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时期, 英国人对华情报需求大增。载有大量中国朝野新闻的《京报》因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备受青睐, 《京报》英译活动蓬勃发展。英国人对《京报》的定位也从“中国情报源”转变为“对华外交手段”。早在鸦片战争时期, 中英就围绕《京报》信息的控制权展开了争夺。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 英方开始在这场信息权力之争中占据优势, 中方处境则日趋被动。晚清变局之下, 信息传播领域内的中西权力格局业已发生巨变。

　　关键词：《京报》; 中英关系; 新闻翻译; 信息权力;

　　Abstract：British demand for intelligence of China increased greatly in late Qing Dynasty. Peking Gazette, a gazette which report court affairs, decrees, and memorials,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source of China, and was closely watched by the British. As a result, British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eking Gazette blossomed. And the role of the Peking Gazette was transformed from an information source to a negotiation method. As early as in the Opium War period, a power struggle over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he Chinese had broken out.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British had the upper hand and the Chinese became disadvantaged in this struggle. The power structure in Chinese information space also chang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晚清变局之下, 中西间的冲突与融合延伸至信息传播领域, 这一趋势在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京报》的翻译及利用中得以充分展现。《京报》是存在于明、清两代的一种中国古代报纸, 其内容源自“邸报”, 主要由宫门抄、上谕、大臣奏折三部分构成。晚清时期的《京报》引起了以英国人为代表的外国读者的兴趣。他们对《京报》的关注, 不仅开创了中国新闻被系统翻译并传播至海外的先河, 更揭示出中英间一场没有硝烟的信息权力之争在悄然上演。

　　已有的相关研究中, 以1930年代出版的白瑞华 (Roswell Britton) 《中国报纸 (1800-1912) 》最具代表性。该书首次提出《京报》的翻译问题, 可惜并未被学界所重视;[1]近年来, 尹文涓等人的研究使《京报》翻译问题重回学界视野之中, 但这些研究仅限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 未能跳出《京报》译本本身, 进而探讨《京报》的翻译与传播背后的信息权力运作逻辑。本文将《京报》翻译问题置于中英关系史脉络中, 厘清其发展线索及背后动因, 并以中英双方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围绕《京报》进行的斗争和交涉为例, 一窥这场斗争背后中英信息权力博弈的真容。
 

　　一、《京报》英译之动因

　　西方人对《京报》的翻译早已有之, 但到晚清时期才渐成气候。在清前中期, 已有来华西方人留意到《京报》。[2]彼时西方人对《京报》的翻译只是偶一为之, 在中西关系进程中尚未激起波澜。晚清时期, 随着英国人在华势力的扩张, 《京报》英译的影响力逐渐显现:19世纪早期, 活跃在穗港澳的来华英人开始频繁翻译《京报》, 到19世纪中后期, 对于京、沪、港等地各大英文报刊来说, 通过刊载《京报》译文来报道中国消息已成惯例, 与此同时, 中西交涉中也屡次出现《京报》的身影。

　　在19世纪, 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热衷于对《京报》进行翻译, 有两个重要动因:在对华情报收集上, 《京报》是他们获得中国朝廷以及内陆地区最新动态不可或缺的情报源;在对华心理上, 《京报》还被他们看作是窥探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真实想法的窗口。

　　一方面, 从对华情报搜集的角度来看。19世纪的来华西方人一般仅被允许在沿海开放口岸驻留, 他们大多只能在自己活动范围内搜集消息。从当时英国人对华情报的需求情况看, 在华英国人的通信和报告所传达的消息存在两大不足:一是无法涵盖有关中国广阔的内陆地区的最新消息;二是较难触及来自中国政治核心———清廷的最新动态。

