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公孙臣上书朝廷要求改德运为土德，被丞相张苍否决。《史记·封禅书》曰：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①。文中提及“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但一种“德”与两种“色”相配，不符合五行学说的一般规律。

　　王朝服色的确定与五德终始说相关，而汉初德运问题则是学界的一桩公案。从《史记》《汉书》的记述来看，汉朝起初似为火德，后改为水德。然顾颉刚主张汉初不曾实行过火德，认为这类记载是王莽和光武帝刘秀时出于政治目的篡入的②。钱穆、杨向奎则不同意顾说，通过列举相关史料证明汉初存在“尚赤”的阶段③。后来的学者论述汉初德运，大体不出此二说之范畴。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一书，算是汉代德运研究的后出转精之作。其在对比上述两种观点后，支持钱穆、杨向奎之说，并提出汉初尚赤“不是五德推演的结果”,而是受五方帝或五色帝说影响产生的，可称作“准火德制”④。至此，汉初存在“尚赤”阶段的观点基本可以定谳。

　　不过，《封禅书》“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的说法仍存在疑问。对此，服虔解释为“十月阴气在外，故外黑；阳气尚伏在地，故内赤也”;颜师古注“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内赤也”⑤。但是，秦朝即以十月为岁首，“色上黑”⑥ ,未闻有“色外黑内赤”一说，二说显得牵强附会。前人在讨论汉初德运时，对此亦有关注，多主张“色外黑内赤”是刘邦政权对尚黑和尚赤的调和⑦。陈启云、李培健二位先生则撰文提出“外德”“内德”的区别，认为“外黑内赤”的深层政治意蕴可能是对外颁行水德---“外德”,汉室内部信奉火德---“内德”①。无论是调和说，还是内德外德说，无疑都是极具创建的想法，但与具体政治相结合的论述尚稍显不足，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其实，汉初服色“外黑内赤”的形成是由两个层面导致的：其一，是刘邦集团先后采用楚俗、承袭秦制历史进程的结果；其二，“色外黑内赤”可能与汉初政治格局中秦人、楚人势力的博弈相关。后来，这一服色格局在文帝时期遭到挑战，实则是其象征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制度遭到挑战。本文即拟将汉初服色“外黑内赤”这一现象置诸具体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沿革中进行考察，并给予解释。

　　一楚俗尚赤与秦制尚黑汉初服色“外黑内赤”是刘邦集团先后采用楚俗、承袭秦制的结果。汉初曾有过“尚赤”的阶段已可定谳，然对于“尚赤”的缘由，学界仍存在分歧，《史记·高祖本纪》归之于“赤帝子斩杀白帝子”的故事②。学界对这一故事的解释不同：有的认为该故事是五德相胜说的反映，即汉为火德，秦为金德，火胜金③；也有主张是受“三统说”影响，即赤统代替白统④。然二说均存在一定问题⑤，比较合理的是钱穆、杨向奎、徐兴无、杨权等学者的观点，即主张这一故事是受五方帝或五色帝说影响产生的⑥。

　　不过，刘邦对五方帝或五色帝说的利用是与楚俗尚赤相结合的。战国时期五方五色观念流传广泛，在楚国或许尤为流行，甚至被认为是在楚国产生的⑦。本自五方帝观念，楚人还产生了赤帝崇拜。

　　战国楚帛书有“炎帝乃命祝融”的记载，商承祚谓“楚人祖炎帝的传说，于帛书益得其实”⑧。楚人以火神祝融为祖先，认为楚源自“祝融八姓”之一⑨。这些观念交汇，致使楚人形成了赤帝、祝融信仰和拜火、尚赤的风俗。据《左传》记载，郑裨竃曾称“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屈原《远游》云“嘉南州之炎德兮”.春秋战国时期，楚已与“火相”“炎德”联系在一起。

　　刘邦本为魏人，在楚地的影响力不强。当他起兵于楚时，不能不顾及楚地的信仰和风俗。这从他起兵后隶属于楚国和实行楚制可得到印证。刘邦起兵时曾祭祀丰地的神社，足见他对当地信仰、风俗的重视程度。楚人尚赤的风俗，楚与“火相”“炎德”的联系，对刘邦来说是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他不可能视而不见。“赤帝子斩杀白帝子”的故事当即在这一背景下产生。正如学者所论，“刘邦起兵更善于借助楚民气，他始则利用楚人尚赤的习俗，虚构赤帝斩白蛇的奇闻，继而极力寻求楚王的庇佑以获得明确的政治身份，终于借楚之力奠定汉祚”.

