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代以前的东方世界唯有华夏文明一枝独秀、源远流长。在这里诸国皆因“慕德”而来，觐见须行叩首之礼，由此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绵延千载，直至清王朝统治时期。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形成的欧洲列国制度兴起。在那里，大小国邦林立，没有一家独大的中心国家，国家间是法理上的平等关系，由此建立的近代西方条约体系包含三大原则，即势力均衡、主权平等和武力扩张。世界历史的演进表明，国家间横向的平等关系是发展趋势。然而，这种平等关系只是近代西方条约体系的一个方面，在处理同非西方国家间的关系时它并不完全适用。正如日本学者初濑龙平指出，近代西方条约体系包含“适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内部原理’和适用于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外部原理',是一个二重原理的体系”①。当西方国家东来时，这种内外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成为阻碍东西方之间不能对话、无法对视的最大障碍。但是，这样的西欧国际体系却被完整地导入日本。

　　与世界接轨-近代日本的外交取向

　　日本长期以来都未停止关注世界的变化发展以及关心自身的创新变革。从江户时代中后期起，一批优秀的思想家们就已开始关注西方，他们逐渐意识到日本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他们倡导的是通商富国和加强海防的治国方略。其中，军事思想家林子平在其着作《海国兵谈》中提醒日本国民掌握防御海外诸国之术，极力主张作为岛国的日本须加强海防和重视武备。通商富国论的代表人物本多利明则主张日本应结束锁国状态，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在他看来航海、运输、贸易均为国君之天职，更是国家的首要任务；他甚至提出效法西方诸国海外扩张的做法，认为政府应“向万国派遣船只，攫取所需物品及金银铜，运回日本充实国力，乃海外必然采取之方法。”②1804年，俄国遣使日本要求通商，幕府却将其驱逐出境。对此，思想家司马江汉批评幕府的行为甚为傲慢不逊，在他看来“以夷狄相待岂非无礼？列沙诺特是该国国王的使者，国王和我国国王有何不同？”③这是在批判幕府的锁国政策，主张应采平等的姿态处理国家间的事务。当有着泱泱大国美誉的大清帝国，鸦片一役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给还未闻到战争硝烟、尚未尝到船坚炮利之威力的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激发起日本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诗人出身的斋藤竹堂在《鸦片始末》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此（鸦片战败）因清国自夸中华，侮海外诸国，不见外国机械之进步也”. ④所以，当美国使臣柏利来日投递国书要求开埠通商时，阿部老中为此整整忙碌了三个月以研究对付之法。最终，日本采取了退让以待的策略，用和平的方式签订了一些对国家利益损害较少的条约。此后，日本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又主动与荷俄等国签订了内容相似的条约，这样做的结果是“为而后外国提出贸易问题奠定了如何处理的基础，为今后预料中的对美英等国的谈判制定了蓝本”.⑤从中可以看出，幕府的外交已经走上了轨道。

　　从“黑船事件”开始，日本便国门大开，结束锁国状态，签订一系列条约，被迫开埠通商。从中国的战败，日本看到了中华帝国的虚骄无妄和不可再学；从黑船的来航，日本想到的是要加强海防和增强军备，进而转向了解西情、研究西方。

　　1860年，幕府就开始主动遣使出访欧美，而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受着战争的劫难。当这批使节成员亲眼目睹了欧美先进的文物制度后，纷纷意识到日本应尽快抛弃祖制、结束锁国，必须尽快同西方建立新的关系，进而融入新的国际体制。时隔两年之久，佐久间象山在《痛论时事上幕府书稿》中积极主张摒弃贬低外邦他国的错误认知，提出应称域外他国为“外藩”,并与之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他在书稿中反问道：“本邦又仿效汉人的错误，只管贬低外邦他国，把学术技巧制度文物比本邦更完备的有力大国也称为戎狄夷狄，成何道理？”⑥。

　　1868年，明治皇帝以政府名义颁文昭告天下，提出日本国将遵循国际公法，积极开展同外国的交往，并把“求知于世界”作为今后日本的基本国策，是为“国是五项誓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公法》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国际观。1870年，时任太政官大臣的三条实美在《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中强调日本要修约应“依据万国公法”,他主张凡国内法与万国公法相抵触者都要修订。他在上书中还要求使团带着开放的眼光，阅遍诸国先进的法律规章，探求适合日本的治国方略。另外，他还主张向各国特派使节，理由是“一则借整体更新，修聘问之礼，以笃友好之宜；一则借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的目的与期待。”⑦1873年，岩仓使团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⑧直至后来，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直接把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路作为日本的唯一出路，他认为“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⑨文人学士的高调倡导，归国使团的极力主张，使得日本政府的外交吹响了“脱亚入欧”的号角，踏上了对外扩张的不归路。

　　在知识阶层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主动顺应历史大势，内政上创新变革，外交上力求快速与欧洲接轨。最终，文明开化彻底改变了日本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明治维新使得西方对日本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西方看来，“日本向称侯国，今则改除旧规而宗西法，俨然一大国矣”,“即外国聚会议事之时，日人亦从事其中”,“观日本励精图治，是已入万国会中矣。”⑩面对西力东倾的历史现实，面临民族存亡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选择主动出击，并最终得了先机，占了主动。从一定程度上说，避免了国家沦为殖民地，赢得了民族独立，这本身就是日本近代外交的胜利。

　　拒世界于外-晚清政府的外交取向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周边的少数民族皆是依附于华夏声乐礼教的蛮夷之邦。近代，当西方列国纷纷东来时，清廷朝野仍旧寐于世界发展的大势，依然习惯性地称西人为“夷人”,固执地拒绝公使驻京和亲递国书，傲慢地排斥西方的外交礼仪，继续奉行天朝上国的朝贡体制。

　　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远去，《南京条约》的墨迹渐干，在清廷官吏和文人学士的奏章公文及书信着述中，我们还不时地看到用“夷狄”来指称西方的例子。毫无疑问，这种带有鄙夷色彩的称谓有悖于近代国家间交往的大势，西方也因此多次与清廷交涉辩难。直到《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然而，积淀千年的认知传统岂能是一朝翻然改变的。1858年10月，英使额尔金照会清政府，抗议清廷违背了条约内容，理由是北京邸报刊载的上谕中有“夷船闯入天津字样”.钦差大臣桂良立刻复照额尔金，保证“嗣后仍当照约办理”而化解了事。但是，我们知道清政府编辑的有关中外交涉的官方文本，仍被钦命筹办夷务始末。王开玺先生形容这是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认为出现如此反复，仍是华夷观念、“夷夏之辨”的思想在作祟，传统的思想认知和僵化的外交观念不可能顷刻铲除，中西外交上的矛盾冲突更不可能瞬间冰释。一直等到甲午战争以后，此种事情才最终得以彻底的解决。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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