　　有鉴于此, 《京报》的意义和价值就显而易见了。《京报》包含了大量最新的皇帝谕令、清廷各机构的公文, 以及各省官员奏折, 这些内容恰恰是来自各开放口岸的英人报告所缺乏的。正如美国学者所言:“随着开放口岸及外国人居留地的增多, 欧美本土对与中国相关消息的兴趣日益增长, 西文报纸所覆盖的地域范围也有所拓展。但是……这未必意味着 (西文报纸) 在其他领域覆盖范围的拓展, 除与外国商业团体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务的报道外, 其他有关中国事务的报道相当匮乏……编辑们为了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煞费苦心, 他们对《京报》的翻译已经表明了这点。”[3]对于19世纪的英国人来说, 《京报》与驻留各通商口岸的英人书信报告一样, 都是重要的中国情报源,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 19世纪《京报》翻译的兴起与西方人的对华心理密不可分。西方话语中很早就存在对中国人“狡诈”的一面的叙述传统, 早期的西方话语中, 这种“狡诈”集中体现在中国商人身上。17世纪的法国来华传教士李明 (Le Comte) 曾如此描述中国商人:“他们的天性长处就是只要能欺骗别人的时候就欺骗……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一个外国人独自出去买东西, 无论怎样谨慎小心, 都会被欺骗。”[4]19世纪初, 曾随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的阿裨尔 (Clarke Abel) 对当时西方人的对华印象做过概括:“一篇题为《对中国的一般印象》的文章的作者谈到, 根据只到过中国港口的旅行者们的叙述,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国家, 就像斯巴达 (Lecedaemon) 一样, 偷盗是被允许的, 如果你偷盗成功的话。如果在称分量上作假, 索取百倍价格, 以次货充好货, 都构成一种盗窃的话, 那么这种盗窃就不仅限于沿海地区, 整个中华帝国到处都有这种盗窃发生, 而且不仅被纵容, 还受到赞许, 尤其是当外国人成为受骗者时更是这样。”他还特别对上述论述作出了说明:“这段叙述只是根据那些曾谈到过中国人的一般性格的作者们的笼统表述写出的。他们的这些论述太多了, 这里不可能一一引述。”[5]

　　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人打开, 中西接触日益频繁,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在逐渐变化, 至19世纪中后期, 诸如“狡诈”与“欺骗”等词语开始直接和“中国人的性格”挂钩。曾在19世纪中期在华活动的美国传教士倪纬思 (John Livingston Nevius) 对全体清朝官员都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 “关于太平天国首都陷落的记载, 只有取自清朝方面的消息来源, 而全体清朝官员的说谎癖是众所周知的事, 这是用不着多说的”;[6]同一时期来华的另一位传教士密迪乐 (Thomas Taylor Meadows) 则进一步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列入了“撒谎名单”, “尽管在中国不乏讲实话、守诺言的人, 但是, 一般地说, 他们还是被人们看成是臭名昭著的撒谎家。据说, 由于中国人不讲真话, 在基督教国家人们的心目中, 他们的品质更让人瞧不起”;[7]19世纪90年代, 曾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传教士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出版, 该书曾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反复再版, 在中西方世界都曾引起巨大反响。该书在当时被认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在它罗列的27项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中, “缺乏诚信”位列其中。可见, 19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话语体系中, “骗子”作为一个形容词, 早已超出了“中国商人”这一适用范畴, 开始被用来描述中国的官员、文人, 最终成为对“中国人特性”的一般性描述。

　　19世纪以后的西方人, 特别是英国人, 之所以会特别在意中国人“缺乏诚信”的一面, 除前述成因外, 还有其他更为深刻的缘由。首先是基于现实体验。《南京条约》签订以后, 英国人虽然在名义上获得了打开中国市场的权力, 却在实际执行时遇到了来自中方的重重阻挠, 因中方的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正如前辈学者所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乘胜追击的列强对条约权益的期待更为急迫, 锱铢必较, 更加苛刻地要求清政府严格履行条约。它 (他) 们的不满, 主要是‘各省官员一般地忽视条约’”, [8]1866年, 通过英方代表威妥玛递呈清廷的《新议略论》, 晚清重臣崇厚就对英国人的这一心态有所认识:“该使臣 (指威妥玛) 等历叙从前立约之由, 并虑后来失好之渐, 危词恫吓, 反复申明, 总以将来中国不能守信为虑。故历次立约, 曰边界, 曰传教, 曰通商, 各国皆处心积虑, 不惮再三之渎, 而尤必声明行文內外徂行, 周知字样。所以谆谆于此者, 直欲使中国家喻户晓, 永远相信之意”;[9]其次是源于心理需求。马士 (H.B.Morse) 的研究中谈到“从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取消到‘南京条约’的签订, 英国商人已经等待了八年多”, 他们“从一种卑贱地位, 一跃而到尊严地位, 他们处境的这种变化, 已经深印在他们的脑海”。[10]这种尊卑逆转的对华心理体验不仅为英国商人独有, 西方人全体都曾被中国人长期视为蛮夷。19世纪以后, 随着英国在对华政治、军事上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的确立, 英国人对华的自信心日益高涨的同时, 对中国人的蔑视也同时增长, 在他们眼里, 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无论政治、社会还是文化都劣于西方, 对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批判就是这一心理体验的衍生物。

　　19世纪的西方人一方面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信”“善于欺骗”, 另一方面, 为了推进对华事务, 又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政府乃至中国社会的真实想法, 如何消融这种思想认识和现实需要之间的相悖之处便成为了他们面临的难题。《京报》成为了他们用来探知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以应对难题的选择。1877年, 刊载在英国《蓓尔美尔街报》 (The Pall Mall Gazette) 的一篇文章曾如此形容《京报》的价值:“《京报》是国民意识的反映, 因此值得被反复阅读。诚如谷粒总是埋在一大堆谷壳之中那样, 中国普罗大众的真正想法也总是深埋在无数奇怪的习俗以及多变的国家政策之下, 而《京报》却总是能提供一把钥匙, 让人们能打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了解他们的想法。”[11]