　　刘邦集团起兵反秦利用了楚俗，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入主关中，开始“自以为获水德之瑞”①。关于汉为水德，前贤时彦论述颇丰，不必赘述。不过，刘邦为何在汉二年“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呢？

　　《史记》之《历书》《封禅书》均将这一转变与刘邦“立黑帝祠”联系起来。《封禅书》的记述尤详：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②《史记·张丞相列传》的说法则稍有不同，将水德与历法以“十月为岁首”联系起来，称：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③。

　　这两种说法看似存在着矛盾，其实并非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张苍“绪正律历”、确定“汉当水德”是在他任计相期间，即高祖六年至十二年④，而非汉二年。汉二年刘邦以“黑帝”自居，首次提出“汉当水德”;后来张苍在任计相时，根据五德终始说，赋予“汉当水德”学理上的依据。

　　汉二年，刘邦以“黑帝”自居，是提出“汉当水德”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刘邦以“黑帝”自居、“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其实与其“承秦立汉”的政策相关。田余庆先生曾提出“非承秦不能立汉”的经典论断⑤。陈苏镇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承秦立汉”的三个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并指出“入乡随俗，向关中文化做出妥协”,是汉得以灭楚的关键⑥。“汉当水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阎步克先生指出“汉用水德，实是‘汉承秦制’的一个重要象征”⑦。这一举措是对秦文化的吸收和妥协，旨在稳定对秦地的统治，并吸引秦人加入汉政权。正如黄留珠所论，“刘邦起家三秦，开国后又定都关中，这里本系秦的统治中心，为了取得秦民对汉政权的支持，不能不采用秦的水德”⑧。同时，水德是汉承秦制、吸收秦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与之相配套的是汉政权对秦朝祭祀体系的吸纳。上引《封禅书》和《史记·高祖本纪》提到汉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⑨，即被认为是对秦代“祠官体系”的吸纳和继承。

　　简言之，刘邦集团起兵时“尚赤”,至汉二年“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均与具体的政治形势相关。前者旨在获取楚人的支持，后者则是在“承秦立汉”的背景下稳定秦地、吸纳秦人。“尚赤”和“水德”分别是刘邦集团在不同时期根据具体局势对政治文化做出的选择，而这最终导致汉初服色“外黑内赤”格局的形成。

　　二“色外黑内赤”与汉初政治格局

　　刘邦集团面对不同政治形势，对所尚颜色做出不同的选择。然有证据表明刘邦集团在开始继承秦制后，并未完全放弃楚俗，导致汉初制度中包含来自秦、楚两方面的元素。这一情形也体现在服色方面，致使汉政权最初的服色体系颇为复杂。

　　《史记·封禅书》称：“（高祖）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①“以十月为年首”是继承了秦的正朔②，而正朔与德运、服色关联密切。《史记·历书》称秦王嬴政称帝后“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③。秦“以十月为年首”的做法与水德、尚黑是联系在一起的。汉初则不同，尽管刘邦立为汉王，最初未宣称承秦水德，但已“袭秦正朔”,在服色方面却为“色上赤”,并非“尚黑”.这显然是延续了起兵反秦时采用楚俗尚赤的做法。

　　汉二年，刘邦开始以“黑帝”自居，“自以为获水德之瑞”,然在史料中仍然有汉军尚赤的记录。《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破赵”曰：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④。

　　当时，汉军的旗帜依然为“赤帜”,“尚赤”传统被保留着。由此可见，在汉朝初年，德运、正朔与服色一开始是不相配的。

　　汉初因袭了秦正朔、德运（水德），却未继承秦的服色，而是保持了楚人尚赤的传统。这导致汉初服色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即“尚赤”与“尚黑”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本质是楚俗与秦制间的矛盾，是汉初制度中秦、楚元素并存的反映。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张苍“绪正律历”,从学理上确定汉朝德运、服色。“色外黑内赤”说正是针对此提出的，以期调和“尚黑”和“尚赤”的冲突，使楚俗和秦制相融合。或许可进一步推论：这一服色格局也暗含着汉初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分野---“赤”与“黑”分别代表楚人集团和秦人集团，“外黑内赤”的服色格局是二者博弈、妥协的结果。

　　汉承秦水德，是在“汉承秦制”和“用秦之人”的背景下，出于汉初制度草创和联合秦人的双重需要而施行的。然而，汉朝统治阶层的核心“丰沛---砀泗集团”却是一个楚人集团⑤。他们厌恶秦制、秦法，最初即因此加入反秦序列⑥。张苍、叔孙通等制定汉朝制度、服色实不能不考虑楚人集团的态度。

　　在长期的战争中，楚人集团已习惯汉军旗帜、服色尚赤，赤色存在于他们建功立业的记忆中；同时，他们对秦军旗帜、服色尚黑也记忆犹新。赤帝崇拜、色尚赤还是楚文化的传统，并包含着刘邦对自己是“赤帝子”的鼓吹。因此，在定服色时，楚人集团乃至刘邦个人都不会轻易抛弃“尚赤”而支持“尚黑”.

