演绎证明的成分。由上述可知, 传统的“知”未将逻辑证明纳入其中, “确知”本义也不涵括证明, 这与亚里士多德强调的证明性是其根本性质的“Επιστη'μη”是不同的。

　　前已有述, 亚里士多德所谓“Επιστη'μη”的必然性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证明知识出自必然的本原, 所谓“必然的本原”就是证明所从出的前提是主项所归属的某类事物公有的本性。此一层面的含义是事物属性依据自身对它们的主体来说是必然的, 只能如此, 不能不如此。二是指知识是经由证明的三段论必然推出的结论。李傅二人以“确”饰“知”以表达“知”的“确然不移”之意, 但“确然不移”能否与“必然性”对等仍需对“知”的性质与获得方法进行考察。我们仍按照前述三类知识形态分析。感官经验的“知”:从性质来看, 属于事实知识, 并不以解释事物的必然如此和不能不如此为目的。当然, 经验性知识中也有必然, 但那是事实的必然, 如“月晕而风, 础润而雨, ”就仅具有统计概率, 而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19]所以“确知”从其源词涵义上要把经验知识排除在外。直觉体会的“知”:作为宇宙本根或天地间最高原则的“天理”, 是外在于主体的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不可言说, 只需体悟, 更无需理智证明, “道可道, 非常道”, 此处不可言说的“道”有存在的必然性, 但不具有逻辑推证的必然性。此类知识也要被“确知”排除。 (1) 理智认识的“知”:古代学者对理智知识论述较多的以荀子朱子为典型。荀子所谓知“道”是指人的理智对真理的把握, “人何以知道, 曰心。心何以知?虚壹而静。”[15]343此处“心”是指人的理性认识能力, 方法是虚心专心。朱子的“格物穷理”既有天地本原, 亦有道德标准, 还有事物的“理”, 其方法是指与物接触, 体会物的“理”。由此可知, 荀子与朱子的方法都不是由事物的必然本原推证其属性之必然的理性推理方法。此外, 古代学者使用的“类推”与“推类”, 其方法属于从部分到全体, 或由特殊到特殊, 而非逻辑推理, 由此类方法所得之结论自然不具有必然性。古汉语文献中唯有《墨经》“效”与演绎推理极为相近, 且体现了从普遍到特殊的思路, 但“效”的过程不严密, 缺乏中词, 没有中词即没有根据, 因此其结论也不具有必然性。由上可知, 古汉语的“确知”尽管有“确然不移”之意, 可以表达知识之必定如此的涵义, 但仍难传达“Επιστη'μη”逻辑证明的必然性, 《穷理学》的“确知”是一种迥异于传统知识的新型知识。

　　三、“确知”与“scietia” (“Επιστ'ημη”) 的连接:评注的翻译与解释

　　由上述可知, “确知”就其本义来说并不能准确传达亚里士多德“Επιστη'μη”的概念内涵。但是, 通过对《大全》拉丁语底本的阅读, 我们发现中世纪哲学家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的评注与解释非常准确, 而且还对其没有展开的观点和论证做了补充说明, 所以如果评注内容被准确翻译, 同样可以使中国士人理解“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同时通过比对《穷理学》现存卷册与《大全》内容我们也发现, 傅、李二人的翻译确实达到了准确传递底本内容的水准。 (1) 其原因有二, 一是傅泛际对他在教会大学系统学习过的逻辑学教材有透彻理解;[20]二是李之藻既深谙中国语言与文化, 又有多年翻译西学书籍的经验, 所以他能够配合傅泛际将哲学家们对“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与特征的评注与解释准确而清晰的传达出来。

　　首先, 《大全》对于“Επιστη'μη”“认识事物就是认识其原因”内涵的解释集中体现在对《后分析篇》第2章的评注中, 其中对“原因”在认识中的地位的解析更为深入。 (2) 亚里士多德原文中对知识有一个简单定义, 意为知道事物的原因就有了该事物的知识。[4]247但对于“原因”在认识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没有给予理论说明。而在评注中, 中世纪的哲学家不但肯定了这个定义, 而且进一步把“原因”置于了认识第一原则的高度上, “原因是知道的第一高贵原则, 是造成知识的第一原则。”[21]489同时还对为什么以此为第一原则做了解释:“第一原则 (原因) 应该比结论更多的被知道, ……不首先知道知识背后的原因, 就没有获得更高贵的更好的了解其生成的东西。”[21]489更有注释者把“通过其原因认识结果”这一原则推向绝对化, 认为“没有原因就没有知识原则, 也没有知识。”[21]491除此, 还有学者把亚里士多德定义的两层内涵做了比较, 指出“知道原因”比“不能异于自身”更为必要, “知道原因是必要的。……知识不能够依赖于必然性, 除非其原因来自于其自身, 是其自身的必然性。”[21]491由此, 经过哲学家们的诠释, “原因”在认识或证明中的重要性更加明了, 而读者对亚里士多德要求“原因”应首先被建立和理解的认识也更深刻了。