　　19世纪英国人之所以高度关注《京报》, 主要是基于他们对《京报》的定位———即内容真实可靠, 具有权威性。1873年, 英国本土最大的报刊《泰晤士报》 (The Times) 在论及《京报》时称其为“中国官方之唯一喉舌”, [12]这一论调已将《京报》定位为权威性的中国官报。在远东极具影响力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甚至声称:“首都来信中的译文会误导英国读者。要探知文字的真实意思, 最好的方法就是考察《京报》的用词, 那才是权威的。”[13]除公开的报刊言论之外, 来华英人在其私人著述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 例如立德夫人 (Archibald Little) 就在其中国游记中特别提到:“我因此从《京报》 (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也是目前中国的官方宣传媒体) 上摘抄几段, 加以阐明。这比成百上千的小道消息可靠得多。”[14]这些观点基本上代表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的共识。

　　尽管一些《京报》研究者曾就《京报》的官报属性提出过异议, 但这并未影响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对《京报》达成共识。在19世纪早期,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曾质疑《京报》的官方性质, 称其“并非出自政府直属人员之笔”, 而是“书商据其自身见闻写成”, [15]之后的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也认为其中包含的材料并非全部真实可靠, [16]但是, 这些疑问很快就被淹没在大量强调《京报》权威性和真实性的文本之中了。赫德 (Robert Hart) 在1885年曾指出英国人对《京报》的定位有误:他认为“《京报》并非政府公报, 其内容很少包括真正重要的公文”, [17]但是某种程度上, 赫德的“纠正”恰恰反证出当时英国人已普遍将《京报》作为中国消息的权威性读本。

　　19世纪的英国人一方面对中国人的诚信抱有怀疑, 另一方面又强调《京报》的权威性和真实性, 两种态度之间的张力使英国人对《京报》及其译文所传递的信息甚为倚重。在此推动下, 《京报》的翻译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二、《京报》的翻译与传播

　　早在18世纪, 就已有来华西方人留意到《京报》。18世纪20年代, 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一些来华西人就已经注意到《京报》所传递的朝廷消息, 并对其进行过节译, 但从现有资料来看, 18世纪来华西人仅对《京报》进行过零星翻译, 其影响也甚为有限。[18]

　　19世纪是西方人翻译和利用《京报》的新纪元, 英国人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英国人的《京报》翻译活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19世纪初马礼逊译介《京报》开始, 到1851年《中国丛报》停载《京报》译文为止, 以广州、香港为中心, 代表人物有马礼逊、马儒翰 (John Morrison) 、德庇时 (John Francis Davis) 等人;后一阶段由19世纪50年代初《北华捷报》开始刊登《京报》译文始至1900年该报停止刊载相关译文结束, 以上海为中心, 代表人物有威妥玛、麦都思 (Walter Medhurst) 、梅辉立 (William Mayers) 、禧在明 (Walter C.Hillier) 等人。整体来看, 19世纪《京报》的译者群体经历了以传教士为主到以外交官为主的转变。

　　《京报》最早的两位译者———马礼逊和德庇时都在来华之初曾为东印度公司服务, 从事翻译工作, 并在此期间展开了他们的《京报》翻译活动。具体而言, 马礼逊和德庇时的《京报》翻译活动都得到过一度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的小斯当东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的支持, 他们的译稿有相当一部分提供给了后者, 并通过后者传递给英国政界要人或交由英国本土的大众媒体公开。[19]可以说, 小斯当东是19世纪英国人对《京报》翻译活动的发起者。此外, 小斯当东曾随其父在18世纪末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并学习中文, 在当时就已经留意到了《京报》, 因此, 19世纪《京报》翻译活动的缘起可以追溯至马戛尔尼使团使华之时。

　　德庇时对《京报》的翻译篇目并未收录在白瑞华搜集整理的19世纪英国人的《京报》译介篇目中, 后来学者在讨论《京报》翻译问题时多参考白瑞华所列篇目, 因而忽略了德庇时曾翻译《京报》这一事实。

