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人们对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用儒学教义实行专制，治理国政的称谓。传统观点对其的解读、定性主要形成于19、20世纪之交，是在打到孔家店、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的时代背景下，由梁启超、刘师培等创发新论于前，胡适、郭沫若、冯友兰、侯外庐等推波助澜于后而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基本沿用了这样的观点，争论只是聚焦在历史遗留问题，即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学界拨乱反正、学术反思的背景下，这一重要命题受到普遍重视，在重新梳理史料、还原事件过程的基础上，对传统观点的诸要素均有新的认识，并形成学术争鸣。讨论的焦点除了传统问题外，还有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信性的质疑与反驳、产生原因探析、历史过程考察、内涵和性质的重新解读、首倡者的争论等问题。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上百篇之多，一些学术着作中对此问题也有专门阐述。为了进一步推动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探讨，现将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作简要的回顾、梳理和评述。

　　一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信性的质疑与反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称谓已使用了百余年，部分学者循名责实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探究，对该政策存在真实性问题产生了分歧。

　　1.质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性

　　王宾如、王心恒从西汉官方政策和学术发展着眼，认为汉武帝既未“罢黜百家”也未“独尊儒术”,这一说法是班固父子创造的①.赵克尧认为汉武帝并非“罢黜百家”,而是对“百端之学”采取宽容；“独尊儒术”中的“儒”已非原始儒学，而是汉儒，而且汉武帝尊儒有始无终、有名无实②.孙景坛指出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的实际行动，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③.张荫麟指出武帝所用得力人物不是董仲舒，而是酷吏义纵、王温舒，商人桑弘羊、孔仅。

　　国家的大政方针如开疆拓土、均输平准政策等也没有体现儒家的指导思想，因此汉武帝虽推崇儒家却并未真正尊儒④.庄春波认为汉武帝尊儒未罢黜百家，是“兼容并包”,以醇儒传经，能者为治。刘歆、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篡改史料，伪造了这一命题⑤.朱子彦从汉代学术的特性、武帝选拔人才的方式、中枢大臣的构成以及武帝人才观等几个方面分析，认为“罢黜百家”的提法难以成立，“独尊儒术”也需具体辨析。首先儒是董仲舒改造后的汉儒，其次在具体的实施中“有始无终”,最后是“有名无实”①.杨生民认为汉武帝并未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的学术思想政策是既尊儒术，又“悉延（引）百端之学”②.万彩虹从董仲舒原话、武帝任用人员及武帝政治三方面进行分析后指出，汉武帝一朝多家学说交错杂糅，阳儒阴法，而非唯儒是尊③.朱翔非认为在董仲舒对策之后汉武帝没有采取儒家的德教立场而是坚持法家的申韩之术，在具体政策中与民争利，其他学派没有被打压，董仲舒也未得到重用，这些都表明武帝时期没有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是在武帝以后成为主流思想的④.袁德良、袁刚认为汉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既不是“罢黜百家”,也不是简单的“博开艺能之路，延悉百端之学”,而是经历了儒学理想期、文学纵横期、文法转换期和酷吏兴利期四个阶段的嬗变，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武帝政治阅历积累造成的。不过在武帝一朝，儒学思想一直在政治姿态和舆论方面起到宣传和协调作用⑤.牛秋实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梁启超、胡适于19、20世纪之交提出的，在当时就受到诸多质疑，成为主流观点乃时代政治环境影响所致。西汉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路线⑥.

　　2.申明传统观点的正确性

　　苏鉴诚从春秋公羊学的角度，肯定了班固以来的传统见解⑦.周桂佃针对以武帝时期任用了非儒学人士而否认儒术独尊的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无论从时代思潮概括还是个人学术特征的定性，都只能看主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基本倾向，一个思想家也有一个思想家的基本倾向，应由此来确定思想特征，来定性⑧.管怀伦、晋文分别发表文章，坚持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决非学术谎言⑨.刘伟杰认为“罢黜百家”之“罢”为“罢令之归”之意，“黜”与“罢”义近，针对的是人而非学。“罢黜百家”就是要朝廷对不治儒学而被举为贤良的人不予录用，令其归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并没有错，错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学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其的曲解.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因分析

