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海问题的产生和复杂与威斯特伐利亚性质浓厚的国际体系里, 中国快速崛起带动的体系变革有关。在大国疑惧和小国逐利气氛中, 南海问题很容易被“炒热”, 中国不得不在“亲、诚、惠、容”式不断“加码”的周边友好前提下, 维护南海权益。能否做到增信释疑和巧妙利用利益互换, 是周边外交基础上维权的关键, 国际体系和平一面为此提供了可能。“亲、诚、惠、容”等理念没能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 导致中国不断“加码”的友好被一些国家利用。改革开放后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 但严峻的国际形势决定了中国很难让“息事宁人”不成为忍气吞声。在中国崛起态势明显后双方对现状都不堪忍受, 因而维权“新常态”非常重要。同样面对中国“亲、诚、惠、容”, 不同决策者有不同政策, 所以争议国领导人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周边外交; 南中国海争议; 视角;

　　The South Chinese Sea Issue Based on Neighborhood Diplomacy

　　Li Youkun

　　Marxism Department,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ystem changing caused by China's rapid ri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strong Westphalian natur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been devoted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to forge sound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the issue was heated up, it is difficult for China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lso make diplomatic progres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The key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is to build confidence and share benefits. And the responding policies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dispute also need attention.

　　Keyword：neighborhood diplomacy; South Chinese Sea issue; perspective;

　　从和平与发展, 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安邻、睦邻、富邻”, 中国周边外交的一条主线就是“和平与发展”, 其目的是尽最大努力塑造良好、可持续的国际环境, 致力于和平发展, 争取中华崛起的中国梦早日实现。但另一方面, 在中国崛起目标实现仍然任重道远的背景下, 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周边局势却越来越复杂。这种不用赘述的局面迫使中国“亲、诚、惠、容”式周边外交不得不推出了更高目标:也就是不是简单和平, 更强调可以“交心”的更高层次友好;不是一味退让的“低级和平”, 而是在“妥善处理好领土岛屿争端问题”前提下, 相互尊重的“高级和平”;不仅为中国谋发展, 更强调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互利和共赢。

　　习近平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 ”并要求对周边外交和关涉周边的争议问题, 都要“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因而, 笔者试图借用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斯.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 以“亲、诚、惠、容”式周边外交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 解析为何在中国和平外交之下, 却有南海纷争的产生和复杂化?是必然趋势还是周边外交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如何在与周边国家发展“交心”式更高要求前提下坚决维护包括领土权益在内的国家核心利益?在这里, 层次应被理解为观察到现象的不同解释类型或源泉。 (2)

　　一、国际体系层次

　　国际政治中的体系或系统层次, 主要指国际关系的体系结构对单元, 主要是国家的影响。从这一视角, 南海问题的产生和发酵, 首先是威斯特伐利亚性质浓厚的国际体系, 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体系变革的必然产物。而“亲、诚、惠、容”式不断“加码”的周边外交理念, 则是中国应对大国和周边疑惧的重要外交举措。

　　(一) “当前世界的复杂性在于‘霍布斯式国际体系’和‘洛克式国际体系’重叠并存” (3)

　　这两种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下, 追求权力和利益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特别是对于领土主权这种核心国家利益来说。我们经常抱怨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忘恩负义”, 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搞懂威斯特法利亚国际体系的实质。在这一性质的国际体系下, 各种合纵连横和均势外交, 都不过是手段。而大国间的纵横捭阖和敌我态势的瞬息万变, 更与权力和利益的变动息息相关。

　　在威斯特伐利亚性质浓厚的现代体系中, 作为大国的中国不得不长期面对“崛起的烦恼”。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崛起历史, 改革开放后则更加引人注目。但任何大国的崛起都注定招致是是非非。1950年代末, 中苏分裂和中美交恶, 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快速崛起导致的美苏心理不适造成的。而越南、朝鲜等国也因此把中美或中苏交恶, 当作他们合纵连横, 赢得国家利益的机会。而中国包括“修睦四邻”在内周边政策, 也必然与周边环境的复杂有关。