　　德庇时是促使威妥玛开始从事《京报》的翻译和研究的重要推动者, 而后者则是在19世纪《京报》翻译活动中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人物。[20]学者詹姆斯 (James C.Cooley) 将德庇时看作是威妥玛翻译活动和外交官生涯的领路人, 前者在1846年将后者提拔为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翻译 (Supernumerary Chinese Interpreter to the Supreme Court at Hong Kong) , 此事成为“威妥玛职业生涯中的转折点”。[21]整个19世纪40年代, 威妥玛作为翻译一直受到德庇时的关照, 而他以《京报》为材料基础撰写的小册子《1849年中华帝国境况及其政府记录》 (Note on the Condi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1849) 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据此推测, 威妥玛对《京报》的兴趣可能曾受到德庇时的影响。

　　表中所列出的19世纪中后期的《京报》译者, 大都不同程度受威妥玛影响。如梅辉立在威妥玛手下工作时, 翻译《京报》并在报告中附上《京报》译文是他的日常工作;[22]此外, 对《京报》的阅读和翻译之所以成为英国驻华使馆“学生译员”课业的一部分, 也始于威妥玛在1871-1882年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期间编成的《文件自迩集》中曾摘选《京报》所载奏折作为学生译员的汉语教材。

　　除《京报》译者之外, 《京报》译文的发布和传播方式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京报》翻译活动能够走出汉学研究的小圈子, 进入大众视野, 并最终对中英外交产生影响, 英文报刊功不可没。在19世纪的西方人中, 能够直接接触和阅读《京报》原文者凤毛麟角, 更多人需要通过《京报》的译文来了解和利用《京报》。当时西方人获得《京报》译文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通过《京报》译者的书信, 这只适用于少数与译者关系密切的人员;二是译者个人出版的《京报》翻译小册子, 但是这些译本的发行量很小;三是新兴的报纸媒体。前两种方式的传播范围相当有限, 可以这样说, 《京报》的西方读者群是因第三种方式———新兴报刊媒体得到了极大扩充。作为19世纪“报业帝国”———大英帝国的国民, 英国人以在华英文报刊作为发布《京报》译本的大本营, 并通过英国本土, 乃至英国在海外势力范围内的英文报刊来尽可能向世界传播着这些来自《京报》的消息。[23]

　　英文报刊对《京报》译文的刊载贯穿于整个19世纪。从现有材料来看, 19世纪刊载过一手《京报》译文的英文报刊超过15种, 其中绝大多数是传教士或是英国商人在华创办的英文期刊或报纸。这些报刊中, 长期连载《京报》译文的有《印中搜闻》《中国丛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四种, 伦敦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和上海的《循环》等杂志对《京报》译文的刊载也比较频繁。下文即对其中的代表性刊物进行介绍。

　　19世纪最初二十年, 英文报刊尚未在华出现之前, 《京报》译文已经在海外的英文报刊上刊出。可见的最早刊载《京报》英译文本的是英国传教士米怜 (William Milne) 在马六甲编辑发行的英文季刊———《印中搜闻》。1817年5月, 该刊在“杂录” (miscellanea) 专栏刊载了有关查办清茶门教的奏折编译稿, 由此开启了该刊《京报》译文的刊载之路。[24]之后出现在该刊的《京报》译文主要集中于“时事报道” (Journal of Occurrences) 栏目, “印中新闻” (Indo-Chinese News) 栏目中也有少量收录。从1817年5月到1821年1月, 该刊共选录了40余则《京报》消息, 其中有关酷刑、贪腐、动乱、饥荒等暴露中国社会乱象的消息占总数一半, 有关皇族的消息约占四分之一。

　　《印中搜闻》刊出的《京报》译文篇目虽然不多, 但此举影响却很深远:一、该刊开创了英文期刊以固定栏目连载《京报》译文之先河, 这一模式被后来一些主要在华英文报刊所沿用;二、该刊将《京报》译文安排在“时事报道”和“印中新闻”这两个侧重实效性的栏目中, 突出了《京报》的新闻价值, 标志着《京报》已成为英文报刊获取中国新闻的重要情报源;三、该刊所载《京报》译文的译者正是19世纪《京报》英译事业的奠基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早在1807年, 他就已接触并翻译《京报》, 《印中搜闻》为这些译文提供了最初的发布平台, 客观上推动了《京报》英译的进程。

　　创办于1824年的伦敦《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是《印中搜闻》之外又一集中刊载《京报》译文的期刊。该刊以“京报选萃” (Extracts from Peking Gazette) 为题不定期刊载《京报》译文, 在1827年和1829年分三次刊出了道光四年 (1824年) 和道光六年 (1826年) 的《京报》译文, 内容皆由该会会员———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商馆大班德庇时和马礼逊合作译出。

　　英文报刊刊载《京报》译文的活动萌芽于海外, 却在中国找到了最佳的成长空间。19世纪30年代开始, 一批英文报刊相继在华南沿海一代创办。这些报刊多以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引发西方世界对华兴趣、推动对华交往为己任, 对有关中国的消息有很大需求。对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来说, “为了帮助读者获得关于这个帝国现状的最准确的消息”, 直接翻译并刊载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是最佳选择, 《京报》倍受青睐。[25]

