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国时期近38年间, 尽管战乱纷纭, 国事艰难, 在国策抉择上有诸多值得检讨之处, 但国家历史文物遗产仍然得以勉力维护, 为文化学术界营造了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一定活动空间, 使此前历史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得以有所发展。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努力, 尚能顾及民族大义, 同中共的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努力相互交集。今日台海两岸面临复兴中华文化的共同机运, 理应携手, 联合开创保护历史遗产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崭新局面。而某些势力“去中国化”的活动, 是数典忘祖, 自毁文化根基的愚蠢举动。无论岛内何种政治势力, 如果断了自身固有的民族文脉, 就会走向覆灭的深渊。

　　关键词：　民国时期; 考古发掘; 文物保护;
 

　　我国历史悠久, 文物的收藏、保护和研究、利用, 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3600年前的商代, 王室和贵族已开始收集和保存古物。《周礼》记载, 西周时专门收藏古物珍品的地方叫“天府”。秦汉时期有“石渠”和“兰台”。到宋代收藏之风盛行, 甚至出现了一批私人收藏家。例如欧阳修、赵明诚、吕大临等名流。明代出版了文物鉴定的专着《格古要论》。清代则无论皇室还是民间的收藏, 都超过了历代, 还出现了钱大昕等一批收藏鉴赏家和《西清古鉴》《石渠宝笈》等一批文物学论着。

　　鸦片战争之后, 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方的科学文化, 努力寻找救国的良方。博物馆学和考古学陆续引入中国。晚清自强运动的先驱、以“实业救国”闻名的硕学大儒张謇, 1905年在南通创建了“南通博物苑”, 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共博物馆。初期的藏品分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 陈列于南馆、北馆等展馆内, 室外还有大型文物标本的展览。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对中国历史文物往往带来巨大破坏, 圆明园遗址就是这方面的历史见证。清王朝在19世纪下半期已经步入衰败阶段, 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没有力量多加保护。所幸的是, 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在最后关头, 迫于革命的巨大压力, 选择了和平退位, 把政权拱手让给了新兴的民国政府, 使中华历史文物得以避免遭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种王朝兴替中的全国战火的劫难。清廷所在地北京古城和故宫等历史建筑, 也得以保全。这一时期, 中国大量文物的外流引起国人对文物价值的重新认识, 近代西方文物保护思想的传入, 也引起了国人对文物保护的思考。19世纪60年代, 法、意、日等国相继制订了一些文物保护的法案。值得一提的是, 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 清政府1909年在推行的“新政”中发布了《保存古迹推广办法》, 通令各省执行, 要求各地督抚详查境内古迹并备案。这是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规。它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都统, 都对文物推广调查、保存两项办法, 并于年终将办理情形造具清册报部。这在中国是第一次由政府布置的文物调查。但由于清政府的统治已摇摇欲坠, 调查的覆盖面和上报调查数据的省份十分有限, 成果很小。但是, 尽管中国的第一部文物法规有诸多缺陷, 仍有不少保护观念及理念沿用至今。

　　民国政府对清室予以一定的优待, 其人身、住所和财产暂得保全。但逊位的皇室在日暮途穷之中, 开始变卖财产, 许多宝贵文物流落世间。连明清内阁大库的许多档案, 都遭遇贩卖厄运, 幸被有识之士抢救而留存。1916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为切实保存前代古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 要求“严申禁令设法保存, 免使彝器文献尽沦域外”。国民政府这一年还发布了《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 (都统) 咨》, 附带《古物调查表》和《古物调查表说明书》, 再次进行全国范围的文物调查。但终因其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北方数省和京兆, 调查数据也就很有局限性了。国民政府临时采取过一些补救性的文物保护措施, 虽也收到一时成效, 终未扭转军阀内战导致破坏文物的大趋势。民国初期, 清朝遗留的护陵机构废弛, 军阀孙殿英趁机于1928年派兵盗掘清东陵。这桩轰动一时的大案, 最后竟不了了之, 充分折射出当时政界、军界的腐败。