　　不过，楚人集团多为“布衣将相”,对正朔、服色等制度建设缺乏理论上的话语权，对五德终始说仅一知半解，不具备制定相关制度的能力。张苍、叔孙通等秦御史或博士出身的人则具备知识上的优势。由于他们熟知秦制，在制定汉制时不免会受秦制的影响，导致“承秦之制”的出现。同时，汉初统治阶层有大量秦人存在。据学者统计，在刘邦集团后期，秦人“占25%,仅次于楚居第二位”⑦。如上文所论，确立水德旨在获得秦人支持，因而在服色方面亦不能不顾及秦人的意向。

　　刘邦集团出自楚，最终承秦立汉。秦、楚两种文化都是汉政权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成分。“尚赤”和“尚黑”是楚俗和秦制的矛盾，也暗含了汉政权中秦、楚两大集团政治文化取向的不同。汉朝为获得秦人支持，确定汉德为水德，在服色方面却为“外黑内赤”,正是意在调和二者间的矛盾。

　　在楚汉战争期间，汉政权中的秦人与包括楚人在内的关东六国之人已呈现出地域对立意识。这从汉初最精锐的骑兵---“郎中骑兵”的择将过程中可略窥端倪①，《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称：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②。

　　刘邦始欲拜故秦骑士李必、骆甲为将，二人却推托“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所谓“军不信臣”并非是指士兵不信，因为“郎中骑兵”的士兵也多为秦人。李必、骆甲是怕引起刘邦集团中的关东“六国之人”,特别是位于汉政权核心层的楚人集团的不满。最终，刘邦以楚人灌婴为主将，秦人李必、骆甲为副，解决了这一矛盾。当时，秦人在刘邦集团中处于外围，但他们掌握了骑兵作战技术，得以在“郎中骑兵”中谋得地位。

　　历经楚汉战争，汉政权中秦人集团的力量逐步壮大，虽不位于统治集团的顶端，但已不可小觑。

　　据学者论证，当时秦人是汉军的主力③，秦博士出身的张苍、叔孙通等人又掌握着知识话语权。因此，在定汉德为水德的情况下，定服色为“外黑内赤”---“外黑”是“承秦之制”“继秦之德”,“内赤”则延续了楚人“尚赤”的习俗。这是秦、楚文化调和的产物，可能也暗含了秦人集团和楚人集团间的博弈。三文帝朝“易服色”与“外黑内赤”的终结。

　　“外黑内赤”的服色模式与汉初政治格局相配，却不符合五行学说五德配五色的观念。同时，随着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旧的政治格局必然遭受挑战。这致使水德，“色外黑内赤”的德运、服色格局遭到反对，出现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提议。文帝朝即为这一改制运动的开端。

　　最先倡议“改正朔、易服色”的是贾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④。

　　贾谊想通过“改正朔、易服色”,重塑汉朝礼仪制度，实现“悉更秦之法”.然制度变革必将触及以高祖功臣为主的军功集团的利益，毫无意外地遭到了反对。当时，文帝的权力尚不稳固，只能“谦让未遑”,贾谊也被迫离开政治中心。

　　贾谊被文帝疏远，《屈原贾生列传》谓是绛（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之属“害之”导致的。李开元解释为贾谊提出“列侯之国之策”,被功臣集团嫉恨，是故遭到打击⑤。《风俗通义》又提到邓通进谗的说法，王利器先生认为可信⑥。二说均有一定道理，然前贤似未注意到张苍亦有“绌贾生”的行为。《史记·张丞相列传》写道：

　　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⑦？

　　尽管张苍“绌贾生”不见于其他记载，却合乎情理。贾谊针对当时汉家制度，力主“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这是对张苍工作的否定，必然会遭到他的强烈反对。

　　绛、灌、东阳侯、冯敬等人反对贾谊，恐亦不仅在于“列侯之国之策”.贾谊主张改制，欲变更施政理念，打破旧政治格局。这是汉初军功集团无法认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四人中绛、灌是楚人集团代表，冯敬是秦人集团代表，反对贾谊是军功集团中的两大势力一致的行为。