　　在这种情况下, 在华英文报刊对《京报》译文的刊载活动迅速展开, 《中国丛报》的《京报》译文即是其中代表。1832-1851年间, 《中国丛报》共刊载《京报》译文80余则, 译者是马礼逊为首的几名英美传教士。在排版上, 该报延续《印支搜闻》的传统, 将绝大多数译文安排在“时事报道” (Journal of Occurencies) 栏目下, 少数收录在“杂录” (Miscellanies) 栏目, 对一些重要的译文则拟定单独标题进行长篇刊载, 如朱嶟、许球□有关鸦片弛禁问题的奏折, 以及皇帝的相关上谕等等。[26]

　　19世纪50年代初, 随着《中国丛报》的停办和译者的流失, 广州英文报刊刊载《京报》的活动停滞不前, 上海英文周报《北华捷报》的创办为《京报》译文的发布提供了新的平台。在内容选择上, 《北华捷报》在1850年到1867年间刊出的700余则《京报》译文中, 绝大多数涉及上海本地或是太平天国运动;在排版方式上, 《北华捷报》首次设立“京报” (Peking Gazette) 专栏对译文进行刊载;在译稿来源上, 1857年以前的译文多出自传教士麦都思之手, 其余译文则转载自香港、福州等地的英文报纸, 或由驻北京英国大使馆的译者提供。[27]

　　在众多刊载《京报》译文的英文报刊中, 《字林西报》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香港《德臣报》, 上海《北华捷报》, 以及《循环》等报都曾早于《字林西报》登载《京报》译文, 直到1871年, 《字林西报》还只是在转载这些译文。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 同年8月字林报馆曾将有关教案的新闻报道以及传教士的书信等整理出版并很快售罄, 考虑到读者的需求, 报馆在两个月后又将包括曾国藩的奏折、皇帝谕旨在内的事件相关中国政府公文结集出版。字林报馆应是因此事认识到《京报》译本所蕴含的商机, 原本用于刊登《京报》译文的《北华捷报》为周刊, 考虑到信息的时效性, 从1871年下半年开始, 报馆在日报《字林西报》上增设专栏, 规律、系统地刊载《京报》译文, 部分译文同时还会附上评论。此外, 选择在此时以专栏方式刊登《京报》译文, 或许也与字林报馆与英国驻北京使馆方面达成了某种“翻译-出版”的合作关系有关, 但尚无史料可充分证明这一推论。

　　《字林西报》的“《京报》摘要” (Abstract of the Peking Gazettes) 栏目由1871年开设到1900年结束, 受到读者和业界广泛认可。该栏目极大扩展了《京报》读者群, 影响深远。1891年起, “《京报》摘要”栏目特别标明“《字林西报》独家翻译”的字样, 以示这部分内容的价值。1872年到1900年间, 报馆每年都会将“《京报》摘要”内容整理出版。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虽自身也登载《京报》译文, 却仍对《字林西报》的《京报》译稿青眼有加, 不只一次刊文对其介绍;英国在华的重要学术刊物《中国评论》 (The China Review) [28]也曾对这些小册子有过介绍。

　　如果说英国驻北京使馆学生译员的加入壮大了《京报》翻译的力量, 《字林西报》“《京报》摘要”专栏的设置则极大地扩展了《京报》译文的影响。正如《亚洲评论》所言:“这些译文刊载在《字林西报》上, 频繁被中国问题专家们所援引。”[29]出自英国驻北京使馆的《京报》英译文本数量巨大, 19世纪70年代开始固定在《字林西报》刊出, 这使得一般欧美人可以在阅读《字林西报》的同时读到来自《京报》的消息, 西方人阅读《京报》的门槛和成本都被大大降低了。在西方世界, 凭借《字林西报》这一平台, 《京报》译本完成了从精英读物到大众读物的转变。

　　三、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京报》之争”

　　清政府对《京报》英译活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并非无动于衷。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清政府就已注意到有英人阅看《京报》, 他们对此十分警惕, 并采取措施试图遏止。清政府允许《京报》在民间流传, 原本一方面是为使政情下达, 另一方面也有引导民众思想、维系社会管控之意, 英国人对《京报》的兴趣实属意料之外, 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英国人阅看《京报》。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因耆英奏报有“英逆”阅看《京报》, 道光帝特下谕旨, 命令当地督抚等严密查拿递送之人, “一面正法, 一面奏闻矣”, 另外还严饬各属查访并切断英国人获取《京报》的途径, “为该逆递送《京报》之人, 即系汉奸无疑, 总当设法访查。一经弋获, 即著确讯如何辗转递送实情。从严惩办”。[30]

