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织造，指的是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主要为清代皇室采办织造事宜，《大清会典》记载其分工为：“凡大红蟒缎、大红缎、片金、折缨等项，派江宁织造承办。仿丝绫、杭绸等项，杭州织造承办。毛青布等项，每年需用三万疋内，苏州织造承办，需用至四五万匹，则分江宁等处织办。”但除了这项主要的本职工作外，三织造在江南地区还承担了其他的职责，就是笼络江南文人士族、密探江南官场情形、搜集江南各类信息等。

　　之所以由江南三织造来承担这些责任，主要是因为其官员多出身内务府，或为郎中，或为主事，与皇室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较科举出身的官员，皇帝也更加信任这些“自家人”。譬如，康熙六次南巡，就有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乾隆则干脆将织造署改造成了临时行宫。

　　江南三织造所在的江南地区素为文人士族聚集之地，明末清初，这些士人成为了江南地区残明反抗势力的精神领袖，如陈子龙、夏完淳等。这些反抗势力一直坚持到了康熙前期，成为了皇帝的心病，譬如，康熙三年(1664年)，南明大臣张煌言等五人兵败被俘，于杭州斩首。这种文化上的抵抗远比明刀明枪的农民起义难以镇压，皇帝只能采取怀柔政策。而江南三织造的官员深谙圣意，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江南士人，缓和矛盾。

　　据清宫档案记载，江南名士熊赐履病故后，康熙帝下旨让苏州织造李煦查看其家中情形并着人照顾，李煦查看后上奏折称：“跪奏奉旨至江宁府大学士臣熊赐履家中，见有三子，其长子熊志伊年四十一岁，言语颠倒，悲喜不常，所患痰病未愈。至于第二子熊志契年方九岁、第三子熊志夔年方八岁，但兄弟分居，长子熊志伊住上元县省字铺地方，志契、志夔跟随生母龚氏另一宅居住在上元县增字铺地方。臣看熊志伊家中光景尚还过得日子，若志契、志夔则门庭萧索，而熊志伊亦未能看顾两弟。

　　臣至江宁织造衙门宣示谕旨，着曹 照看熊赐履之子，臣亦随当照看钦遵圣谕也，谨具折奏覆。再，熊志伊差家人至臣苏州署中，具呈求代奏谢恩。合并奏闻，伏乞圣鉴。”可以看出，熊赐履死后，熊家长子多病，两个幼子尚小，难以自立，整个熊家陷入困顿，而正是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及地方官员的照顾，熊家的窘境才大为缓解，此举也得到了当时士人的交口称颂。不仅如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自曾祖父曹玺以下三代四人皆为织造，素以文风传世，与江南士人交往频繁，地位颇高，逐渐削弱了他们的反抗心理。这种恩威并施的拉拢手段，最终让江南士人逐渐消散戒心，认可了清王朝的统治。

　　除了拉拢江南士人，稳定民心外，江南三织造还承担了密报江南官场情形的任务。江南地方富庶，历来为国家赋税支柱，加之如前文所说，民心未稳，地方官员职责重大，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官场情形，加强对这些官员的控制，皇帝将江南三织造作为其在江南的眼线。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就在给苏州织造李煦的朱批中写道：“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

　　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教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可以看出，对于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员，皇帝的信任度远不如内务府出身的自家人，为了更好地掌握地方官员的情况，将暗中监视的任务交给了在地方并无具体行政职责的三织造官员。而李煦对于自己的任务也是心知肚明，接到皇帝指示后，就连上了两道折子。当年十二月初二日，李煦上奏道：“……臣闻原任户部尚书王鸿绪，今岁解职回家之后，每月必差家人进京，至伊兄都察院王九龄处，探听宫禁之事，无中作有，摇惑人心。又有徽州人程兆麟者，陕西曾做过道官，今往来苏州、扬州，招摇多事，时有闲言。又有苏人范溥，系山东东平州知州，丁忧归里，自称熟于京师要路，亦有招摇不根之语，理合据闻覆奏，伏乞圣鉴。”

　　次年正月十九日，李煦又奏：“……臣打听得王鸿绪每云：‘我京中时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如此妄谈，惑乱人心。臣煦感戴圣恩，谨遵谕旨，据闻奏覆。而王鸿绪门生故旧，处处有人，即今江苏新抚臣张伯行，亦鸿绪门生，且四布有人，又善于探听。伏乞万岁将臣此折与前次臣煦亲手所书折子，同毁不存，以免祸患，则身家保全，皆出我万岁之恩赐也。

　　至于前所奏程兆麟、范溥，其两人亦每每乱言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理合一并覆奏以闻。”从这两份奏折，我们知道，在清代当官，只要你到了一定的级别，或者在朝中具有一定关系网，即使你解职了，仍然逃不过皇帝的眼线。