　　而文化、学术、教育各界在此时期做出种种努力,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912年至1924年溥仪“暂居”故宫期间, 因宫中管理混乱, 偷盗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 以至于建福宫花园及所藏珍宝被付之一炬。为了维持巨大的日常开支, 溥仪不断以赏赐、拍卖典押等形式盗卖宫中物品, 致大量文物流出宫外。北京大学国学门对此颇为关注。针对溥仪的盗卖行为, 北京大学曾多次予以谴责, 设法阻止, 并郑重提出将清宫开放, 成立博物院的主张。1922年溥仪为筹措大婚经费, 欲将储存在奉天的《四库全书》转卖给日本。消息一传出来, 4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就刊登了沈兼士、马衡等学者联名发布的《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速起交涉启》。“拟请北京大学速函教育部, 请其将此事提出国务会议, 派员彻底清查, 务须将盗卖主名者, 向法庭提起诉讼, 并将原书全部移交适当机关, 妥为保管”。并郑重提出:“紫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 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务宜一律由我民国政府收回, 筹设古物院一所, 任人观览。如此办法, 既足以供研究学术者之参考, 亦可使帝制余孽稍敢敛其凯觑侥幸之逆谋……”

　　1924年11月5日,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逊清皇室被逐出宫, 如何处置清宫大量古物又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在各界督促和南方政府的压力下, 1924年11月7日, 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业经公布施行, 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 会同清室近支人员, 协同清理公产、私产, 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 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 俟全部结束, 即将宫禁一律开放, 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 籍彰文化而垂久远。”11月19日, 由北京大学代表提议, 在北京八所高等院校召开联席会议, 形成了《关于清室古物宝器, 要求绝对公开, 设法完全保管, 并开具清单, 宣布中外》的决议, 呼吁政府尽早决策。

　　清室善后委员会随即克服种种阻力, 组织点查清宫物件, 并于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众多学者积极参与并指导了故宫博物院早期工作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将世界上先进的学术理念带到故宫博物院, 使故宫博物院成为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公共文化机构, 从而奠定了故宫博物院在文化领域的地位[1]。

　　通常认为, 现代中国所接受的考古学研究思想和田野方法主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系统地受到西方以地层学、类型学为代表的科学考古学的影响, 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遗址的工作、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的调查都是重要的代表事件。1927年史语所成立之后, 其迅速成为民国时期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机构, 并逐步历练成熟了这一套科学考古学的范式。在这当中, 安阳殷墟断断续续地十五次发掘, 成为了影响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事件[2]。考古学界这一时期还组织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活动, 获得很多重要古物, 对所获古物的保存和保护也成为重要工作之一。学者们积极就文物保护制度建言献策, 关注各地文物保护事宜, 对馆藏文物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 支持考古学及相关学术的科研与教学。

　　北京大学国学门先于1922年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 开宗明义地宣告:“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并制定考古计划, 开展田野工作。中国终于出现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1923年5月成立了古迹古物调查会, 主张用考古学方法调查研究中国古代人类的物质遗迹及遗物, 先从古迹、古物、田野调查着手, 待经费等条件具备, 再组织考古发掘。1924年这个调查会更名为考古学会。

　　1923年9月, 马衡 (叔平) 、徐炳昶 (旭生) 、李宗侗 (玄伯) 、顾颉刚、容庚 (希白) 、陈万里等先生前往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周代铜器之调查。此次调查掘获周代古器甚多, 为宋以来最大之发现, 在考古学上贡献极大。马衡先生立刻建议将古物移归中央, 交本校保管, 此为大学考古学陈列室之肇始。

　　1924年, 考古学会发表《研究所国学门对于内务部古迹古物保存法草案意见书》, 呼吁由合法起草机关会同有关学术机关, 合商保存古迹古物的法规, 并规定各行政机关协助保存的权限。

　　1926年李济主持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他两年后曾讲道:“地下古物, 最重要的要先有问题、有目的的去发掘, 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物事。若鲁莽从事, 一定毁残了固有的材料, 不如不动, 将来还有发掘的机会。就历史这学问的立场而论, 不与古董客一样, 材料不在完整大个, 大小是同等价值的。”

　　1927年,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又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 当年就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了貔子窝 (今皮口镇) 附近的单砣子遗址。

　　同年, 学术界面对列强势力主导中国的科学考察、大肆盗掘盗运文物的趋势, 为申张中国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的主导权, 考古学会联合北京地区十余个学术团体, 发起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 与瑞典的斯文·赫定团队联合组织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北京大学教务长徐旭生任中方团长。考察团1927年5月份从北京出发, 经包头、百灵庙, 至额济纳河流域、新疆地区进行史地与文物考察。这是一次再造文明、振兴科学的重大活动。考察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有在内蒙古和新疆沿途采集的细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物、约1万支汉代简牍, 对居延烽燧遗址进行的调查, 黄文弼在罗布淖尔、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 进行的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的实地调查持续至1933年, 分头撰写并出版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瑞典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等着作。

