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问题是一个古老而持久的社会问题，直至今日仍然堪称国际毒瘤。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是海盗活动最为频繁之时，被称为"海盗的黄金时代"[1].因此，研究中国海盗史的学者多将目光投射在这一时段，成果丰富.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海盗，学界的关注则少得多.在这一时期，海盗活动有了新的抬头，迫使中国官民引进轮船进行反海盗斗争，间接刺激了现代化的推进，其意义不容忽视。笔者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就正于方家。

　　一、鸦片战争后海盗活动概述

　　清朝中期，被称作是中国海盗活动的"第三次高潮".而在19世纪初，随着越南西山叛军、郑一、蔡牵、朱濆、张保等大海盗集团的瓦解，这一高潮已然跌落[1]（P37~40）.但是，这只意味着大规模海盗活动的结束，海盗并未彻底销声匿迹。进入道光朝之后，海盗活动开始重燃。道光二年（1822）的上谕指出："粤东闽浙各省洋盗③,自蔡牵、乌石二等歼捦之后，洋面早就肃清。近年该三省复时有海洋行劫之案。"[2]（P17）而 在道 光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曾对云南回民张富起事一事批示道："此案张富系一滋事回民，并非外夷海盗可比。"[3]（P28）海盗活动堪与"外夷"侵扰相提并论，可见其分量之重。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具体描述这一时期层出不穷的海盗活动，只能大概论之。从地理上看，海盗活动南多北少，主要发生在闽浙粤苏四省沿海，而北到山东乃至直隶、奉天也时有海盗出没。可以说，海盗活动几乎覆盖了全国的海岸线。值得注意的是，海盗的流窜性较强，东南海盗往往北上北洋做案，这应当与清朝水师南强北弱的形势有关（据乾隆年间的统计，当时广东水师力量最强，外海内河战船共558艘，而盛京、直隶、山东三地总共只有38艘）[4]（P2603）.

　　从规模上看，尽管此时没有上百艘盗船的特大海盗集团，但拥船数十艘的团伙还是存在的。如道光年间的着名海盗首领陈双喜，"集大舶数十号，往来洋面，肆行无忌。"[5]（P344）当然，海盗并不总是成群行动的，会根据需要化整为零。道光二十三年（1843）浙江提督李廷钰曾奏称，温州洋的海盗"形如鬼蜮，一闻大帮兵船会哨，旋即散去，迨伺巡缉已过，复又聚集",令水师难以歼灭[6]（P373）.这样的情形，可能也会困扰其他地区的驻军将领。

　　从活动方式上看，海盗行劫以勒索赎金为主，劫掠货物为辅，也有登岸抢劫的情形。当时漕粮已改为海运，漕船尤其是海盗行劫的重要目标，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乃现在南粮甫经运竣，即有闽广盗船多只在外洋乘风游奕，意在伺劫回空漕船"[5]（P232）.

　　海盗活动的抬头，与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一，战争中清军水师遭到了沉重打击，给了海盗可乘之机。战时曾有报告，浙江"现在防夷吃紧，洋盗乘间窃发，剽掠商民，地方更形扰累"[7]（P698）.战后闽浙总督刘韵珂也奏称："查闽省水师营船，前于军兴时，多被英夷击毁。洋盗充斥，商船畏缩"[8]（P43）.

　　其二，战时清政府为了弥补军力的不足，大量招募雇勇作战。但雇勇只为吃饷而来，极易溃散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问题并不只限于陆上。第二任港督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记载，据两广总督耆英称，战时私人船只获得了拥有武器的执照，而战后并未按规定解除武装，这造成了海盗的泛滥[9]（P184）.

　　其三，战后国门洞开，多有外国海盗出没沿海。此外，不少外国武装船只以为商船护航牟利，有的更是借口护航进行勒索，行径与海盗无异[10]（P124~136）.

　　而由于列强攫取了领事裁判权，清政府对外国海盗的追究很是缚手缚脚。譬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有"夷盗"抢掠沙船、杀伤水手之事，道光帝虽然也饬令追捕，但又指示"果能辨认明确，自应知会广东，交该酋自行办理"[6]（P695、716）.