　　改革开放后, 中国试图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加速崛起, 开始在外交领域放弃激进, 向“广交朋友”转向。在这个转向中, 尽管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在冷战后更是“韬光养晦”, 但中国持续增长的国力还是引起了一部分美国学者的警觉及日本政府的不安。“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把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战略对手的论断, 都说明了美国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疑虑。2001年开始, 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说明了美国“保守主义”已开始对中国崛起采取行动, 只不过“9.11事件”迫使美国暂时中断了这一进程。中日关系则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发生了整体向“冷”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周边外交不得不从“以周边国家为依托”发展到“周边是首要”, 并推出“以邻为伴, 与邻为善”及“睦邻、安邻、富邻”等外交思想。

　　中国的外交转向及周边外交的不断“加码”, 恰好与一些国家在海洋利益驱动下, 开始在南海“积极进取”的过程高度契合。这种高度契合导致中国为争取和塑造良好国际环境, 而不得不“搁置争议”, 试图“息事宁人”, 但一些国家则不断得寸进尺。最终导致中国不断让步, 一些国家不断“进取”, 只要中国稍作抵抗, 一些海权争议国就与西方共同炒作“中国威胁论”。不过, 鉴于中国国力在这一时期尚不足以对国际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美国等西方对南海的介入极其有限, 南海地区远没有成为世界“热点”。美国等西方对南海争议国的支持仅限于道义方面, 日本也未敢在南海轻举妄动。中国也因降低了处理争议问题的调门, 极大改善了同周边和大国的关系, 推动了和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更经常地来往和合作, 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动力。 (1)

　　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中国崛起速度随西方的加速坠落而显得更加迅猛, 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对中国的疑虑迅速增强。中国和平发展路线由此首先面临来自于全球结构性的挑战, 也就是“与现存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正面相撞”;其次面临区域结构性挑战, 并“对特定区域, 首先是周边区域国家形成的强有力冲击”。 (2)

　　金融危机后, 中国作为体系次强国的快速崛起, 最感不安的是霸权国———美国。尽管中国一直宣示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无意挑战美国霸权, 但一部分美国人却把综合国力迅速上升, 并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 臆测为霸权挑战国并心怀警惕。因而, 中国崛起、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利益和活动, 以及美国的衰落, 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精力的关键原因。 (3)

　　中国周边大国云集。与小国相比,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 大国无不“雄心勃勃”, 始终梦想在全球权力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 因而对国际权力结构的任何些微变化都极度敏感。中国作为近年来亚太大国中, 国力成长最快的国家, 不可避免地遭受地区各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疑惧。中日在2010年后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 日本政治和政府“右倾化”越来越严重;俄罗斯民间, 甚至学者和官员都常见“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以及“围堵中国”的建议……

　　南海问题作为东亚最大国家集团的一些成员, 与本地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利益纠葛, 自然引起各方瞩目。除了美国要维护自身的世界主导角色外, 日本至始至终都把南中国海视为其“生命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通过插手南海争端恢复在亚洲的军事大国地位, 最终达到争夺东亚乃至亚洲主导权的目的。尽管由于国力原因, 俄罗斯在冷战后逐步在亚太“退却”, 却也不时通过对印度和越南的军售, 以“应对它们所认为的中国威胁”, 还通过支持多边协商, 来“让越南和菲律宾感到满意”。 (1) 而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国际组织, 是区域外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 当然也会用尽可能为成员国在南中国海谋取利益。

　　从大国日益复杂的心态中, 一些争议国看到了进一步谋取南海利益的机会。而中国与南海国家力量对比的不平衡, 也使得相关国家更加主动地邀请美国等大国介入, 以起到“离岸平衡” (off-balance) 的作用。与中国有南海争议的国家, 几乎都极力拉美国“下水”, 对其他大国也都“来者不拒”, 不同的只是激进程度而已。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得不得同时做出两个看似矛盾的举动:在加强南海维权的同时, 推出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亲、诚、惠、容”理念。

　　2014年后, 恰恰就是在中国政府推行“亲、诚、惠、容”式周边外交理念后, 美国开始在南海“赤膊上阵”。美国政学两界开始直接指责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缺乏明确性”, 造成地区不安全或不稳定;美国政府开始从语言到行动, 全方位支持南海争议国主动挑衅;美国军界在南海派出越来越多先进的战斗舰, 包括濒海战斗舰 (LCS-2) 和航母, 在南中国海开展越来越明显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 甚至借“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为名, 闯入了中国岛礁的领海和领空。南海问题体现了中美之间战略上日益加深的相互猜疑, 反映了美国对华或正从“重防范”转向“重威慑”。 (2) 即使是2016年, 杜特尔特生态, 以中国和菲律宾关系调整为契机, 中国和东盟南海争议国的关系大幅改善, 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却不断发表声明, 鼓动南海争议国“挑事”更说明了美国不希望南海的平静。日本也在2014年后在每一个国际场合, 都“祥林嫂”般指责中国。这些场景的背后, 是乌克兰危机后美国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遭遇挑战, 盟国离心倾向加剧;日本老龄化愈发严重和安倍的“经济新政”成效不彰。