　　不仅是已经解职的官员，就是督抚大员，也在李煦的汇报范围之内。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科场案发，皇帝先后遣派钦差户部尚书张鹏翮、穆和伦和工部尚书张廷枢至江南审理，时任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关系不睦，也被牵扯入案。皇帝对此案极为关注，多次密写朱批给李煦，要其“再打听明白速奏”“再打听速奏”“知道了。张伯行见此光景，说些什么？张鹏翮如何了”“再密打听，奏闻众人议论如何”，等等，李煦上体圣意，随时将该案审理情况以密折形式汇报，自康熙五十年十二月起，至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共上相关事宜奏折十一份，几乎每月一份，不可谓不尽心。其中语句如“钦差户部尚书臣张鹏翮，亦未有定见”“但是抚院虽系清官，事无决断，其实人多拖累。总督也并不曾要钱，办事勤敏，极得民心”“张伯行见此光景，说这些百姓都偏为了总督，觉得有不平的意思”“……（张鹏翮）大人若早日严审房官、主考，那卖举人的关节，来踪去迹，自然水落石出，有何难审，要费这许多日子功夫。总因心性偏执，瞻此顾彼，游移不决，以致拖延到目下方完……”等无不一一要紧。对于皇帝而言，若仅靠钦差大臣和当地督抚的汇报，必然难以明晰事件全貌及官员于其中的关节，遑论了解相关民情了。李煦作为皇帝的心腹，虽然品级远低于奏折中的几位大员，但他的密报，才是皇帝最为倚重的情报来源。

　　此外，江南三织造还负责江南地区各类情报的汇总，如农业生产、农民起义等。在农业方面，汇报内容主要包括当地农种、米价、受灾、天气等各类情况。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初一，苏州织造海保上奏：“本年江苏各属十余州县，近山近水之处虽间有洼田被淹，统计为数无多。

　　……至于各处一切高田、平田，早禾、晚稻秀实丰茂，大胜往年，现在次第刈获，俱有十分收成。”乾隆五年(1740年)九月初四，江宁织造安宁上奏：“江南地方近年以来间有收成歉薄之处。……铜山、萧县、沛县、丰县、砀山、海州、赣榆、邳州、泰州等九州县，……河滩沿海各属地土低洼，素常原不尽种禾稻。今岁春收已获丰稔，而通省晚稻又俱丰熟，米粮平贱。”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初一，杭州织造伊拉齐上奏：“杭、嘉、湖三府于今春二、三、四月间天气寒冷，阴雨连绵，豆、麦歉收。又值桑叶尽被霪雨淋湿，蚕食发胀，损伤过多，出丝寥寥，价值昂贵。通计三府所产丝斤较之往年仅收十分之四。”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宁织造嵩年上奏：“江宁地方自播种二麦之后，天气晴和。入冬以来，前于十月二十九日得有微雨，究未深透。兹于十二月十八日酉时彤云密布，亥刻雪花飘洒，嗣渐缤纷，至十九日寅时止。缘南方气候稍暖，旋落旋融外，积厚尚有三寸，四野一律均沾。”可以说，负责织造的江南三织造承担了当地农业部门的主要汇报工作。

　　在稳定社会政局方面，江南三织造也是皇帝了解最真实情况的主要来源之一。

　　仅在康熙晚年，江浙一带即有不少农民起义，如四十六年(1707年)的太仓一念和尚起义，四十七年的浙江四明山地区农民起义，四十八年的浙江云和县彭子英起义，五十一年(1712年)的浙江台州渔民起义等等，在镇压这些起义的过程中，三织造为皇帝提供了详实的情报。如四明山农民起义，康熙曾给苏州织造李煦朱批：“又闻浙江四明山有贼，尔密密访问明白奏来。”为此，李煦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仔细探访，将以张廿一、张廿二为首的农民起义从起事到被剿的全过程彻查清楚，并记录了当地百姓对该次起义的议论：“目下众人议论，皆云江浙百姓屡受万岁洪恩，去年偶逢旱灾，辄敢行劫拒捕，各贼实死有余辜。皆地方文武不能教化于平时，又不能消弭于临事，遂致群贼横行，众论沸腾，咸怨地方文武各官疏忽智之所致也。”这与负责管理职责的地方官员的说法肯定不一样，毕竟，对于农民起义无需承担责任的织造官员而言，没有任何需要避讳、顾忌的地方，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最底层的民情直接汇报给皇帝。

　　对于身处皇宫之内的皇帝来说，平素了解国家大事往往只能通过臣子的汇报，而地方官员要想步步高升，对皇帝自然是报喜不报忧，能瞒则瞒，能骗则骗，所谓的“忠心”只能位居次席。因此，皇帝要想真正了解真相、管理大臣，就不得不依靠诸如江南三织造这样的特殊机构，这也让江南三织造的官员们，除了完成自身的本职工作外，不得不身兼数职，成为皇帝在地方的眼线，毕竟，与皇室渊源匪浅的三织造官员，也算得上皇室的一分子，自然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