　　尽管学界存在纷争，但对多数学者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仍是不证自明的命题。该政策在汉代的重要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促使学者们从历史发展趋势、政治生活需求、学术发展逻辑、儒学自身变化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等多方面探究其得以实施的原因。

　　1.从学术思想和政治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

　　林甘泉在全面论述了从战国到西汉前期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特点以及儒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后指出，儒家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由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来决定的。也正是这种政治需要，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演变。儒家思想如果不经历一个改造和演变的过程，如果不是成为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它是不可能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徐光烈指出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使汉朝统治集团要从“无为”走向公开的“有为”.董仲舒所建议独尊的儒学，已非当年孔孟儒学的旧物，而是杂糅儒、法、阴阳等家学说，加工改造后的新儒学①.张烈认为法家暴力统治思想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破产，黄老无为思想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失效，启用儒术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董仲舒对策中提出“行仁政”“大一统”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②.王永祥、霍艳霞指出“独尊儒术”是历史的必然，秦汉时期政治统一要求思想学术的统一，成为统一思想的学术需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儒学通过不断改变自己的学术性格和内涵以适应现实，特别是董仲舒构建的理论体系从天道观的高度论证统治秩序的合理性，维护皇权专制的儒学体系得到皇帝的认可③.滕福海认为尊儒大势非由董生或某一个人意志所造就，而是汉武帝时期政治斗争、制度和思想建设促使统治阶级向儒家倾斜，儒家抓住机遇适应环境改造自身的结果④.

　　2.从先秦学术发展脉络以及儒学本身学术特征探究

　　葛志毅认为武帝时期儒学得以独尊，深层原因应当从战国、秦及汉初学术发展中寻找，儒家学说条畅发达决定了其必然取代黄老⑤.陈桐生指出从战国秦汉之际政治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儒学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吸收阴阳五行学派的受命改制学说，是促使汉武帝尊儒的直接契机⑥.邓曦泽认为六经为天下秩序提供了基本安排，汉武帝因复兴礼乐而表章六经，实际上就是表章儒学，儒家是周朝文化的继承者⑦.卢国强认为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君权神授、君为臣纲及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削平诸侯割据、宾服四夷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因此确立了独尊地位⑧.

　　3.综合历史因素探究

　　马亮宽认为社会政治的需要、士人的儒家化、政治环境宽松、儒家学派的包容性等因素促使了儒学在汉初的迅速发展。在儒学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儒学与各学派结合，在理论上完善自己，成为认识世界、解释社会的学说，同时与现实政治结合，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儒学扩大影响，为儒学的独尊奠定了基础⑨.刘鸿翔通过梳理秦汉时期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认为思想意识是否被奉为主导意识形态取决于其是否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壮大。儒家思想成为武帝以后封建社会主流意识，也是儒学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并吸纳法、道百家之长的结果.陈启云认为武帝选择六艺经学，从狭义的短时距上说是武帝时期鉴于以往政府采用家派思想色彩鲜明学说带来的弊端，改而选择没有鲜明思想色彩的六艺经学；从广义的长时距说是学术思想的认识论由“义理思想”的“真理关注”转型为“经史思想”的“文化关怀”,是学术思想内在发展方向决定的.庄树宗、王四达认为“罢黜百家”是战国秦汉之际政治一统与思想一统趋势这一历史运动的产物，董仲舒熔炼百家重塑儒学适应了封建帝王的心态以及以农耕为基础的宗法-专制社会的需要.萧仕平从社会心理的变迁角度分析，认为汉初统治阶级的平民意识与黄老思想相契合，经过两三代的文化积累后，社会上层的贵族化学养认同了儒学的工具价值，促使了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瑏琐.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过程考察

　　与仅仅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是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不同，部分学者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待，并且在描述这一历史过程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时间的长短不一，经历的阶段各异，标志性的事件不同。

　　1.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完成

　　韦政通指出尊儒经历了五年的时间，从董仲舒在建元元年上奏《天人三策》，经卫绾、赵绾、田蚡推1①.朱维铮认为武帝初期统治思想形式变革是窦、田两家外戚集团争夺王朝最高统治权的表现形式，随着政治矛盾的展开而演进，时间从建元元年到元光元年②.葛志毅指出建元元年诏所罢为“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此举乃武帝尊儒的序幕。至窦太后死，独尊政策正式出台，即罢黜黄老刑名之言，儒学由此登于一尊③.管怀伦认为独尊儒术从建元元年冬十月开始，到元光五年确立，全过程有八个形态各异的事件构成，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④.