　　因此, 南海问题的产生和复杂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体系变革的产物, 而“亲、诚、惠、容”式不断加码的周边理念不过是中国政府为应对大国在周边挑事而开出的“药方”。南海问题能否得到最终解决, 从长远看主要取决于中国和海权争议国间的关系文化是否发生转变, 取决于中国周边理念及其所属的“和平发展道路”思想是否能得到争议国和大国的认同。而从中短期看, 南海能否稳定, 则取决于中国能否让争议国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战略“收益”, 大于在南海问题上“挑事”;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的“成本”远大于“收益”。而这些则取决于中国能否和敢于在南海坚决维权, 及能否妥善运用日益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换取海权争议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让步。

　　(二) 国际体系和平一面为中国在“亲、诚、惠、容”等周边理念下维护南海权益提供了可能

　　当前国际体系复杂性就在于不仅有威斯特伐利亚一面, 也有相互妥协与合作的一面。冷战结束后,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明显, 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加深;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尽管世界和平与发展始终面临诸多挑战, 但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前进, 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取得一定进展;诸如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 世界各国“一损俱损, 一荣共荣”的迹象明显;……世界各国越来越明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当代, 竞争成败首先取决于能在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集中精力于国家发展?能否争取良好国际环境以及能否争取更多合作伙伴, 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一面搞“亚太再平衡”, 一面不断提醒军政学三界, 不要过于谈论中美关系的竞争一面;一面通过“亚太再平衡”, 延缓中国崛起, 一面力推TPP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 并把此视为加强与中国经济竞争的重要举措。即使川普上台后, 在中国问题上, 竞争也远比大家想象的温和, 合作也远比想象的强烈。尽管近年来日本安倍政府攻击中国有点歇斯底里, 日本国民在日益右倾的政治氛围下, 讨厌中国的情绪在增加, 但另一方面, 一直有不少于70%的国民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日本政府也承认“良好的日中关系, 对于两国利益来说无疑是好事” (1) 。

　　因此, 大国在南海挑衅的目的都是延缓甚至阻碍中国崛起, 同时加强在地区合作中的地位。但鉴于国际体系和平的一面,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趋势的不可逆转, 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 即使是美国学者也建议“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强硬立场”的首要政策选择是“避免卷入围绕南沙和西沙群岛的武装冲突”。 (2) 日本政府尽管不惜“体力”争取包括南海在内的涉华议题国际化, 但另一方面, 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非争端当事国, 南海亦非日本战略资源投向的重点。日方对南海的强化介入, 必然“带有很强的策略性”。 (1) 其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更仅仅是“占点便宜”而已。因此, 今天的世界, 矛盾仍然多得很、大得很。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仍然存在,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

　　“中国是地区大国中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最复杂的一个, 由此也吸引了地区最多的关注。” (2) 因此, “亲、诚、惠、容”式周边理念与“和平发展”是为了减轻中国崛起条件下大国和周边国家的战略疑虑, 避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而设计的。但这些理念在大国和周边的战略疑虑消除以前, 在“亲、诚、惠、容”等真正深入人心以前, 反而很容易被大国利用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也很容易被南海争议国用来检验中国是否真心追求“亲、诚、惠、容”和和平发展的“工具”。

　　二、国际关系层次

　　国际关系层次, 也即国际行为体间关系的层次。本文主要从周边外交视角, 分析作为国际互动单元的国家间的互动, 对南海问题复杂化的影响。

　　(一) 从这一层次看, 周边外交下的南海困境首先是中国这个大国和东南亚小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手段及实现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必然结果

