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开的盐铁会议，是武帝去世后一次有着复杂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背景，对汉代历史发展起了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性事件。在会上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主的“有司”一方，与来自基层各郡国的儒生贤良、文学60余人就盐铁国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的存废及酷吏政治的利弊进行论难的同时，对民族关系尤其是汉匈战和问题进行了深入、激烈的辩论。正式会议后双方又在下面展开了一场以战和为中心的争论。这些争论大多数发生于桑弘羊与文学之间，论难内容详细记录于桓宽的《盐铁论》一书。本文拟对其中若干问题做一稍细致的探微，以求发其内蕴，供同行参考批评。

　　一、桑弘羊对邹衍“大九州说”运用的地缘政治价值

　　桑弘羊在会议上提出“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1］(P．80)主张在武帝用兵匈奴的基础上，继续用兵将匈奴一举消灭、臣服，遭到了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由此点燃了汉匈战和的争论。桑弘羊从历史、现实、思想等多方面出发论证用兵的必要性。在论秦开边一事时，桑弘羊以邹衍“大九州说”为据指出用兵四夷是一种“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1］(P．551)的宏大政治规划，以此批评贤良、文学目光狭小，不理解继续用兵的深远意义。其言:
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先列中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

　　《禹贡》亦着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径。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1］(P．551)桑弘羊之意，秦代始皇开边乃是以邹衍“大九州说”为理论基础，他以此借古讽今意图明显。在整场会议发言中，这一思想颇为奇特。

　　桑弘羊引以为据的邹衍“大九州说”，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2］(P．2344)桑弘羊对“大九州说”的描述虽没有司马迁详细准确，但也大致不差。邹衍其人，《汉书·艺文志》序于阴阳家，载其“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3］(P．1733)并列其着有“《邹子》四十九篇”。［3］(P．1733)
　　
　　与孔、孟不被重视相反，邹衍在战国后期是一个“游诸侯见尊礼”，［2］(P．2345)炙手可热的学术活动家。其生前被齐、魏、赵、燕等诸侯所礼遇，死后学说还被秦始皇采用，颇为司马迁所感慨。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有两大学说，一为“阴阳五德终始说”，二为“大九州说”。“五德终始说”之详情，司马迁没有进一步论及，而载于《吕氏春秋·应同篇》。阴阳五德终始说对秦汉思想影响甚大，史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以之为理论基础构建出秦水德为主的政治体系。及至汉代此说更是大行其道，正如顾颉刚指出:“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4］(P．1)其对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之学的形成和完善影响甚大，“为西汉之显学”，［5］(P．28)这已为人所共知。但对其“大九州说”在秦汉时期的流传问题，却不甚清楚，也不被后世研究者所重视。那么，桑弘羊上引邹衍“大九州说”为秦开边的依据，到底是秦时就有的，还是他自己在盐铁会议上自创的?我们认为应是后者，原因有二:
　　
　　第一，后世对邹衍的关注主要在其“阴阳五德终始说”。司马迁言“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2］(P．1369)《史记·封禅书》又言“邹子之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2］(P．1368)这两处都未提到诸侯及始皇受邹衍“大九州说”的影响。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的属员御史在发言中提到邹衍，说他“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1］(P．150)其死后一百多年，人们提起邹衍，关注点在其五德终始说，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没有任何记载表明秦始皇在开边问题上受“大九州说”的影响。

　　第二，“大九州说”与秦代对外政策及实践不符。桑弘羊言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这句话粗看似乎不错，但细加考察显然不确。始皇时蒙恬率三十万众北击匈奴，主要是“收河南”，［2］(P．2565)并“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2］(P．2886)以河套为基础筑长城，修亭障，主要进行的是防守工作。

　　终秦之世，蒙恬一辈并无武帝时卫、霍、李广利远征之举。我们也未见始皇君臣有灭亡、臣服匈奴之意。汉末扬雄言及此事云:“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3］(P．3813)对秦北边政策的描述是十分准确的。究其根本，秦刚统一天下，关注点主要在内部统一的稳定，根本无力涉及外部扩张。