　　2.独尊儒术到元帝、成帝时期完成

　　杨生民指出武帝、宣帝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做到“独尊儒术”,汉元帝即位后“纯任德教”,重用儒生，反对以“霸道”治国的诉求不见了，这时实现了“独尊儒术”⑤.许家鹏认为昭帝、宣帝统治时期，仍然奉行儒法兼济的“霸王道杂之”治国思想，直到元帝上台之后，才真正贯彻了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⑥.王葆玹指出武帝建元年间到成帝建始元年的官方政策是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五经博士与诸子传记博士并存。从汉成帝建始二年开始，才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⑦.刘松来赞同王葆玹的观点，从选举制度、郊祀制度和博士制度三个方面论证了汉成帝时期文化专制格局的形成⑧.尹海江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只是儒家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儒家的真正独尊应是后来的元、成时期，将刘向编订图书时儒家放在首位的文化现象作为儒学隆兴的标志⑨.

　　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涵和性质的重新诠释

　　传统的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禁绝和摧毁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用儒家教义治理国家，是文化专制政策。许多学者在解读其内涵的基础上，重新给予定性。

　　朱维铮指出不应该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单纯用理论演绎来说明观念演变的方法有失片面，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通过对汉前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发展脉络的考察，所谓“罢黜百家”,从根本上说只是罢黜一家，即“学老子者”;而所谓“独尊儒术”,也是对抗“世之学老子者”瑏瑠 .徐光烈认为儒术的独尊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罢黜百家”绝不是完全摒弃其他学派的主张：儒学本身已经杂糅了其他学派的学说，并且在政治实践上也是以“霸王道杂之”.俞启定认为“罢黜”主要是指罢黜其他学派正规仕进之路，“黜”并不一定就是禁。

　　董仲舒主张使其他学派得不到与儒学并进的机会，这一措施集中体现在国家选士和教育制度上.马雪芹认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说不为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设立专门博士官，并非要禁止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流传。对武帝这一时期在思想政治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就，用“尊崇儒术，兼容百家”来表述更为确切恰当些.金春峰认为“罢黜百家”并不是禁绝各家的着作和思想，搞新的“焚书坑儒”,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才，不取“百家”,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已.刘桂生认为“罢黜百家”仅仅是对儒学以外的各家，官方不予以倡导，不给予支持、鼓励，而王公贵戚、民间隐逸，若要爱好研习，尽可以自便，只是不能以之猎取功名富贵。“独尊儒术”则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

　　林剑鸣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提倡儒学，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各派的学说活动。“罢黜百家”以后，实际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其目的不过是用一种统一的统治思想代替软弱无力的黄老之学，以加强思想统治②.王文东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既不是绝其道，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禁绝百家，而是罢黜前朝所置的诸子博士官，以后唯设儒家五经博士官，确立儒家的官学地位。汉武帝实行的是在确立儒学统治思想条件下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政策，而非封建文化专制政策③.严正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一统天下。首先，儒学并没有满足全社会各个层面的思想文化需要。一方面，学习儒家经典虽可以进入仕途，但博士弟子的数目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儒家思想能够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主要是它的历史观和政治道德观，并不能满足社会各层面的文化思想需要。其次，在政治上，汉代统治者实际上也没有因为儒学独尊就完全奉行儒家思想和任用儒者。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只能理解为儒学成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并不像明清那样占据绝对的思想统治地位④.余治平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帝国确立的指导意识形态，是政治“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是为了有效的统一、重整人民的精神世界⑤.李之喆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专制，而是实现了文化思想的统一。由于采取的手段是温和的、合理的，所导致的结果也非思想文化的单一与窒息⑥.