　　对区域大国, 更逐渐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中国来说, 包括“亲、诚、惠、容”在内的理想主义目标和包括领土主权维护等现实主义内容, 都是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但诸如菲律宾、越南等小国则不同, 在不同领域通过均势、结盟等手段, 从不同大国获取安全、搭经济发展便车, 甚至谋求领土主权, 几乎是他们外交的全部。而大国富有理想色彩的外交能否被他们采信, 也主要看这些外交能否带给他们安全和繁荣。

　　在大国林立, 矛盾复杂的亚太, 作为东盟集团小国的南海争议国就可以利用大国间的矛盾, 不但不必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 反而可以游刃于大国之间, 以较小的外交成本, 从大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收益。这些年, 东盟国家娴熟地在不同领域, 通过“反对某人某事, 或顺带地反对某人某事”, 来实现包括推动国家发展, 维护国家安全, 防范可能的威胁等不同目标。冷战后, 海权争议国在经济领域搭中国经济发展“便车”心安理得, 却在安全领域不断利用“中国威胁论”拉美国下水, 试图以小博大, 获取额外领土收益。中国的“亲、诚、惠、容”等成了这些国家窃取中国南海权益的“挡箭牌”。这是双方不同身份导致外交差异的产物。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是加剧这种差异的“催化剂”。

　　反过来, 中国作为大国, 必须有大国的担当和责任。而让“亲、诚、惠、容”等变成为世人称道且脍炙人口的外交理念和南海维权前提, 就是中国担当和中国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 其他争议国可以不计手段, 不计道义地追求物质利益, 但崛起的“异质行为体”的中国不行。而且我们还必须把小国在南海的挑衅, 看作我国成长过程中, 必须经历的“考试”。我们能否“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是中国能否在大国和周边, 通过崛起“考试”的关键。

　　(二) 在中国追求“亲惠诚容”式“交心”外交过程中, 没能完全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 也让一些国家在南海有了可乘之机

　　追求现实和理想的兼顾本身没错, 但成熟的大外交却具有很高的战略内涵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能正确界定哪些是现实国家利益, 哪些是理想主义目标, 哪些是核心国家利益, 哪些是次要国家利益, 并统筹兼顾不同的途径和手段来追求。理想主义的目标一定有理想化的途径, 现实主义的目标则主要依靠现实的手段。我们过去相当长时期的问题就在于把两者混淆在一起了。南海之所以变难, 与“和平发展”路线及“安邻、睦邻、富邻”等思想, 长期没能, 也不可能完全厘清这些问题有关。

　　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周边环境复杂, 多数大国都喜欢在“最痛”的领土问题上给中国“扎刺”, 我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任务比任何国家都更为迫切。但包括“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等战略, 及“睦邻、安邻、富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搁置争议”等理念, 却没有对维护国家领土的外交目标、维护手段和方法等进行清晰界定。长期以来, 我们更多用理想化口号, 如“安邻、富邻和睦邻”等, 代替了具体、可操作的维护领土完整的手段。在维斯特伐利亚色彩浓厚的国际社会里, 没有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战略的我们, 又怎能避免争议国“见缝插针”地争取南海主权和权益呢?

　　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看, 靠让步来换取睦邻关系和谐的外交, 从来不能带来中国和争议国关系的和谐, 却会给国家长远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客观地说, 中国长达30多年的单方面“安睦富”和“搁置争议”, 不仅造成中国领土权益不断受损, 也带来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随着中国每一次维权行动而起起伏伏。更重要的是这些海洋争端随着卷入国家的不断增多和中国海洋主权的不能确定, 严重危及随中国崛起而重要性日增的国家“海上生命线”。美国利用盟友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甚至恐惧, 有效借南海问题取得了扩大侵害中国的行动, 包括军事行动的“合法性”。 (1)

　　这方面我们必须向美国学习。美国外交强调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但美国外交对理想主义目标的追求在遇到过高现实利益代价时, 就会退缩到“孤立主义”的硬壳中。1990年代, 发生黑鹰直升机被击落, 造成一定伤亡后, 美国即从索马里撤军的关键, 就在于美国在索马里缺乏现实的国家利益。因此, 美国的理想主义往往是把口头宣扬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混入现实国家利益之中, 但绝对不会以牺牲重大现实利益为代价, 来追求外交理想的。