　　1928年傅斯年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成为中央研究院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所, 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等学科。同年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 成立了考古学组, 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1928年10月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考古调查和1928—1935年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 共计15次, 发现了大批的甲骨及大批珍贵文物, 之后撰写而成的《安阳发掘报告》, 成为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

　　在各界的推动下, 国民政府采取了为文物保护建规立制的行动, 于1928年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同年9月, 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 要求各地详细填报各种文物名称、时代、地址、所有者、现状、保管、备考等情况。这次调查持续了5年, 至1933年12月底, 有25个省 (市) 上报了调查结果, 使政府大致掌握了当时全国文物的家底。1930年6月2日南京民国政府公布《古物保存法》。在此基础上, 《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采掘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等法律法规陆续制订出来。1932年6月18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 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隶属关系、职权范围、工作内容和具体组织方法, 并规定了人员编制及所司职责, 确认该会按照《古物保存法》行使古物保管职权。政府还在1928年、1936年开展了全国寺庙调查。这些都是中国文物的基础性工作。

　　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随即, 这一代考古学者取得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调查与发掘的重要成果。考古工作者裴文中当年12月在周口店村龙骨山上的猿人遗址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 后来又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和200多块骨化石, 还有大量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灰烬。周口店发掘化石工作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 是我国前所未有过的。

　　1930年,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合作组成燕下都考古团, 马衡为团长, 发掘老姆台遗址。1930—1931年李济与梁思永主持城子崖的发掘工作, 定名为龙山文化, 后撰写了《城子崖》报告, 都成为民国时期考古工作的标志性成就。

　　1933年, 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组织到陕西省渭河流域进行调查发掘, 由徐炳昶领导, 黄文弼、苏秉琦等人参加, 发掘了这一地区的周秦及汉代墓葬, 历时二年。后苏秉琦将宝鸡沟东区的周秦墓葬资料进行整理研究, 于1948年出版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报告。苏秉琦首次提出按器物形制学划分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共存关系, 并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方法。

　　1931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 对中国文物保护工作造成了巨大冲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新兴的考古工作被迫停滞。而日本各种势力在侵华军队所到之处, 加紧了对中国文物的搜刮和掠夺。在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未及清算和追索流失的文物, 就打破了人民大众的和平建国愿景, 发动全面内战, 使各地的大批历史文物再度陷入战争的劫难中。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依托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 注重群众工作, 保护根据地的祠堂、公产, 尊重民俗和民族、宗教文物。1948年遂行平津战役时, 特意在战略上注重争取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在傅作义将军的配合下, 使北平古城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解放军进城前, 还特意请梁思成先生在进军路线上标出需要加以保护的历史古迹。大军南下时, 中共中央又请梁思成先生编写出《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发给进军部队, 尽力避免了战争给古物造成的破坏。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攻占南京时, 国民党守军留下了中山陵寝的警卫部队。解放大军从这支守军那里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先行者的陵寝的和平接管, 使其和南京所有的历史文物一样, 得以完好保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出保护同一时期文化遗物、纪念物和纪念建筑等重要思想, 对新中国建立后保护革命文物、近代现代 (当代) 文物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在1948年和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文物法规训令》中, 已经使用了“文化遗产”和“文化财产”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保护历史文物的这些政策和行动, 为建国后进一步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做出了良好的铺垫。

　　而民国政府在统治大陆的近38年间, 尽管战乱纷纭, 国事艰难, 在国策抉择上有诸多值得检讨之处, 但仍然勉力维护国家历史文物遗产, 顾及民族大义, 特别是为文化学术界营造了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一定活动空间, 使此前历史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得以有所发展。这方面的努力, 是和中共的努力相互交集的。今日台海两岸面临复兴中华文化的共同机运, 理应共同携手, 联合开创保护历史遗产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崭新局面。而某些势力“去中国化”的活动, 是数典忘祖, 自毁文化根基的愚蠢举动。无论岛内何种政治势力, 如果断了自身固有的民族文脉, 必将走向覆灭的深渊。

　　注释：

　　1许凯:《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事业的贡献 (1924—1933) :以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载《故宫学刊》2012年。
　　2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