　　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

　　董仲舒无疑是汉代鸿儒，后世对其评价毁誉不一：班固、司马光等认为他的《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梁启超、胡适等认为我国传统的思想专制、学术不发达皆因其建议而引起。不过两种观点均肯定董仲舒在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中的重要地位。现代学者在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

　　1.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的时间

　　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是由谁首倡的。关于对策的时间，《史记》中语焉不详，《汉书》中记载为元光元年，《资治通鉴》中记载为建元元年。宋朝以来，有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元光元年五月说等不同的说法。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上，还出现了有异于传统的新说。

　　建元元年说。建元元年说由司马光首先提出，马端临、沈饮韩、苏厚庵、苏舆等学者皆随其说。新中国建立后，出版问世的通史、思想史着作以及一些历史工具书，多采用此说。专门予以论证的成果较少，只有几篇针对他说的辩驳论文。张大可针对施丁的元光元年说申明建元说的正确性。首先论证司马光建元元年证据的可靠性，其次，对施丁元光元年说的证据逐一辩驳：武帝元光元年没有举贤良，董仲舒为江都相在建元元年，《史记》中“今上即位”,即位为建元元年。作者认为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建元元年毫无疑问，因此他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也就不容置疑⑦.李玲崧运用反向思维，反驳陈新业提出的“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绾的观点，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先是由董仲舒在应举对策中提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司马光、王先谦、顾颉刚等人认为《天人三策》作于建元元年⑧.元光元年说。针对建元元年说的优势地位，许多学者起而反驳，以支持元光元年说为最多。于传波反驳了司马光支持建元说的论据，并列举证据证明应为元光元年，指出武帝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步骤，董仲舒的作用只是推波助澜而已①.文章否认了当时流行已久的说法，对学术界的引领和启示功不可没，后来许多学者的观点不过是对其说的进一步引申发明而已。施丁对董仲舒对策之年的几种说法形成的过程、真伪进行了考辨，认为董仲舒对策应作于元光元年五月，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上既不是元老功勋也不是罪魁祸首，班固片面抬高董仲舒的地位，评价“皆自仲舒发之”为溢美之词的论断有主观判断之嫌②.朱维铮在1979年参与编写《中国历史文选》时采用建元元年说，后来认为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是元光元年。这一结论的获得不仅来自于对《史记》《汉书》中相关史料的重新解读，而且是作者将儒术独尊放置在政治斗争背景中理解的结果：独尊儒术有个曲折的过程，当窦太后在世时，没有任何材料可说明，当时利用儒术的集团敢于提出除儒术以外都是应该灭息的邪僻之说的绝对主张③.岳庆平针对苏鉴诚元朔五年观点，首先对其论据一一予以反驳，后列举出四点证据反证元朔五年之谬。作者的结论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但是不否认董在建元元年对过策④.周桂钿认为虽然元光元年说与相关其他史料记载有矛盾的地方，但与建元元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建元五年说、元朔五年说等相比较，应选择与诸多基本事实相协调，只与少数记述不一致的元光元年五月说⑤.因为材料之间的抵牾，周先生这种方法无疑是相对客观的。

　　元朔五年说。苏诚鉴提出了元朔五年说。他认为司马光将对策定在建元元年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提出“罢黜百家”乃是宫廷斗争的表现和结果，与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不是同一件事情。对策年代与元朔五年汉武帝、公孙弘建立太学和文官制度两件大事是紧密相连的，又是同对策内容所举其他历史事例出现时间相适应的，因而对策时间应为元朔五年⑥.王葆玹进一步补充史料，支持苏诚鉴元朔五年的观点⑦.

　　元光五年说。刘国民指出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五月说、元朔五年说等都存在与其他史料相互矛盾的问题，故不能成立。作者以公孙弘对策时间为坐标来确定董仲舒对策时间，认为应是元光五年⑧.庄春波首先通过对建元元年说的质疑，否认了董仲舒首倡之功；其次认为“罢黜法、纵横家”奏议始作俑者应是秦丞相卫绾；最后利用对策中的信息推断出对策的时间为元光五年⑨.