　　另一方面, 在一系列“和平发展”思想中, “和谐世界”、“安邻、睦邻和富邻”等理想化追求, 却更多用了物质性手段和逻辑, 缺乏了务虚的、更为理想化的道义口号设计。到现在为止, 这些理念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 也就是通过日益壮大的国内市场, 给包括南海争议国的周边带来实惠。我们“安邻、睦邻、富邻”、“和谐世界”等本应更为务虚的道义理念, 被一套更为物质化的逻辑所取代, 以至于我们设计的理想化的美好世界, 并在付出了诸多物质利益的情况下, 却不能被多数国家所接受, 反而有相当多国家怀疑我们为物质化的“经济动物”, 对我国的外交进行了歪曲性解读。

　　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视表面空洞的理想化口号, 必须重视理想主义口号与物质化内容的结合。即使从当时标准看, 美国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关于未来世界的理想都是空洞的。但不得不承认, 就是这种带有口号性的“自由、民主、公平、公开”等, 由于符合世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而有不小的号召力。在当代, 美国影响世界的除了自身的超强综合国力外, 还有外交中理想化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口号。正如美国学者所说:“一个民主的国家利益定义是不接受将以实力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和以道义为基础的国家利益截然分开的外交政策的, 道义上的价值观明显的是无形的国家利益。” (1) 而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 中国外交在第三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则与两人表面看似空洞的“三个世界”、“独立自主”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贴心”的语言密不可分。

　　正是我们始终以物质化的逻辑来解读理想化内容, 造成很多国家对中国理想化目标的虚无感, 以及对“韬光养晦”的恐惧感。在南海争议国看来, “韬光养晦”等方针只不过是所谓“拖延和强化战略” (a strategy of delay and consolidation) 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即在自身海军力量有效性基础上, 通过“买时间”来强化自己的战略能力, 强化自身最终的物质获益。 (2) 争议国也就理所当然地对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大度及在经济领域的让步并不感恩, 并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在中国尚未崛起时加剧与中国的领土争议。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构“命运共同体”等, 则是新时期的理想主义语言, 必将对周边外交和南海问题的解决起到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因而, 未来的周边外交理念和南海战略必须强调国家领土权益等物质利益, 必须认识到强大国防力量和行政性维权力量的不可或缺。同时, 要让海权争议国, 乃至诸多大国“心服口服”地承认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 就要在中国的“亲、诚、惠、容”等理念上多下功夫:必须有让世界信服, 并广为传颂的诸如“和平共处”、“第三世界”等外交思想, 有让人信服的大国形象。

　　三、国家层次

　　冷战结束后, 国内社会、国家政府等推动国内政治发展因素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关系分析的视野, 国家层次的研究愈发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兴趣。 (1)

　　在国家层次, 从周边外交视角看, 南中国海问题的产生与日益复杂, 正源于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需求。而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下, 不让“亲、诚、惠、容”等, 影响包括国家领土在内的权益维护, 这个“度”的把握实在太难了。而勃兴的民族主义, 更给“亲、诚、惠、容”前提下, 维护南海权益增添了变量。

　　改革开放后, 不管是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还是国内濒临崩溃的经济, 以及社会各阶层渴望变革的现实, 都决定了国内必须确定通过改革开放, 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大战略。而争取和维护良好国际环境, 就成为我国外交的首要目标。鉴于我国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 加上中国远比多数大国更为复杂的周边环境, 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 争取和维护良好国际环境的任务之艰巨。为了更大胆地改革开放, 为了借力世界, 加快中国经济发展, 即使面对89事件后西方的制裁, 以及充满敌意的意识形态攻击, 中国也必须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搞好关系。

　　在西方深怀敌意的情况下与他们搞好关系, 就必须借助包括东盟国家的周边力量。由于多数时间, 中国需要承受西方在安全及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强大压力, 多数情况下, 中国比东盟国家更需要在诸多问题上发展友好关系。因而中国必须向东盟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合作的“边际效用”, 并对任何争议问题, 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因而, 不管是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大战略, 还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对争议领土的战略方针,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 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息事宁人的忍让姿态。更要命的是, 大国挑衅越是激烈, 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甚至“交心”关系的寻求就越是迫切。