　　以“大九州说”为开边依据之论，在秦代尚缺乏思想、现实基础。

　　由此看来，桑弘羊提出“大九州说”，应该是他根据武帝远征匈奴所取得的胜利并结合这种理论而产生的新思维。而桑弘羊既引之为论，可见邹衍“大九州说”虽不及其“阴阳五德终始说”流行，但在秦汉时期也有传习，并为少数人所特别关注。上述思想在“大九州说”产生后，桑弘羊之前汉代思想家的言论中从未出现过，而在之后也不见有人提及，可谓桑弘羊的独创，具有相当之创新意义:如果说邹衍仅仅在理论上提出“大九州说”，这种学说正如葛兆光所言“象征了古代中国的空间意识在放大”，［6］(P．151)而桑弘羊已将此理论移植运用到现实政治上，并主张以武力为手段实现这种“放大的空间意识”，即“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这是对“大九州说”一种极大的发展与创新。这种思想突破儒家地理学经典《禹贡》“九州”的局限，为继续对外用兵找到一个十分有力的地缘政治依据，对传统地缘观念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思想之宽广，思维之活跃，对理论与现实二者沟通把握能力之准确、巧妙。就这一点来讲，实不愧于桓宽在《盐铁论·杂论》中对他“博物通士”的评价。

　　如果这一观点被重视，则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许将完全不同。但文学在会议上即据《禹贡》而加以斥责:“邹衍非圣人，作怪误”，［1］(P．551－552)桑弘羊也没有加以进一步论证，因此并无实际效果。而在后世儒学更盛的思想氛围中，文学的认识被强化，“大九州说”及其运用便从此默然无声了。但这种思想在历史时空中所绽放的独特光芒，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二、桑弘羊行刺匈奴首领主张的运用

　　桑弘羊在会议上提出一个刺杀单于以制服匈奴的具体方案，这一主张也值得深究。其言:今诚得勇士，乘强汉之威，凌无义之匈奴，制其死命，责以其过，若曹刿之胁齐桓公，遂其求。推锋折锐，穹庐扰乱，上下相遁，因以轻锐随其后。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1］(P．537)桑弘羊在这里以先秦着名刺客为榜样。如果说以武力臣服、灭亡匈奴为桑弘羊一个根本战略方案，则上述方案就是他一个战术层次的具体方案。它不是强调一般意义上的用兵，而是关注消灭四夷上层首领来加快问题的解决，是一种类似特种作战的思维。这一主张也并未见之前有人提及，而为桑弘羊在会议上所首倡。我们注意到，盐铁会议后这个主张在汉匈斗争，以至汉与四夷的斗争中被广泛运用，进而成为屡次发挥重大作用与影响的民族斗争策略。

　　西汉后期，从战略层次上讲，桑弘羊主战之论已不占主流，汉逐渐形成臣属四夷的格局，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已较少。然而西羌、西南夷、西域诸国虽已臣服汉，但尚不稳定，反叛较多。观此段时间汉之应对，往往以出其不意刺杀、诛杀反叛首领，并以兵威压迫促使其降服。这实际上与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所言行刺单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较为典型的，如盐铁会议后五年(前77)，龟兹、楼兰屡屡攻杀汉使，显示叛迹，傅介子与霍光定下刺楼兰王之策，傅介子刺杀了楼兰王。《汉书·傅介子传》载:……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业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遂持王首还诣阙。［3］(P．3002)傅介子所为及对楼兰贵人所言，几乎是桑弘羊行刺主张的真实演练。可见桑弘羊的行刺主张在盐铁会议后很快就得到实际运用，且发挥了奇效。傅介子以此迅速平定了楼兰对汉之反叛，为汉在西域打开局面，进一步设都护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开了行刺四夷首领以平叛之先。

　　由此而下这种方式渐成一惯例，如宣帝时冯奉世诛莎车王、元帝建昭年间陈汤矫诛郅支单于、成帝河平年间牂柯太守陈立诛夜郎王兴、西域都护段会宗率三十骑深入乌孙以手击杀莫振将太子番丘等。这几起事件的指导思想都是将目标直指叛乱首领，诛其首恶，并以兵威为辅配合之，通过由上至下的方式解决四夷叛乱，可以说都不出桑弘羊行刺主张的大致范围。