　　清政府没能阻止英国人获取和阅读《京报》。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 英国人的活动区域虽离北京十分遥远,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获取《京报》。从马礼逊对《京报》的记录中可以看到, 他们在当时可以通过“公开购买”“短期租借”等方式来获得《京报》, 甚至还能从一些在朝中有门路的富人那里弄到印制精良的《京报》。[31]面对如此之多的渠道, 清政府很难真正禁绝英国人阅看《京报》的现象。因此即便有道光帝的谕令在前,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英国人对《京报》的获取、阅看、翻译乃至传播都从未中断过。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中英虽然已在《京报》问题上“过招”, 但矛盾在当时并不突出。在上述事件中, 中方处于强势地位, 主动采取措施阻止英人阅看《京报》;局势对于英方来说相对被动, 面对皇帝的禁令, 几个传教士采取迂回战术使这一问题最终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英国人对《京报》定位的转变使中英《京报》之争愈演愈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 无论对于马礼逊等来华传教士来说, 还是对于德庇时等来华外交官来说, 《京报》的角色都只是他们获取中国消息的“情报源”而已。换言之, 他们从《京报》上获得的消息, 与从中文书籍、传单、函件等材料上获得的消息相比, 除了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外, 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情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京报》对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的意义由单纯的“中国情报源”发展为一种外交手段。他们开始通过干涉《京报》的内容, 侵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原由清政府掌握的一条最重要的信息渠道, 以此作为其达成政治目的的有效助力。在《京报》之争中, 中英双方的地位也发生了逆转, 英国人转守为攻, 表现得越来越强势, 中方则陷入被动。

　　1856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威妥玛作为翻译官成为了英法联军的一员, 他之前在翻译《京报》时所积累的经验, 为战争期间英国人对《京报》定位的转变埋下了伏笔。19世纪前半叶《京报》的英文译介者中, 以威妥玛最具特点, 与包括马礼逊、德庇时等人在内的19世纪前半叶的《京报》其他译介者相比, 威妥玛特别强调《京报》与皇帝的联系以及《京报》的权威性。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 “清政府第一次向各省颁发条约, 是列强促成的。列强一直汲汲于扩大条约的知情面, 此次 (第二次鸦片战争) 亦不例外”。[32]鉴于中方史料的局限, 前辈学者尚未深入论及“列强扩大条约的知情面”的详情始末。实际上, 威妥玛以及他对《京报》的关注在此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参与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外交官和高级将领的相关记录可以发现, 当时联军方面将《京报》视作“扩大条约知情面”的必要手段。联军中的一名法国外交官这样记载:“撤离北京的期限越来越近, 两位总指挥也正在做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然而此时, 在额尔金 (Elgin) 勋爵的强烈要求下, 格兰特将军请求蒙托邦延期几天离京, 这是由于英国公使希望等条约签订的消息刊登在北京的报纸上以后再离开。”[33]另一名联军成员贝齐亚 (Beziat) 也在《中国之役:1859-1861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一书中提到:“和平条约的条款一在北京城张贴公告以及在首都的报纸上刊登, 联军就完全撤离了北京。”[34]当时的英国人一直将《京报》视作中国唯一的本土报纸, 因此上述记载中的“北京的报纸”和“首都的报纸”即指《京报》。

　　当时的联军总司令额尔金之所以强烈要求“等条约签订的消息刊登在北京的报纸上以后再离开”, 应该是参考了威妥玛的建议, 具体理由有三点:首先, 额尔金本人不通中文, 从他的记录看来, 在提出这一要求之前, 其本人对汉字出版物也并无关心;[35]其次, 在当时的英法联军中, 威妥玛无疑是对《京报》最为熟知的一人, 很自然会联想到利用《京报》的影响力来“扩大条约的知情面”, 进一步凭借《京报》的权威性来督促清朝臣民履行条约;最后, 威妥玛在当时担任额尔金的翻译官, 并参与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交涉中, 完全有条件向额尔金本人就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以额尔金、威妥玛等人为代表的联军方面提出要将条约签订的消息由《京报》登载才肯撤军,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从联军方面的态度来看, 他们在交涉中对清政府的意图和行为充满了猜忌, 一直反复确认中方的意图。19世纪英国人对中国人有一种成见, 即“中国人善于欺骗、不守信用”, 类似的描述频繁出现在19世纪英国人有关中国的各类论述中。在英法联军中, 这种看法也很普遍, 当时的翻译官之一巴夏礼 (Harry Smith Parkes) 曾这样回忆:“清廷官吏装出对我们很友好的样子, 其实他们很恨我们;他们使用各种口是心非的手段来蛊惑我们, 他们所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相信。在上呈给北京的文件中, 我们所真正要表达的内容永远不会出现在纸上, 中国官员似乎对行欺骗之术乐此不疲。”[36]在远征军总部供职的英国人麦吉则这样写道:“他们 (清政府) 认为兵不厌诈, 战争时说实话是不明智、不慎重的……我不禁要问, 我们怎么就和这样一个政府打上了交道?这次战役我们算是给了他们一些惨痛的教训, 让他们明白我们是说话算话的, 对他们的背信弃义我们是要给予惩罚的。”[37]