　　中国对外战略和理念的设计都有个前提, 就是坚持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被侵犯。这也是邓小平的“韬光用晦”多次提及“绝不要指望中国人民会吞下侵害自己利益的苦果”等言语的根本原因。但实际外交中, 如何兼顾维护核心利益与发展同海权争议国的关系?如何兼顾“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把握好“度”, 实在太难了。更重要的是, 周边国家也很清楚中国国际环境的复杂, 及追求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迫切。因而, 中国追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乃至“亲、诚、惠、容”的结果, 往往是中国在南海发生争议时, 主要是忍耐, 然后通过耐心细致的转圜和沟通, 加上适当的经济补偿, 减少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其后果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南海的实际进展甚为缓慢, 更有演变成 (中国) 搁置争议、 (他国) 单边开发的趋势。 (1)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忍受国家领土主权长期遭受挑战, 即使遭遇西方和周边的多方面压力。这是党的十八大强调:“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2) 的根本原因。同时, 为了全球化和民主化时代政权的合法性, 中国也越来越不能忽视民众对南海主权问题长期“韬光养晦”的压力了。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成长, 国内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中国在领土主权及诸多争议问题上的“韬光养晦”, 难以理解为什么在一些邻国不断挑衅情况下, 中国还要“安邻、睦邻、富邻”。国内质疑外交软弱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中国“亲、诚、惠、容”等思想越来越遭受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中国拥有数千年大国历史, 也有近代百年耻辱的特殊大国。数千年的大国历史, 造就了中国人心目中本能地大国思维, 而数百年耻辱, 则使得中国悠久的大国“很受伤”。因而中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对大国身份的急于求成, 及对韬光养晦式低调的难以容忍。尽管中国政府始终对国力保持清醒, 在外交方面保持克制, 但随着崛起势态越来越明显, 中国政府不可能一直奉行“韬光养晦”政策。有西方学者指出, 中国能将和平发展维持多久, 与中国政府能否将 (国内) 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住, 有很大关系 (3) 。中国政府是在这种内外环境共同作用下, 在2011年开始加强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维护。

　　但中国长期的自我克制政策, 及一些东盟国家在南海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 早已让一些海权争议国养成了一种习惯或行为模式, 理所当然地认为, 在利益冲突的场合你就应该退让, 你不退让是不对的, 你不退让说明你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如果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这样一种认识, 中国的国际环境显然会因此而恶化。 (4)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忍无可忍条件下的主动维权行为———尽管多数情况中国都是被动应对, 却往往被解读为具有侵略性及国际局势复杂化的根本原因。菲律宾在阿基诺上台后, 一再挑衅中国, 还总拿“中国威胁论”说事。2013年中国行政管理性质的加强渔业管理行为, 却被菲律宾和越南指责为“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2014年, 越南官方在自身开采南中国海油气资源多年, 获利巨大情况下, 对于中国在没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勘探油气资源进行了持续大规模的干扰, 并借机掀起反华事件。

　　因此, 南海问题也是复杂国际环境下, 集中精力于和平发展的“副产品”。但在中国持续崛起, 手中的外交资源越来越多的当代, 南海已经到了必须改变周边国家“只有中国让步才正常”的思维模式的时候了, 这也是中国外交“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四、个人层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层次分析法中的个人层次, 主要指决策者的性格、价值观念等纯属个人的因素对国际交往的影响。本文主要关注, 面对中国充满善意的“亲、诚、惠、容”等理念, 为什么不同决策者的南海政策会有那么大差别:为什么有些国家领导人愿意与中国共同发展并维护地区稳定, 而有些却始终对中国好意怀有敌意, 甚至“趁火打劫”呢?

　　不同国家, 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领导人, 南海战略差别巨大。比如同样是菲律宾领导人, 阿罗约就比阿基诺三世对南海政策要温和的多, 至少从现在看, 杜特尔特则更愿意搭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2016年后的越南政府也与阮晋勇时期的南海政策有较大差别。哪些国家的哪些领导人, 才会在中国在“亲、诚、惠、容”的好意下借机挑事呢?这就与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价值观念等密不可分了。

　　外交决策与国家外交可进行的行为选择, 及可获得的国家利益和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密不可分。 (1) 但国家利益内涵及层次性的判断是一个具有高度主观性的概念。不同决策者, 对什么是核心国家利益什么是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的判断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其中, 拥有特定意识形态偏好的决策者, 在国内政局不稳定时, 往往都会借民族主义, 通过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挑起事端”, 来谋取私利。而另一些缺乏意识形态偏好却比较现实主义的领导人, 则往往会用灵活的外交手段, 追求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是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和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完全不同的根本。