　　在盐铁会议之前，汉与四夷交往中并未见如此之多的以诛其首领解决问题的现象，往往都是要靠大军平定之。那么为何西汉后期会有这种转变呢?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战略上，臣属关系下和平渐为主流，大规模用兵耗费太大，已受汉廷内部普遍反对;二是在战术上，观汉之前对四夷的用兵，其最终起作用者，往往是四夷内部一些下属在汉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反叛，杀首领以向汉报功。如汉击闽越，闽越王郢弟余善与相、宗族“杀王以谢天子”;［2］(P．1981)击东越，结果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2］(P．2983)汉击朝鲜，荀彘、杨仆两路大军皆受阻，结果“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2］(P．2989)这些情况的出现无疑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由这些历史事实的启发，汉逐渐意识到诛其首恶的意义，并渐成为其平定四夷叛乱的主要方式。而随着汉与四夷交往的扩大加深，大量知四夷事的使者、将领出现，也为这些行动的成功提供了大批人才。这样做的结果，尽管仍然遭到儒者类似贤良、文学对桑弘羊行刺之议“未闻劫杀人主以怀远”［1］(P．537)的指责，如匡衡认为冯奉世杀莎车王是“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3］(P．3294)又认为陈汤矫诏诛郅支单于是“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3］(P．3016)但这些行动无疑大大减少了用兵成本，正如成帝褒扬陈汤矫诛郅支单于“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3］(P．3019)为一高效率的解决方法。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的这种观点，可以说十分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向。从这一点看，他对民族斗争策略的认识和把握，又有相当准确的一面。

　　三、文学“统一意识”的矛盾

　　观汉匈关系史，匈奴引兵侵汉的记载不绝于书。这些入侵主要针对北方边郡，匈奴不敢贸然深入汉朝内地，一般只在代郡、上谷、渔阳、雁门、定襄、右北平、上郡等边郡抢掠杀戮一番就迅速退兵。故边地安全是桑弘羊主张用兵的一个重要依据。他指出边地受匈奴侵害太深重，并十分强调边地的安危存亡直接和内地的安全相关，二者犹如腹心与手足，“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扞也”。［3］(P．207)因此他“把边民当做自己的同胞兄弟，主张极力援助”，［7］(P．266)主张“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1］(P．207)这体现了桑弘羊作为王朝高层的全局意识和统一意识。

　　但对文学来讲，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文学皆出山东”，［1］(P．333)而广大的山东内地郡国未受过匈奴的直接侵扰。甚至山东自景帝七国之乱之后即无大战事，至盐铁会议时已有七八十年不见兵火。这种客观情况使得他们对匈奴的侵害没有切身体验。他们对边郡仅知道其“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1］(P．180)的地理特点，进而认为“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阪菹泽也。转仓廪之委，飞府库之财，以给边民。中国困于繇赋，边民苦于戍御”。觉得为荒凉贫瘠的边郡费如此多人力物力不值得。另一方面，多半出身贫寒的他们却耳濡目染山东民间大量因战争徭役、征发而发生的悲苦与不幸。战国以来经济中心已由关中渐移至山东。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2］(P．1418)调运粮食进关中，由此呈现出广泛持久繁荣，人口亦大量增长之势。此种状况下，山东自然成为武帝时期用兵四夷尤其是进击匈奴的战争人员、物资第一征集地。如筑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如此一来，自然给山东造成很大的疾苦。武帝时徐乐上书言土崩与瓦解之效，指出:“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3］(P．2806)盐铁会议上文学对其家乡的民间疾苦感受最为深刻，指出:“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1］(P．446)边郡与山东诸郡权利与义务的这种不平衡，加剧了文学的反战情绪。

　　本质上讲，各地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是拥有广大疆土的统一政权必然产生的问题，这在先秦诸国分裂时代是不明显的。这本应得到知识阶层的积极支持以化解矛盾，然而却在盐铁会议上受到贤良、文学的强烈抵制。贤良、文学极论关东之疾苦而不顾边地之险情，所论固然有据，但地方主义倾向明显，缺乏统一意识，意识不到边地与内地互相依存的关系。其实关东一地，在统一政权下又何尝不享受其他地方的好处，几次水灾，武帝不是都倾其所有加以救济抚恤么!周桂钿指出盐铁会议是“朝廷内部与地方的矛盾”，［7］(P．260)马非百也认为双方争论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政治路线问题”。［8］(P．4)从此一角度看，这些观点实为一针见血之论。而由此看来，尽管“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是包括秦汉王朝在内的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9］(P．75)尤其是汉立国已逾百年，其间平定多次诸侯王之乱，武帝又下“推恩令”，作为封建残余的诸侯王国逐渐也向郡县制过度，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制度建构十分有效，但是人们思想中的统一意识却还具有滞后性。这是文学“统一意识“的一个方面。

　　然而，文学在关于另外一个问题的论述中却又体现了进步的统一意识。在《论功》篇中文学指出“夫人臣席天下之势，奋国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顾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1］(P．543－544)担心若继续用兵匈奴有可能导致统兵将帅势力坐大，对统一的汉政权及其稳定性造成威胁。这种着眼全局，表达对分裂割据的警惕，又是一种合于“大一统”的高度统一的意识了。可见当时人们的统一意识还杂糅在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局部与全体交织的历史转换过程中，体现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状态。我们由此进一步可知:中国文化中的统一意识，从《公羊春秋》里的“大一统”作为一种思想提出，到秦汉统一政权的建立后逐渐建构，相沿而下，历代不断完善，历经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才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