　　2.首倡者及董仲舒的作用

　　与从时间上判定首倡者从而重新审视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中的作用目的相同，一些学者从原始史料解读或是事件过程还原角度切入，寻找首倡者。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一书中写道：“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显然是将首创之功归于田蚡。林剑鸣则认为“罢黜百家”的动议由卫绾提出.陈新业认为“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绾.孙景坛认为汉武帝尊儒的主要建议者是王臧.庄春波认为首倡者应是赵绾.李金玉认为首倡者是公孙弘①.研究者的思维前提是首倡者对事件的产生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董仲舒既然不是首倡者，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

　　余治平指出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

　　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②.谢谦分析了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进程，指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③.杨朝明、胡培培分析了儒学从先秦的德性政治学说转变为汉朝的威权政治学说，进而成为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治国圭臬的学术历程，指出西汉前期的思想家包括董仲舒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但董仲舒所起作用更为关键。正是在董仲舒的改造之下，儒学才发展成了“新儒学”,带有了西汉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④.

　　六 结语

　　纵观三十年来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争论，学者们跳出以往简单的事实判断，着眼于时势、思想、学术、文化等的发展，在对史料重新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的趋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称谓逐渐被“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所替代；多数学者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时间为元光元年说；该政策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等等。

　　然而在学术争论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削足适履，对史料的任意修改和曲解。为了达到支持自身观点的目的，随意对正史中相关材料进行增减，运用猜测作为论据。如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持元朔五年说的苏鉴诚认为七是衍文，是班固妄自增添⑤.周桂钿则说：“苏诚鉴衍文之说给了我们以提示。在今临政七十余岁中，衍文不是七字，十字应为有字误。这里应为七有余岁.汉武帝从建元元年至元光元年，正好七个年头。这一条资料正好可以说明对策正在元光元年。”

　　⑥这样任意修改史料的论据很难使人信服。二是思想方法简单片面，结论武断。比如学者否定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重要作用的依据，或者是董仲舒不是该政策的首倡者，或者是《天人三策》提出的时间不在建元元年。照此思路，只有在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中占据首要位置才是对事件发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力量，显然这与真实的历史过程相违背。另外，《天人三策》为汉代政治统治提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政策纲领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一系列措施，正是这些迎合帝王思想使得儒学得以在政治领域中推广开来。其成效并非立竿见影，司马迁没有看到董仲舒建议的效果不足为奇。经过一百多年的酝酿发酵其效果彰然可见，对西汉历史高屋建瓴予以总结的班固给予董仲舒热情讴歌应该不仅仅出于自己的个人喜好。把《史记》《汉书》史料进行对比分析时，许多学者恰恰忽略了横隔在他们之间百余年的光阴。三是研究成果碎片化，综合性、整体性的成果较少。

　　在争鸣中，学者往往选择命题的某一要素展开，忽略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例如，如果能首先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和性质进行详细考辨，将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去理解，那么我们就很难简单否认它的真实性。虽然汉武帝时期该政策没有得到全面、持续的实施，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已经展开，绝不是权宜之计。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这一看似陈旧的问题保持浓厚兴趣的本身，充分说明了他们认识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如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其对汉代社会的深刻影响。然而，多数的研究处于就事论事的基础阶段，较少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研究。余汉英指出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一是确立了儒家传统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主干地位，二是儒家“大一统”思想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三是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它始终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意义的民主与法治和相对独立的、比较纯粹的学术精神①.

　　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对其主干文化传统进行清理，尤其是对其执行学术批判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事情。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迈开了儒学经学化的第一步，儒学经学化虽然标志着上古三代的文化传统得以肯定和传承，但是学术与政治结合，儒学超越性地位的确立窒息了儒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政治统一与学术思想的统一相结合，形成传统政治文化鲜明的特点，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占据主导地位。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的儒家经学思维中的思想崇拜、权威崇拜和圣人观念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