　　价值观是政治家内在的东西, 必然对政治家的国家利益判断产生重大影响。亨廷顿认为, 国家利益来源于认同, 而认同又包含文化和信仰两部分。在这里, 文化是指价值和结构, 信仰则是“普遍的意会和原则”, 如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 (1) 多数政治家会本能地对自认为是正确的、美好的或善良的东西予以坚持, 而对自认为错误的价值观、代表错误价值观的势力, 做毫不妥协地斗争。因此, 价值观往往成为政治家外交政策的内在基础。但另一部分决策者, 则把国家独立自主及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利益, 看得远比价值观更高。

　　对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家来说, 相同或相异的意识形态倾向, 也会对他们盟友的选择及外交走向, 产生较大影响。阮晋勇本身虽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总理, 却一直是亲西方的“南方派系”的代表, 对资本主义的美国充满崇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 他却两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越南改革的根本目的, 是把越南建设成如资本主义美国那样的国家。阮晋勇的儿子阮清逸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 女婿是美籍越南人, 更是美国麦当劳公司的越南合伙人。而阿基诺三世的父亲多年就长期在美国避难;而阿基诺三世的母亲在总统任上, 也得到美国鼎力支持。因此, 阿基诺一家对美国的感情很深。

　　这些亲西方价值的东南亚政治家, 在执政成绩不佳时, 也更喜欢借民族主义来借制造对华外交危机, 以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据制高点。2010后, 越南经济增速下滑, 通货膨胀加剧, 国企腐败和政治丑闻等问题凸显, 民众对阮晋勇的不满越积越多。2012年, 阮晋勇因国企丑闻接受国会质询。2013年, 在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五次会议期间, 阮晋勇又被许多国会代表给了“差评”。因此, 从2010年后, 阮晋勇开始更多利用民族主义旗帜, 来博取民众支持, 并抵制国内和党内的压力。2014年的南海事件及越南反华骚乱, 都有阮晋勇的幕后策划。

　　阿基诺三世在菲律宾普通民众更为关心的民生和反腐等问题上作为较少。经济发展虽然稍强, 但贫富分化的社会顽疾却愈发严重, 失业率也大幅上升。阿基诺三世本人因而也喜欢用民族主义语言, 用投机方式来博取支持。从2012年的黄岩岛争端开始, 菲律宾政府至少是纵容了反华游行。此后阿基诺政府还挑起了南海仲裁案, 并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宣传海洋意识, 导致菲民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明显加强。菲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焦点由此开始从美国转向中国。 (2)

　　这些或许可以说明, 为什么会是阮晋勇时期和阿基诺三世时期, 而不是其他时期, 中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南中国海问题会高度复杂。

　　但多数分决策者不会纠结于具体国家的意识形态, 而更关注国家独立自主地位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因而任何国家侵害国家的独立和稳定都不行, 任何能给国家发展和稳定带来有益影响的国家, 他们都愿意加强友好。从这方面看, 杜特尔特主动疏远美国, 改善和中俄的关系, 目的是“主动推动菲中经贸联姻, 以攥住这把能打开双边关系死结的金钥匙, 服务于国内政治大局及经济发展。” (1)

　　尽管在当代的民主社会, 外交早已走出了“密室”而深受更大民众的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外交决策者对国家外交的影响仍然是一般民众难以匹敌的。因而, 即使中国从不放弃“亲惠诚容”式和平外交, 也必须对南海争议国领导人的性格、价值观念等纯属个人的因素加强研究。

　　结语

　　中国是继美俄后, 国际舞台上崛起的又一个可对国际格局产生持续和深远影响的大国。但中国不同于美俄的地方就是中国没有俄国和美国那么良好的周边环境。相反, 中国周边聚集着世界舞台上几乎所有大国。这就注定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任何难题, 注定要遭遇世界体系各层面的剧烈反应。

　　中国崛起与美俄崛起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时代差异。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联系为一个整体。1990年代的全球化不仅造成了世界各国的复合相互依存, 更造成了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关系的高度交叉, 面对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非传统威胁的休戚与共。