　　另一方面、就清政府的表现而言, 中方此前在履行条约时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和某些行为, 让联军方面确信有必要采取特殊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守约。学者李育民认为,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 “清政府主要是要求对方守约, 并有着暗地摆脱条约约束的明显意图”, [38]其对待条约的态度和相关行动一直为英国人所不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巴夏礼在石井发现了一份重要的中国公文, 并且把它转给了外交部, 那份公文表明大清帝国的皇弟决定撕毁条约, 现在他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事实”, [39]可以说清政府的这份公文抹杀了英方对清政府信守条约仅存的一点信心。

　　在种种疑虑以及对清朝方面强烈的不信任感之下, 联军方面一直力图通过各种方式窥探清廷的真实意图, 并采取各种手段强迫其信守条约。此时, 在英国人眼中最为“真实可靠”、代表“皇帝意志”, 并且对中国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京报》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被其引入交涉之中。通过《京报》刊载这一手段, 一方面可以使谈判情况上传中国皇帝, 确保皇帝对条约予以承认, 防止官员从中作梗;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京报》使谈判情况广而告之, 同时依靠《京报》传递“天子之言”的“威慑力”, 让各地的中国人信服。就这样, 对英国为代表的英、法、美等国的外交官而言, 《京报》的角色已从之前单纯的“中国情报源”转变为一种“外交手段”。

　　面对额尔金为代表的联军方面针对《京报》提出的将“条约签订的消息刊登在北京的报纸上以后再离开”的要求, 清朝的代表恭亲王只能无奈妥协。据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葛罗 (Baron Gros) 的记录, 恭亲王曾派恒棋送给他一封信函和一大捆中文印刷品 (包括公告、条约文本以及《京报》) , 并“委托阁下将这些资料送往广东及其他四省, 以便今后各地严格按照条约内容行事”。[40]恭亲王的上述回应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 此次是由清廷的代表恭亲王将《京报》交给联军, 并由联军代替清廷向各省派发《京报》;其二, 此次将条约签订的消息刊登在《京报》上这一行为并非出于清政府自身的意志, 而是联军方面, 即他国的意志。

　　恭亲王的应对表明, 在“《京报》之争”中, 中英双方的权力关系已被扭转。从《京报》的内容上看, 此次事件之前, 《京报》的内容是由清朝皇帝的内阁制定, 可以说其内容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为代表的清廷手中;而在此次事件中, 英方采取强硬态度对《京报》内容的制定进行干涉, 此后, 在英、法外交官在与清政府的谈判桌上, 在《京报》上刊登某些特定的消息成为经常被提及的议题, 清政府对《京报》内容的决定权屡屡被外人染指;从《京报》流通上来看, 清政府的代表恭亲王亲自派人将《京报》交由联军派发这一行为, 标志着在英国人的强烈攻势下, 清政府对待英国人获取、阅读《京报》活动的态度由反对变为默许。清政府对《京报》流通范围的控制力被削弱。上述两点意味着, 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 在以“《京报》之争”为代表的信息传播领域的中英权力角逐中, 英方占据了优势, 而中方处境则日趋被动。

　　四、结论

　　中英“《京报》之争”实际上是中英双方在信息传播领域展开的一场权力角逐。两次鸦片战争中, 清政府与英、法等国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权力斗争也日趋激烈。就19世纪来看,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 在清朝的信息传播领域内, 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当时中国范围内提供何种情报, 由何种途径传递这些情报, 以及向何者传达这些情报等等一系列事宜全部由代表皇权的清政府掌控。换言之,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 对于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欧美人来说, 清朝的信息传播领域是处在清朝皇权屏障之后的一个封闭的空间。但是,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随着英法为代表的欧美人对《京报》的获取和阅读活动的“合法化”, 英法为代表的欧美人成功地在这个由皇权构筑起的封闭空间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清朝皇帝的权威达成自己的目。中英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地位由此开始发生巨变, 晚清的中英关系进程也深受影响。

