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其忧患意识无疑包含着忧己和忧世两个层面。但应当看到，由于不同时代人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生际遇不同，因而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的核心内容亦是有差异的。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军阀割据、武人飞扬跋扈的1权势膨胀的社会氛围下，文人们只能寄人篱下。在武夫眼里，文人“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①，他们不仅得不到任用，而且还常遭致凌辱甚至杀身之祸。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②。忧己和忧生便成为五代文人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他们因生不逢时而忧自身人生之维艰，忧政治命运之坎坷。

　　宋代文人士大夫所置身的时代氛围与五代是截然不同的。宋代是一个“以儒立国”、优待文士的朝代，赵匡胤即位之初即“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③，并在太庙立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④之誓碑。特别是随着宋代“右文”政策的推行，大量士人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所谓“上自中处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薄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贡举人也”⑤。宋代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提高，使他们从内心涌现出一种“仕以行道”和“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忧患意识的乐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精神追求。

　　如苏轼所言“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①，欧阳修所言“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②，李觏所言“君人者不以身为身，以天下之身为身也；不以心为心，以天下之心为心也”③，都体现了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精神追求。这种忧国忧民意识，还时时体现在宋代士大夫的为政实践中，像范仲淹“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④。而程颢“自供职已来，每有论列，惟知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扬己矜众为事”,其为政过程中“常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当自圣，则未尝为谄谀之言”⑤。宋代士大夫在为政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⑥的精神，正是宋代士大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忧患意识的折射。

　　二

　　《周易·系辞下》载：“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意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很大程度上，忧患意识体现的就是一种居安思危精神。

　　宋代立国后，鉴于唐末五代以来“节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历史教训，赵宋统治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中央集权的加强虽然使宋代取得了“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⑦的效果，但因官僚制度和军事制度的改革却使宋代陷入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困境，以至出现了“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⑧的流弊；到宋仁宗一 朝，则形成了 “顾内则 不 能 无 以 社 稷 为忧”⑨的社会危机。面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瑏瑠，希冀通过积极努力，化解社会危机，凸显出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程颐上书仁宗皇帝“请议天下之事”,“思救之之道”:“不识陛下以今天下为安乎？危乎？治乎？乱乎？乌可知危乱而不思救之之道！……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者乎？”他告诫仁宗要在“天下犹无事，人命未甚危”之时，“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瑏瑡。范仲淹亦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为了成就王朝社稷“长久之业”,范仲淹大力呼吁“变通”、“更张”瑏瑢，并亲自倡导了以澄清和改善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政治忧患意识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在《上时政书》中，他不避“进越之罪”言：“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他希望君主积极谋求政治变革，并告诫皇帝“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瑏琐。他发动的以理财为先务的熙宁变法运动，则将宋代的政治变革推向了高潮。

　　长期以来，学界常常把反对王安石变法者称为反变法派或保守派。其实，在宋代历史上，无论是范仲淹、王安石等所谓的变法派也好，还是以司马光、苏轼等为首的所谓反变法派或保守派也好，出于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他们都是要求变革的，变革已成为有宋一代士大夫们的共识。面对宋代社会危机，司马光曾上书指出：“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无异望，世变风移，宜有厘革”①，认为“苟以安天下为大，则必曰从变可”②，并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变革主张。而苏轼则针对宋代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要求君主效法古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勇气，积极采取救弊之术，通过变革改变宋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③的局面。为此，他还直接提出了针对三患的改革方案：“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④。

　　总之，这些士大夫以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积极上书论政，大力倡导“通变救弊”的社会改革。诚如宋人所云：“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佑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委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⑤，“而当时议者，亦多以为当变”⑥。

　　三

　　自唐代以来，由于佛教和道教的盛行，佛、道二教的影响日益扩大，由此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佛、老之徒，横乎中国”⑦，以至“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释迦，则禅宗诸祖师。

　　周公孔子，转退属次一等”⑧的局面。加之唐末五代社会大动乱对儒家道统地位的破坏，儒学衰微日趋严重，儒家倡导的“文以载道”也日趋沦落，由此导致唐末五代时期的诗文一味追求形式上华丽典雅，而文章的内容却浅薄空虚，文风上缺乏儒家的经世致用之道。