　　其次, 关于知识的证明性。中世纪哲学家们视“通过证明获得知识”为亚里士多德为知识制定的最高条件, 以此为基础, 他们对“Επιστη'μη”的证明性的解析也更明确具体。如对证明作为获得知识手段的功能, “证明被描述为一个适当的手段, 是将要造成的知识的主题。证明清楚, 知识就有效。……因此, 证明必须被作为一种工具。”[21]485也因此他们主张“科学知识是完全通过证明的方式获得的, ”甚至“没有与证明无关的知识”。[21]523相反, “没有关于基本前提的科学知识”, [4]349因为直接前提无法证明, 即它不是由确定的原因通过证明知道的知识。这似乎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更加绝对话了。哲学家们不仅把证明视为获得知识的手段, 更将其标榜为重要原则, 指出证明比结论更重要, “知识的证明作为其更坚定的组成原则比接受结论更重要, 而且为了保证获得确定的结论这是必要的。”[21]489哲学家们进而还承诺, 只要遵循此原则我们就不会走向知识的反面, “真知是由证明性知识组成的”。[21]485对于知识与证明的关系在《穷理学》“理推总论”已有提及, “‘指显之学’乃明悟就指显理推所得之确知也。……今能生确知于明悟者, 本为指显推理之独情”。[1]6b“亚利究后二卷, 皆论如何能就指显理推, 以得确知之学”。[1]6b但由于该卷是讲三段论推理规则的, 对于《后分析篇》仅有简要介绍, 所以此处仅指出了通过证明可以得到“确知”, 但尚未强调“确知”必须通过证明。《后分析篇》的评注对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知识之证明性则更有帮助。

　　关于“知识的必然性”哲学家们进行了两点说明:首先, 对于亚里士多德论证的“证明知识出自必然的本原”, 哲学家们解释为“证明从必然性开始”。[21]577“他 (亚氏) 首先建立起这样一个论证:作为证明的科学, 就是不能异于自身, 证明通过后者 (自身) 获得, 从必然性开始而不是其他。”[21]577所谓“必然性”就是亚里士多德“必然的本原”, 即事物所属的种的固有属性, 证明就是依据事物自身属性证明事物所属的种的固有属性, 证明事物自身属性对它们的主体来说是必然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 哲学家们对于“就其自身”也做了说明, “证明来自通过自身被认识的事物, 理论知识不在其中。事物不是通过偶然而是从注入其中的必然性被认识。”[21]581“当他 (亚氏) 拒绝从偶然性证明事物时, 是说事物通过自身属性 (自然必然性) 以解释的方式被知道, 因而不是通过偶然被知道。”[21]581因此, 他们又从反面论证, “如果不是从必然性中来, 就不能接受这个真理, 不能得到必然性结论。”[21]579其次, 对于证明的必然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证明的三段论是有效的三段论, 哲学家们对此深表赞同, 不仅如此, 他们还认为证明具有强大的理论性力量, 三段论由必然性真理组成, “必然性被强烈的理性力量所启发……证明由必然性组成, 证明的三段论包括必然的结论, ”[21]579因为三段论具有必然得出的性质, “如果前提是必然的, 结论也会被赋予必然性。所以, 这样的结论, 即使被断言没有必然性, 也会同时被赋予必然性, 不必然是不符合其性质的。”[21]587

　　综上所述, 尽管《穷理学》现存本“理推总论”只有“确知” (“Επιστη'μη”) 的简单定义和几处解释, 而对“确知”给予多方面注释的“指显理推”卷已佚失, 但根据傅、李二人的翻译习惯与风格一定会准确传达底本的主旨与内容, 也一定能够把亚里士多德“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与特征清楚而明白地呈现给读者。因此, 尽管古汉语“确知”并不能涵括“Επιστη'μη”的特定内涵, 但傅、李二人对《后分析篇》评注的翻译却能够将“确知”与“Επιστη'μη” (“scietia”) 连接起来, 将“Επιστη'μη”的内涵与特征赋予“确知”, 使其形成一个与传统知识内涵完全不同的“知识”概念。就此, 亚里士多德的“Επιστη'μη”被完整引进, 这也是西方“知识”概念第一次引入我国。