　　注释
　　1详见Roswell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 Shanghai:Kelly&Walsh, Limited, 1933.
　　2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119页。
　　3Frank H.H.King and Prescott Clarke,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0-11.
　　4转引自[英]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 刘海岩译, 刘天路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108页。
　　5[英]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 刘海岩译, 刘天路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108页。
　　6[美]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 崔丽芳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 第645页。
　　7[美]M.G.马森:《西方的中国人和中国人观念 (1840-1876) 》, 杨德山译, 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西方的中国形象》,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168页。
　　8李育民:《论清政府的守信条约方针及其变化》, 《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第63-64页。
　　9《崇厚奏议复奕等英国呈递议论折摺》,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第5册,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第1708页。
　　10[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张汇文等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 第418页。
　　11“The Peking Gazette for 1876, ”The Pall Mall Gazette, July 25th, 1877, issue 9345.
　　12“China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A Chinese, ”The Times, Tuesday, September 16th, 1873, p.10.
　　13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ne 30th, 1873, p.3.
　　14[英]阿绮波德·立德:《亲密接触中国---我眼中的中国人》, 杨柏、冯冬等译,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8年, 第76页。
　　15“Periodical literatur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Ⅴ, no.13, May, 1837, pp.1-12.
　　16Thomas Francis Wade, Note on the condi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1849, The China Mail Office, 1850, pp.5-30.
　　17转引自[英]白瑞华:《中国报纸 (1800-1922) 》, 王海译,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9页。
　　18尹文涓:《耶稣会与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节译》, 《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 第72页;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2008年, 第118-119页。王海:《〈京报〉英译活动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技巧---以〈中国丛报〉文本为例》, 《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0期。
　　19参见[英]艾莉莎·马礼逊编:《马礼逊回忆录》 (中文版1) , 杨慧玲等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0年, 第89页、第224页;”Literary Intelligence”,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34, p.318。
　　20参见“Mr.DAVIS’s Extracts from the Peking Gazett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1, no.2.1826, pp.254-258, pp.383-412;译者线索参见”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e Asiatic Journal, vol.26, 1828, p.91。
　　21James C.Cooley, T.F.Wade in China: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1-1882, Laiden:E.J.Brill, 1981, pp.9-10.
　　22目前可见的梅辉立的《京报》翻译主要集中在《英国议会文件》的中国部分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 《字林西报》, 以及每周整理刊登《字林西报》上《京报》翻译内容的《北华捷报》上。
　　23参见19世纪在广州、香港、上海、伦敦、横滨、新加坡各地发行的各大英文报刊中的“中国消息” (China) 、“北京消息” (Peking) 或是“京报摘要” (Abstract of Peking Gazettes) 等栏目。
　　24“Miscellanea”, Indo-Chinese Gleaner, vol.I, no.1, May, 1817, pp.21-23.
　　25“Journal of Occurrenc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1, May, 1834, p.44.
　　26“Memorial of Choo Tsun on Opiu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 no.10, January, 1837, pp.390-405.
　　27参见F.O.233/32, “Transcriptions Peking Gazette, Translated by Hank Porter”;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 August 21st, 1867, p.216.
　　28王国强:《〈中国评论〉 (1872-1901) 与西方汉学》,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年, “附录”。
　　29J.P.Donovan.“The Press of China, ”The Asiatic Review, April, 1919, p.153, 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 编号:貴P-III-a。
　　30《清宣宗成皇帝实录》 (抄本) 卷之三百七十六, 《明清实录数据古籍丛书》 (北京爱如生) , 第31168页。参见《耋英又奏英人每日阅看京报请敕密查摺》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 ,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十四;《廷寄》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六月二十九日) , 《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 》卷五十七。学者尹文涓已注意到此案, 并从传教士获取《京报》的途径这一角度对此案进行过援引。
　　31Robert Morrison, “Peking Gazatt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 April, 1833, p.504.
　　32李育民:《论清政府的信守条约方针及其变化》, 《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3[法]布隆戴尔:《1860年征战中国记》, 赵珊珊译, [法]伯纳·布立赛等编:《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第124页。
　　34[法]贝齐亚、布瓦西厄:《中国之役:1859-1861》, 陈建伟译, [法]伯纳·布立赛等编:《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第172页。
　　35参见[英]额尔金、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 汪洪章、陈以侃译, [法]伯纳·布立赛等编:《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36[法]瓦兰·保罗:《远征中国》, 孙一先、安康译, [法]伯纳·布立赛等编:《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第115页。
　　37[英]麦吉:《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 叶红卫、江先发译, [法]伯纳·布立赛等编:《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第71页。
　　38李育民:《论清政府的信守条约方针及其变化》, 《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第45-88页。
　　39[英]斯坦利·莱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 金莹译,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第248页。
　　40[法]葛罗:《黄皮书日记》, 赵勤华译, [法]伯纳·布立赛等编:《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第146-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