　　随着佛老之学的盛行，儒学的衰微，“文以载道”精神的沦落，直接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忧患意识，于是他们自觉承担起了振兴儒学的重任，以此抵制、排斥佛老异端邪说，复兴儒家道统，一时出现了如宋人陈舜俞所说的“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⑨的文化风尚。宋初石介“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着《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瑏瑠。他认为，作为“定以为经，垂于万世”的儒家之道，乃“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瑏瑡，对于“悖人道”的佛老之教必须大加挞伐，以维护、扞卫儒学，彰显儒家圣人之道。由此出发，他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在他看来，文与道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统一体，两者须臾不可分离，“斯文丧，则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见矣”瑏瑢。同石介一样，孙复也是不遗余力倡导儒家之道，将儒家仁义礼乐视为“治世之本”.针对当时“佛老之徒，横乎中国……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的文化危机，孙复深为忧虑，号召“以仁义礼乐为心”的儒者对佛老“鸣鼓而攻之”瑏琐。从排斥佛、老异端、振兴儒学道统的目的出发，孙复大力倡导文道一体、文以载道的文风。

　　作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名健将，欧阳修也高举反佛老大旗，在《本论》中，他不仅分析了佛法为患中国的原因，而且提出了战胜佛法之“本”,他所说的“本”,即是儒家五常中的“礼义”.在他看来，使天下人皆知礼义，就会使人们“中心有所守”,从而才能拒绝佛法的侵蚀，战胜佛法，故曰“礼义者，胜佛之本也”瑏瑶。而为了张扬儒家道统，欧阳修极力反对为文一味讲工整、“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风，认为“圣人之 文 虽 不 可 及，然 大 抵 道 胜 者 文 不 难 而 自 至也”瑏瑥，指出为文就要明道、传道，文道并举，甚至要把“道”放在第一位。在他看来，“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瑏瑦，只要文以载道、明道，文章才能生发出熠熠光芒。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尽管其学说融摄、吸纳了佛、老哲学中的合理因素，但面对佛、老冲击而导致的“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局面，他们亦是主旋律是忧国忧民。

　　《宋史·范仲淹传》中有论：“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⑥宋代士大夫表现出的是先忧后乐，而且这种忧乐的直接指向就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它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范仲淹《岳阳楼记》无疑把这种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发展到极致，并为千古所传诵。

　　范仲淹倡导的这种超越个人利害得失、先忧后“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传承、张扬了孔孟之道统。

　　总之，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基于文化忧患意识，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批判佛、老异端邪说，极力倡扬儒家“道统”思想，以此增强儒家经世致用之道对人们精神信念的支配力量，在对儒家经典义理的阐释、弘扬中重新确立儒学权威，从而使唐末五代以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①的困境得以改观，并由此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局面。

　　四

　　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源于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是对人类社会担当精神的体现。这种担当精神，在面临外来入侵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宋代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是宋代建立后，却又相继陷入了辽、西夏、金和蒙古政权的威胁之中，其立国的三百多年间始终受到外患的侵扰。面对外来政权的侵扰，特别是面对“靖康之变”以及蒙古军的不断南下，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家国天下为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便在现实生活中发展成系于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这种民族忧患意识，既表现在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中，也凸显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

　　在文学作品中，因感于外患，深沉、浓重的家国忧患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怀，便成为文人士大夫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如刘克庄的词作《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当年目视云霄，谁信道凄凉今折腰。怅燕然未勒，南归草草，长安不见，北望迢迢。老去胸中，有些磊块，歌罢犹须着酒浇”②。再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③。诗人郑思肖在元兵南下、国土沦丧之时，则写下了《德佑二年岁旦二首》。其中“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集中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对国家统一、民族兴旺的向往。翻检宋代士大夫文学作品不难发现，有宋一代，像这种因感于外患而以凸显民族忧患意识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在现实社会中，大量的文人士大夫更是以书生报国的情怀，承担起拯救王朝社稷的重任，特别是金灭北宋、蒙古军入侵南宋后，文人士大夫便将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系于收复失地、保家救国的斗争中。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④辛弃疾《破阵子》中的这段话，可以说表达了宋代士大夫保家救国、为社稷捐躯的共同志向。

　　面对外患，士大夫积极上书进言，献计献策，特别是“自赵元昊反，重之辽人求关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奋发，深思远虑以为之说”⑤。宋室南迁后的中兴之论、光复之谋，更是昭显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系于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之中，更有李纲、谢枋得、文天祥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为宗庙、社稷之计，驰骋于沙场，乃至成仁取义，杀身成仁。《宋史》有论：“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⑦。郑思肖在《文丞相叙》中则有这样感叹：“今天下崩裂，忠臣义士死于国者，极慷慨激烈，何啻百数，曾谓汉唐末年有是夫？”⑧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已超越自身的荣辱、利害和得失，而将社会群体利益或曰国家社稷利益放在首位。换言之，宋代士大夫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其精神实质是社会的个体在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激励下，而表现出来的对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终极关怀意识，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