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魏晋时期丧葬风气的研究论着已有很多（1），但限于相对匮乏的史料记载,学界主要从魏晋社会整体出发, 认为魏晋时期薄葬风气兴盛起来，至东晋后期，薄葬风气渐趋弱化，逐步为厚葬风气取代。由此，东晋时期便成为魏晋薄葬风气转变的关键阶段。随着近年考古研究成果的增多，区域丧葬风气的研究有了可能。笔者不揣浅陋，结合相关文献史料和部分考古研究成果，对东晋江西地区丧葬风气进行浅要探究，以期能抛砖引玉，不足之处，还请学界指教。

　　三国和西晋时期，与北方魏晋政权所推行的薄葬政策不同，南方的孙吴政权“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厚葬的习俗”[1]，其统治下的江西地区继续盛行着秦汉以来的厚葬风气。这点已经被考古研究成果所证实，即江西“大型墓葬也较北方为多，随葬品也比较丰富。”[2]252孙吴政权灭亡之后，西晋将其推行的薄葬政策推向南方。不过西晋王朝的统一时间过于短暂，对南方的统治亦是薄弱，因此，薄葬政策难以及时有效地在南方落实，江西地区仍延续着厚葬传统，此时其墓葬“形式仍然比较丰富……瓷器种类很多。”

　　直至东晋政权建立后，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地区才真正将薄葬政策施行开来。史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4]633类似之例还有许多，不一一而列。在皇室的推动下，士大夫们纷纷效而仿之。如原江州刺史庾冰临终遗言：“‘吾将逝矣，恨报国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敛以时服，无以官物也。’及卒，无绢为衾。又室无妾媵，家无私积，世以此称之。”[4]1930由此可见，东晋初年，江西地区薄葬风气开始兴起。

　　东晋中期以后，南方薄葬风气日趋消退“,厚葬之风发展到了压倒薄葬的程度”[5]282。不过,江西地区却是个例外。这点可从考古研究成果中窥见。考古研究表明，“东晋中后期，墓葬数量不算多。……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江西地区六朝墓葬中面貌最为单纯的阶段，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相当简化。”

　　从随葬品面貌看，“瓷器通常只有鸡首壶罐唾壶盘碗等寥寥数种，装饰纹样也很朴素，一般为素面，偶尔用点彩装饰。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本时期瓷器的质量有所下降，釉色胎釉的结合状况都存在不少问题，这种状况与相关的窑址中的发掘状况一致”[3]。

　　概上述所言，在薄葬风气由盛转衰的东晋时期，江西地区的薄葬风气却总体上贯穿始终。这一现象既与魏晋薄葬盛行的整体原因紧密相连，也与东晋时期江西地区独特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以下从四个方面对其形成与延续的条件进行详细分析。

　　一、外来人口的流入与江左政权对薄葬政策的推行是外部因素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引发了流民大迁徙的现象。期间，地广人稀、社会相对安定的江西地区便成为北方流民和侨姓士族迁移的目的地。史载：华轶，“永嘉中，历振威将军、江州刺史，……轶在州其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4]1671。东晋初期的苏峻叛乱后，“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4]2114。由此，东晋初期，江西地区接受了来自北方地区的大量人口，这些外来人口对江西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江西社会文化发展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外来人口多来自战乱的中原之地，深受魏晋薄葬习俗的影响，来到江西地区后，便把魏晋政权倡导的薄葬习俗带到了江西地区，对江西薄葬风气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另外，流寓色彩浓厚的江左政权“寄人国土”[5]17，根基与实力尚弱，时刻面临北方胡族南下的威胁，不得不继续推行开国祖辈所倡导的薄葬之策，以求休养稳政。即“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4]633。晋明帝临死时，下诏曰：“不幸之日，敛以时服，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4]164-165由此在东晋政权的大力推动下，薄葬政策在南方地区施行与推广开来。

　　不过，中央的倡导还需要地方的配合才能将政策落到实处。因此还需要探究地方政府的实际作为。

　　二、江西地方政府及其施政风格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东晋时期，地方政权由州、郡、县三级构成。一般来说，州的行政长官（刺史）掌握了最高行政权力，权力巨大，其个人作风往往影响其施政政策，对地方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另外，东晋时期的都督诸州军事对地方的行政也有较强的影响力。都督诸州军事不仅掌握了一州或数州的军事权力，还往往拥有行政权力，但其“具有的行政权力是通过他们兼任刺史或太守郡太守职体现出来的”。因此，总的来说，刺史仍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刺史的所作所为必然对一州的社会发展面貌产生很大影响。另外，文献史料对东晋江州刺史推行的丧葬政策的记载甚少，但对他们的为政作风和个人品行的记载不少，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地方官吏施政风格对丧葬风气厚薄的影响（见表 1）。

　　由表 1 可知，从公元 317 年至 347 年，即东晋前期，江西地区先后为琅邪王氏和颍川庾氏控制。

　　此时期大多数江州刺史或政绩突出，或作风清俭，其行对江西薄葬风气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诸如王彬、应詹、温峤、陶侃、庾亮、褚裒、王允之、庾冰、谢尚等人力行节俭，史载：王彬“为人朴素方直，乏风味之好，虽居显贵，常布衣蔬食。迁前将军、江州刺史”[4]2006。温峤则曾“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4]1786。当然，也有“矜豪日甚，纵酒耽乐，不恤政事”[4]2114的荒淫刺史刘胤，有历来备受争议的王敦，但他们或任职江州刺史的时间短暂，或对江西的施政风格鲜有文献记载，因此，不宜高估他们对江西薄葬风气推行的不利影响。