　　南海问题就是在中国崛起和世界各国关系越来越复杂化的背景下, 让中国和周边国家及体系大国更加相互缠绕, 更加多层交汇的, 这是南海问题越来越复杂化的深层原因。因而从表面看, 周边外交视角下的南海问题, 是从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角度, 看南海问题, 实际上却是以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纷扰, 以及中国和周边大国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为背景, 从中国周边外交下中国和周边及大国围绕南海问题的互动, 抽丝剥茧地分析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地区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缠绕。中国应如何从中国崛起带来的体系变革及其调整、适应, 不同大国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考量, 考察和应对南海问题?从国际关系层面, 如何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现实利益和战略成败, 考量中国南海战略的变化和特征?从国家层面看, 中国国家战略和南海政策中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维护的考虑是否周延?个人层面, 中国如何应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代领导人对南海问题的不同影响;……都是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 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南海问题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的难题。尽管极其艰难, 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却又不得不完成。

　　但另一方面, 在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世界各国的关系又错综复杂的背景下, 其他大国即使想在南海问题上给中国“使绊子”, 也不得不考量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带来的日益增大的外交成本。因而, 借用邓小平当年在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制裁时的一句话“世界上矛盾多得很, 大得很, 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 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 机遇存在着,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 (1) , 也就是“亲、诚、惠、容”式周边外交条件下, 解决南海问题的条件始终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南海问题始终站在周边外交的高度, “不让步, 但有分寸, 把握全局” (2) :一方面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 一方面与周边国家“亲、诚、惠、容”式关系稳步推进, “命运共同体”的思维贯穿始终;一方面坚持与美国等大国发展各种“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也在大国之间运筹帷幄, 注重“借力打力”;一方面坚决回击南海问题的非法仲裁, 另一方面却坚持维护和这些试图在南海纷争中获利的国家“斗而不破”的大局…是符合时代发展和维护整体国家利益需求的。

　　注释
　　1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2 Barry Buse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Reconsidered”,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Dolity Press, 1969, p412.
　　3 倪乐雄:《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环境的思考》,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5期, 第60页。
　　4 陶季邑:《美国学术界关于邓小平二十八字外交方针的研究综述》, 载《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第11期, 第123页。
　　5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379页。
　　6 Malcolm Cook,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ajor Powers:Engagement not Entanglem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4, no1 Vol2, p40.
　　7 乔纳森·埃亚尔:《俄罗斯亚洲战略背后“不合逻辑之处”》, 载《海峡时报》2014年08月21日。
　　8 David Lampton, “Three Perspectives to Stop the Sino-US Strategic Drif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4, 2015.
　　9 安倍晋三:第百九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阁総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 首相官邸, 2016年1月22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60122siseihousin.html, 登陆时间:2016年9月29日。
　　10 James R, “Responding to China's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BR Analysis Brief, Washington: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4.
　　11 杨伯江等:《日本强化介入南海:战略动机、政策路径与制约因素》, 载《太平洋学报》, 2016年第7期, 第25页。
　　12 Malcolm Cook,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ajor Powers:Engagement not Entanglem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NO1 Vol2, 2014, p46.
　　13 张蕴岭:《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战略选择》, 载《当代世界》, 2016年第7期, 第25页。
　　14 Joseph J Nye, “Redefining the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9, p23.
　　15 最早可见Selig Harrison, “China, Oil, and Asia:Conflict Ahea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的论述。
　　16 James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
　　17 金永明:《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 载《东南亚研究》, 2010年第1期, 第40页。
　　18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载《人民日报》, 2012年11月18日。
　　19 Sujian Guo and Baogang Guo, “Introduction”, in Sujian Guo eds, Thirty Years of China U.S.Relations: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Marylan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p6.
　　20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 载《当代亚太》, 2011年第5期, 第14页。
　　21 Grahan T Allison and Morlon H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A Paradigm and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in Raymond Tanter and Richard H Huhnan eds,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41.
　　22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概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59页。
　　23 张浩:《菲律宾总统易人:如何影响南海时局》, 载《世界知识》, 2016年11期, 第33页。
　　24 陆忠伟:《“杜特尔特外交”精髓》, 载《解放日报》, 2016年10月5日。
　　2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12页。
　　26 姚树洁:《告别“好好”外交》, 载《人民论坛》, 2014年第5期, 第46页。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版权所有：金英文案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代写、论文发表服务，秉承信誉至上、用户为首的服务理念，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本站部分论文收集于网络，如有不慎侵犯您的权益，请您及时致电或写信告知，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邮箱：service@kingy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