　　不过，贾谊之说对文帝的影响是深远的，文帝后来改制举措多是遵循贾谊的观点，班固《汉书·贾谊传》赞曰“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①。本文开始提到的张苍与公孙臣的德运之争，即为文帝改制的一个关键点。

　　公孙臣与贾谊同属钱穆先生所论汉儒中吸收五德终始说、主张变法的一派②。他受“五德终始说”影响，主张汉代秦而立，应该用土德来代替秦的水德，而不是延续秦的水德。显然，公孙臣并不了解汉朝实行水德、“色外黑内赤”的内幕，仅是从学理上考虑。

　　这一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张苍的反对。张苍称“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③，罢斥了公孙臣。所谓“河决金隄”,是指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黄河决堤事。《史记·河渠书》曰：“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④这明显是一场水灾，绝不是祥瑞，竟被张苍视作“汉乃水德”的符应。陈槃先生谓：“河决金隄以为水德者，盖从’殷得金德银山自溢‘之说推论而得之。顾武帝以河决为忧，成帝建始四年秋河决，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且以不忧职自杀。同一事也，前以为瑞者而后以为灾，见解各异。可笑。”⑤不过，这“可笑”一幕的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贾谊、公孙臣先后提出改制，使军功集团承受不小的压力，亦使他们觉察到汉文帝的改制意向。为了维护现行体制，迫使张苍为“汉乃水德”寻求一个证据，才不能不将“河决金隄”视作汉水德的符应。

　　但是，公孙臣对旧制的挑战并未结束。他上书提到汉朝德运的符应为“土德之应黄龙见”.这是一个预测，黄龙此前并未出现过。尽管张苍提出“河决金隄”为水德之符，搪塞了汉文帝，罢斥了公孙臣，然不料次年黄龙“真的”出现了，于是“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⑥；同时迫使张苍“自绌”“谢病称老”,最终免相⑦。张苍似乎并未死心，还想着反驳公孙臣的观点，并著书反对。

　　然文帝的改制意向坚决，并未接受他的观点⑧。公孙臣挑战旧制的成功，使汉朝废除了承袭秦水德尚黑的制度；同时对代表旧政治格局的军功集团进行打击，令汉朝皇权开始脱离军功集团的束缚。不过，文帝尚不能完全不顾及军功集团的态度。

　　《史记·封禅书》称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⑨ .既然要改水德为土德，自然不可继续“尚黑”,但文帝未直接实行土德“尚黄”,而是“尚赤”.这是遵循汉政权最初的服色，希望在军功集团的默许下进行改制。

　　汉文帝改制进行了三年左右，因新垣平案发而“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最终不了了之瑏瑠。尽管文帝改制失败，但他废除承秦水德、“色尚黑”的成果却保留下来，为后来汉武帝改制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汉初服色经历了从“尚赤”到“外黑内赤”的变化。这是汉政权先后袭用楚俗和继承秦制造成的。“色外黑内赤”的服色格局是汉政权调和楚俗和秦制导致的，也隐约反映了汉政权中秦、楚两大集团间的博弈。

　　文帝时期，贾谊、公孙臣先后倡议“改正朔、易服色”.张苍为维护原先的德运、服色，断绝文帝和儒生的改制念头，曾将“河决金隄”说成是汉水德的符应。然公孙臣成功预言了“黄龙见成纪”,致使张苍的说法破产，文帝朝的改制运动拉开了帷幕。尽管文帝改制因新垣平案而失败，但废除了水德尚黑的秦朝旧制。

　　景帝朝，未有改制举措。至武帝朝，德运、服色的改革重新兴盛起来。彼时军功集团已衰落，皇权和儒生势力强盛起来，改制之举势不可挡。最终，武帝定汉德为土德，服色为“色上黄”①。

　　关于五行学说，学者论曰：“它是一种辩证的宇宙观，由此权力得以建立，权力斗争得以展开。为了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中，在帝制君权确立过程中争取上风，不同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运用五行论批次排斥、倾轧。”②通过本文的论述，可知汉初服色的变化既旨在建立权力和维护其正统性，又是不同政治势力间博弈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军功受益阶层”前两代人的逐渐减少③，后人对汉初“色外黑内赤”格局出现的缘由出现了“失忆”,甚至重新构建了汉初德运、服色的历史记忆。太史公《史记》对汉初德运、服色的记载已隐晦不清。西汉后期，“尧后火德”说形成④，谶纬又将该说与汉初的“色上赤”混淆起来。班固编撰《汉书》继承了这种做法，致使汉初德运、服色的记载愈发混乱，成为近代史家争论汉初是火德还是水德这一公案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