　　东晋中期，谯郡桓氏兴起，其家族控制江州几近 50 年之久。任职江州刺史的桓氏家族各成员对江西地区发展有着诸多贡献，对江西地区薄葬节俭风气的延续也是有推动作用的。史载：桓冲“性俭素，而谦虚爱士。尝浴后，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复送之，而谓曰：‘衣不经新，何缘得故！’冲笑而服之”[4]1952。其清俭务实门风为其后代所继承与发扬。如桓冲子桓嗣为江州刺史时，“莅事简约，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4]1953。谯郡桓氏的清俭务实门风固然与其“‘孤微发迹’的家族历史”[9]141和当时的“外部政治环境影响”[10]有关，但桓氏客观上对江西地区薄葬风气的延续发挥了模范作用。东晋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政局动荡混乱，深受影响的江西地区逐渐为刘裕所掌控。除刘柳、王弘外，诸如刘敬宣、何无忌等江州刺史皆为将领，军事活动成为江州刺史的主要活动，其施政风格也鲜有文献记载，难以推断。此时江西丧葬风气与其当时社会经济形势的关系更为紧密。

　　三、江西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是制约性条件

　　东晋建立前夕，北方陷入动乱，深居江南腹地的江西地区亦未能幸免于难。以杜弢为首的流民起义与晋军在江州“前后数十战”[4]2621，数年后才为晋军平定。结果“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仓库无旬月之储，三军有绝乏之色。赋敛搜夺，周而复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4]1889。由此，陷于社会经济动荡和衰退中的江西地区便难以为厚葬风气的延续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可靠的经济支撑，这在客观上为薄葬在江西地区的施行创造了条件。

　　东晋前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相继爆发，由于战争主要爆发在建康地区，江西地区所受的直接影响较少，其社会整体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甚至苏峻叛乱后，“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4]2114。这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地区的经济实力的提升，不过对此不可高估，毕竟江西地区开发时间不长，而且动乱影响下的朝廷财政空虚，过于依赖江西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反倒会影响了江西地区财富的积累，客观上利于薄葬政策的落实。

　　东晋后期，桓玄作乱，卢循、徐道覆起义，二者皆为刘裕所败。江西地区成为各方势力争战的重点地区，其经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与衰退。刘裕曾说：“江、荆凋残，刑政多阙；顷年事故，绥抚未周。遂令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凋残之余，而不减旧，刻剥征求，不循政道。”[11]28可见，东晋后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严重衰退，客观上制约了厚葬风气的兴起，使得薄葬风气得以延续。

　　四、东晋江西多元文化的深刻影响

　　魏晋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已经失去，玄学、佛教和道教迅速发展，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发展状态。

　　在丧葬习俗厚薄的主张上，玄学、佛教和道教三者的思想主张与薄葬相通。东晋时期，江西地区儒学稳步发展之时，玄学、佛教和道教的兴起更为凸出，这对江西薄葬风气的延续有着推动作用。

　　东晋玄学重视个体生命和精神价值的实现,多行薄葬。江州刺史王敦、庾亮、谢尚，豫章太守殷洪乔等人皆为玄学名士。如庾亮“善谈论，性好《庄》、《老》”[4]1615，当王敦和庾亮谈论时“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伪远矣！’”[4]1615-1616玄学名士崇尚自然，“以生为贵”，追求现实生活，看淡死后之事，这对薄葬习俗的延续是有利的。

　　佛教主张轮回转世，倡导火葬。东晋时期江西佛教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其火葬的主张对薄葬的延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曾作为南方佛教领袖的慧远，常活动于江西庐山，引来了许多慕名求教者，因此推动了佛教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在江西地区的传播。江州刺史桓伊很赞赏慧远，为其修建了东林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像西林寺是江西陶侃之子陶范所修，归宗寺为江州刺史王羲之所建，南昌普贤寺为南昌大世族熊氏所建等。

　　道教崇尚无为，追求顺应自然、归本反真，主张薄葬。“两晋时，（江西）道观数量显着增加，计有 52所，仅南昌就有十余所，……其他分布于新建、永修、新余、吉安、鄱阳、赣州、萍乡等 20 余个县（市）。”[12]208道教发展史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多出现于此，如龙虎山张盛、吴猛、许逊和幸灵等道教名人主要活动地区便在东晋江西。另外，像施政于江西的琅琊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这些既有利于道教在江西地区的传播，也间接地推动了薄葬习俗的推广。

　　东晋时期的江西地区，玄学继续影响着士人的行为观念，佛教和道教取得了巨大发展，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与儒学等思想流派构成了江西思想文化多元化的面貌。由此玄、道、佛所倡导的薄葬习俗必然会对东晋江西薄葬风气的延续起到推动作用。

　　综上，在丧葬风气由薄转厚的东晋时期，江西地区却在外来人口和江左政权薄葬政策的刺激下，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在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制约下，以及多元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下，形成并一直延续着独特的薄葬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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