　　四、贤良、文学和亲主张的历史作用

　　贤良、文学一方对匈奴问题的基本主张为和亲:“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1］(P．472)并盛赞文帝时和亲局面下的安定和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1］(P．480)这是汉初以来和亲论的继续，与之前主和亲者如韩安国、狄山等人所论无大差别。“和亲之论，发于刘敬”，［3］(P．3830)是武帝击匈奴前汉的基本策略。汉廷在武帝期间最后一次论和亲问题为元狩四年(前119)卫、霍绝幕远征后，史载: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慴。［2］(P．3141)在此次狄山与张汤论和亲之前，汉廷和亲之议不绝于朝。经狄山守鄣被匈奴所杀后，汉和亲之议再不见于史籍记载。此段材料，“群臣震慴”一词深可玩味，也最可揭示此后漫长时间内汉廷内部和亲之议所以停歇的原因:狄山被杀事件以残酷的方式堵住了提倡和亲者的口。而另一方面此时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使武力臣服、灭亡匈奴成为主流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

　　此处略举两例以示当时人们对匈奴的态度:

　　一为卜式输财助边，言: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2］(P．1431)二为元狩四年后，武帝为霍去病治第，霍去病言: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2］(P．2939)上至将军，下至牧羊的平民，都积极倡导灭匈奴之论，和平的和亲思维已渐不占主流。元狩四年至盐铁会议召开的38年间，没有人再提及和亲之事，即使是武帝后期在对匈奴战争失利后进行政策调整如《轮台诏》，也未再提和亲一事。此段时间中反而是匈奴数度要求和亲，除上言元狩四年一次外，元封元年(前110)前后单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2］(P．2912)天汉三年(前100)单于又遗书汉，云“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3］(P．3780)始元二年(前85)时，单于“欲求和亲，会病死”。［3］(P．3781)究其原因，《汉书·匈奴传》总括此事:“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匈奴已苦于战争想以和亲缓和，但汉始终无此意向。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时的汉武帝“根本没有诚意与匈奴和亲”。［10］(P．103)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重提和亲，表明经过武帝后期对匈奴战争的严重挫折后，汉内部关于和亲的主张再起，这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尽管这次会议本身没有对此达成结果，然和亲之议已开。桑弘羊于盐铁会议第二年卷入上官桀谋反一案被诛，主战派渐不得势，局面基本向着贤良、文学一方的主张发展，和亲之事必然更为可行。尽管盐铁会议后匈奴仍然侵扰不断，但此段时间双方仍有过一次短暂的和亲，《汉书·昭帝纪》言“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3］(P．233)翻检相关史料，这次和亲应在元凤二年(前79)，史载: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3］(P．3783)从这条记载看，似乎贤良、文学所主张的、长期中断的和亲已实现。然由“羁縻”一词可见，汉此时对和亲只是勉强为之。从标准意义上讲，这只是一次非正式和亲，甚至不能认为其具有和亲性质。果然，此次和亲第二年就因单于乘酒泉、张掖兵弱，出兵欲夺故地而被破坏。

　　由此而下，汉虽在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遣田广明、范明友、赵充国等五将军率二十余万众与乌孙联合大击匈奴，颇有灭匈奴之意，然而此役无功而返，正如扬雄后来言“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3］(P．3814)这促使主政的霍光不得不放弃主动进攻而转为防御，依托完备的防御系统使匈奴难以侵扰。双方在此后十余年间偶有冲突，但并无大战，由此渐入和平局面。尽管此间不时有进攻匈奴之议，如元康年间(前65－前62)宣帝与赵充国商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3］(P．3136)结果丞相魏相以“义兵”之说及时加以劝止。此后五凤年间(前57－前54)又有人提出趁匈奴内乱，“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3］(P．3278)此议也在萧望之等人的反对下未得到实施。这些建议的提出表明，桑弘羊的主张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其空间的。但攻灭匈奴之论，在屡次失败后，尤其是本始二年大发兵无功的情况下，已经渐渐失去其土壤，在儒者们的继续坚决反对下难以实行。神爵二年(前59)，“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3］(P．262)双方真正实现了和亲。至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内附，向汉称臣，使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3］(P．3832－3833)双方的关系走入一个和平新阶段。因此，可以说盐铁会议文学和亲之议，是汉匈关系由战而和转换发展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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