　　二、传统环境下反海盗斗争的窘境

　　与海盗的频繁活动相比，清朝的反海盗斗争显得软弱无力。本来，作为国家正规海防力量的各省水师应该是剿灭海盗的当然主力。但在鸦片战争前，水师的废弛已很明显，战船朽烂、军纪败坏、训练松懈等问题十分严重[11]（P14~16）.经过战争的严重摧残，水师更显虚弱，无力满足反海盗斗争的需要。

　　水师的虚弱，集中体现在战船上面。战后浙江提督李廷钰奏称，定海镇标所辖各营由于战时毁坏的战船尚未补造，被迫雇募民船巡缉，"为闽盗所轻".而由于船厂舞弊，所造战船也是"类多钉稀板薄，一出外洋，莫不船身乱战，官兵胆怯风涛，大半职此之由"[6]（P374~375）.

　　水师战船之所以性能低劣，还有制度僵化的问题。由于战船的样式在乾隆年间已经固定下来，并被"工部军器则例"、"户部军需则例"等条例限制了修造经费，战船的革新遭到扼制[12]（P40）.至于海盗，自然不用遵守这些条条框框，因此海盗船的性能甚至还可凌驾水师战船之上。如广东海盗首领布兴有的炮船"金宝昌",有"活炮台"之称。布氏归降之后该船划归定海镇水师，官员检阅后赞叹其船坚炮利[13]（P94）.《赫德日记》记载归降后的布氏为官府租来了一艘与英国500吨级船相当的大海盗船，不知是否指同一艘船[14]（P113）.这样大的船只是水师绝少拥有的。有的海盗团伙甚至拥有十余艘夹板船（即双层船壳的西式帆船）[15]（P328）,远远走在水师的前面。

　　讽刺的是，由于装备不济，水师甚至师法海盗的船型。如"快蟹"（又称扒龙）是广东海盗与鸦片走私犯惯用的一种桨帆船，机动性较好，"每艇壮丁百数十人，行驶如飞".该船从道光年间起被水师仿制，后来成为常用战船之一，甚至被称作"洵为水战第一器械"[16]（P157）[17]（P194）[18]（P239）.

　　当时的水师对于海盗普遍有畏惧心理。如道光年间御史曾参奏："浙省水师，废弛已极。兵则怠惰偷安，官则因循推诿，且有吸食鸦片烟者。间或摉捕零匪塞责，遇大帮洋盗，不敢过问。"[19]（P80）对这种情形，宁绍台道段光清在自订年谱中有过生动的记载：咸丰五年（1855）二月宁波的漕粮海运开始，"时洋面多盗，省中行文饬水师护送商船出洋。水师畏之，提军叶绍春亦赴镇海催之，仍不出口。余亲往催，至提军坐船，诘水师将官曰：'平时捕盗既不敢前，此日护粮又不肯往，致朝廷虚糜饷项，水师真可废矣!'"[13]（P100）在与海盗的正面交战中，水师常遭败绩，不乏"哨船军器被劫"、"击毁战艇"之类的记载。较为严重的一次是在咸丰元年（1851）七月二十六日，登州水师在荣成石岛海面被布兴有部海盗大败，"新旧战船被贼占驾九只，副将关防文卷尽失",可谓颜面丧尽[15]（P249）.布氏归降后，缴出的被劫师船、勇船共达21只之多，所释放的被俘水勇更达200余人，可见该部战力之强悍[15]（P542）.

　　因此，清政府对于大股海盗一般无力将其剿灭，最多不过劝其归降。前文所述的海盗头目陈双喜（又作双嬉），尽管上谕多次严令抓捕法办，最终还是以陈主动"投首"收场[5]（P344）.而布兴有尽管胆敢劫夺战船，最终"投诚"后亦得到了优容，其624名党徒均被赦免[15]（P542）.而这些海盗归降之后，也往往胡作非为，危害地方。

　　由于正规军的疲软，官方常招募勇船、水勇以补水师之不足。此外，沿海商民也被迫自行组织护航捕盗。这样的民间反海盗行动取得过一定战绩，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浙江商人曾经"捐雇乡勇先后出洋四次，获盗四十余犯"[5]（P355）.但雇勇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民间的人力物力也终究有限，这种办法也难以伤及海盗的根本。【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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