　　四、结语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是古希腊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与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 它的引进为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而异质的由理性论证为支撑的知识观念,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以概念和对概念清晰而明确的解释为表达形式, 与此前以学科具体知识的输入形式相比, 其内涵与精神表达地更为直接而明确, 更易使读者理解。中国传统知识观念强调知识的生活经验性、客观真实性, [22]无论感觉经验类知识还是直觉知识与理智知识都不以探究原因为目的, 以逻辑论证为手段, 因而与亚里士多德的“Επιστη'μη”分属于两种文化体系中性质迥异的知识观念。也因此,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如果当时能被士人理解和接受, 将会成为丰富和完善传统知识观念与知识体系的新鲜血液, 传统知识的近代化进程会更早更快。而传统知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造则会成为近代中国接引西学尤其是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基础, 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亦会因此开始得更早些, 而不是迟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且走了一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的与西方相反的路径。但是如此清楚明白的“知识”概念并未引起士人关注, 与之相关的“理推”部分更是多数散佚, 这既与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士人的主观意识有关, 也与十七世纪中后期西学传播由循环模式转变为直线模式、士人与传教士的直接学习与接触机会越来越少有关, [23]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日趋保守有关。由此可知, 在既无外部压力, 又无内在需求的情况下, 士人接受异质思想文化的动力是非常弱的, 也就是说, 若要使文化保持持续吸收异质思想方法的能力, 其内在需求与开放性是首要且必要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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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曹基础.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5]荀匡.荀子[M].方勇, 李波, 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3.
　　[17]黎靖德, 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 2003.
　　[18]陈鼓应, 注译.老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19]金岳霖.释必然[M].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岳霖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0]GolversNol. Verbiestps Introduction of Aristoteles Latinus (Coimbr a) in China:New Western Evidence[C]//Golvers Noled.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Leuven: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51) .
　　[21]Commentarii Collegio Coimbricensis e Societate Iesu: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Coloniae, 1611.
　　[22]何俊.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的知识观念[J].中国社会科学, 2016 (9) :64-87.
　　[23]张峰, 陈玮.论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特征[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7 (3) :74-79.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关于最初前提的证明“知识”, 另大卫·布朗斯顿 (David Bronstein) 区分了亚里士多德着作中的几种知识类型, 并对“最初前提”的知识做了详细分析。
　　2 据笔者对四库电子版的检索, 清中后期“确知”才有用作名词的使用例证。
　　3 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对作为直接前提的理智直观知识与科学知识 (或曰证明知识) 作了严格区分。
　　4 傅、李二人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准确把握在《穷理学》中有多处译文可证。此处略举两例:其一, “理推总论”卷一“总引”对《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内容与性质的总介绍。《前分析篇》:“究先者之特界, 则在理推者耳。……其质与模受成, 然其质无拘何等, 但须为可用以证何义者质耳。”《后分析篇》:“亚利究后者二卷, 皆论如何能就指显之理推, 以得确知之学。”与现代《哲学大辞典》的翻译对照, “《前分析篇》介绍三段论和推论规则”, “《后分析篇》从前篇推论规则转入知识论问题, 提出什么是知识, 如何获得知识, 如何确保其真, 如何扩大和系统化知识”。之后又特别区分了《后分析篇》与《前分析篇》内容方面的差别, 即其所谓“证明推理之学”与“证明之学”, “此篇 (《后分析篇》) 所云指显之学, 非所就以释指显理推也者之学, 乃明悟就指显理推者所得之确知是也。”由此可知, 傅、李二人对前后分析篇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 是与现代哲学家们的理解完全一致的。其二, 李、傅二人对“确知”的定义为, “确知, 即就真且初且无隔之元始, 而推其义理也。”余纪元教授翻译的“Επιστη'μη”为“知识就是由真实、首要、直接的前提必然推出地结论”, 二者亦极为一致。
　　5 亚里士多德着作大都是他上课的讲义, 因此有些问题有简单论证, 有些问题则仅提出观点未详细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