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神州大地上的耀武扬威和欺凌杀戮成了令国人无比心悸的梦魇。与此同时，国人渴望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复兴之梦想也已悄然开启。寻梦之旅走过了半个世纪之久，留下的却是一段段伤痕累累的记忆。正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领导民众追寻中国梦的重任放到肩上，并由此开始了伟大的革命征程。本文通过审视李大钊思想嬗变中的心路历程，试图剖析历史、民众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中国梦想的内在逻辑，以求教于方家。

　　一、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 一）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作为远离欧风美雨侵袭的冀东乡村少年，李大钊自幼即接受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读书、赶考、中状元的情结也许在自幼父母双亡的心灵中显得更为强烈。在李大钊的懵懂意识中，从《三字经》《百家姓》等的启蒙到对《四书》《五经》等的思考，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思索乃至自豪是逻辑生成的自然结果（ 这种影响甚至是终生的）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时段的繁荣昌盛背后所隐藏的危机，自近世以来逐渐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和无数先贤及有识之士一样，李大钊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一度苦闷、彷徨后进行了反思。

　　近世以来对国运衰败之因的考证多令人茫然沮丧，李大钊认为，“晚近士风偷惰，志节荡然”,而“满清所以苟延末运将三百年者”,就在于“人心之颓丧为之也”.[1]29他指出，人心的颓丧与船坚炮利下的惊慌失措有关，但更根源于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的缺失，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 “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曾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而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和也！ ”[1]247因此李大钊指出，饱受儒家等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危机四伏的境地，“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尤其痛心的是“今人但惧亡国之祸至，而不知其群之己亡也。但知亡国之祸烈，而不知亡群之祸更烈于亡国也。群之既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1]88显然，李大钊认为群体意识的迷茫是近代社会沉沦的重要原因，也意味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任务丢失了科学的理念信仰和精神导向。当然，李大钊在对当时的传统文化所处之窘境进行反思时，并未全盘否定而丧失信心，他指出思想的困惑“或者盛衰剥复之几，此暂见之小波澜，正为多难兴邦”“惟国民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前途正自辽远”.[1]134然而，具体的路该怎么走？ 李大钊茫然四顾之际，又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 二） 对西方近世文化的反省。西方近世文化以资本主义特有的繁荣、炫目、暴力呈现于世人面前，使人在目不暇接之余羡慕、嫉妒与仇恨之复杂心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被欺凌民族独特的逻辑思维与矛盾心理。与大多数还未清醒的世人相比，以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者一度推崇西方文化，并视之为济世救民的良药。这种心理情绪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出现了类似“好人威尔逊”的盲目依赖现象。然而，一战的爆发以及战后西方主要强国对势力范围的划分，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的傲慢、肆意，深深伤害了众多中国人的心，“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并引发了国人对西方近世文化的进一步反省。

　　实际上，20 世纪初期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已经对长期以来的“唯科学论”提出质疑，转而强调对人的思想感情与内心世界的关注。这一思潮传到日本的具体时间有待考证，但显然影响到了 1913 年赴日留学的李大钊，在其稍后发表的《介绍哲人尼杰》中所提到的“以意志与创造为中心要素，以立主我思想之基础”,已显示出李大钊对西方近世文化一定意义上的反省。当然，一战后经过俄国成功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更加深了李大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质疑，这对于正就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李大钊来说，无疑又增加了思想上的困惑，他的“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之感叹，恰是时代危机下知识分子心境的真实写照。让人钦佩的是，不同于四处碰壁而灰心丧气乃至心生极端者，李大钊在救国的道路上一直体现着主动积极的姿态，并发出了极富前瞻性的呼声： “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 三） 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从自幼浸渍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出口，曾一度心折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似乎只是看上去很美，这使李大钊陷入了短暂的迷茫中。应以何种精神来唤醒沉睡的国人，去寻求强国御辱之道？ 中国往何处去？ 这种经过现实反馈的精神痛苦更容易“折磨”有鲲鹏之志的先进青年，李大钊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具有曾被世人推崇的其他社会思潮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博采东西文化之长的“调和”产物（ 这里自然是指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的社会思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察对象也主要是西欧的经济社会，但马克思主义显然汲取了人类文化的诸多精髓而具有普遍意义。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革命，以人道和自由为基础冲决了“神”和“独裁君主”的势力范围，将权力赋予人民，验证了“世界上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文明者”.[2]227这一论断非马克思主义者式的俄罗斯人莫属，并由此可以想象“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美好画卷。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先进思想。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许多喧嚣一时但最终烟消云散的思潮相比，已彰显出巨大的生命力，其诸多理论观念已经在巴黎公社特别是俄国革命中经历了具体实践，尽管这种实践还因为时代的局限有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具有普遍意义。在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看来（ 从李大钊的思想轨迹中也能梳理出他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此类中人） ,俄国的情况与中国的国情具有一些本源性的相同特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对中国意味着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出现，以及以俄为师救国救民的可能。如此种种的因果促成了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呐喊与鼓呼。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中所说： “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着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背景、逻辑思维、实践经验与思想感情的文本体现，是作者对历史传统、现实社会深刻反思和对未来发展的科学预见。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切实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李大钊对马列经典原着的系统研读，始于日本留学期间，这从他发表和翻译的一系列着述中可见一斑。回国后，不论是做编辑工作还是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师大等高校任教，李大钊对马列经典原着的研读从未懈怠，并热衷于在进步群体中宣讲与传播。如李大钊倡议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着述为目的”,以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为手段，招收对“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

　　为会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名为“亢慕义斋”的专门图书室和“劳动运动”、“共产党宣言”、“远东问题”等特别研究组以及后来陆续成立的一些固定问题研究组，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等内容。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努力下，《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着作呈现在世人面前，为追求进步的青年们打开了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实质和体系的大门。今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仍能见到的“1920 年 9 月再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和 8 本盖有‘亢慕义斋’印章的德文版共产主义文献”[3],实为最好的历史见证。

　　（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践行。作为一种主要以欧洲的历史和现实为思想渊源的思潮，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产生、实践的时空背景有其独特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难免会出现与具体实践不相交融的状况；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导致在与外来思潮碰撞时，常会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力，马克思主义自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所以让人更加难以忘怀的是，李大钊虽未明确提出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却是首位前瞻性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动者。

　　李大钊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主要从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与革命模式三个维度进行了思考。所谓历史背景，亦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环境，主要表现为无数仁人志士和先进分子所苦苦追寻救国之路的探索。当一次次希望与努力被无情的现实粉碎时，国人于彷徨迷茫中听到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结果惊喜地发现“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对饱经苦难折磨的国人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而且经过俄国的成功实践更增添了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李大钊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4]3之呼声，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历史发展需要的精准判断。所谓文化语境，指的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思想启蒙的文化语境。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两把利剑是批判传统的旧思想、旧道德的有力武器，也正由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对西方近世文化的深入了解与批判学习，使得更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李大钊强调的“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4]3,实际上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要适应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巨变下的社会现实。所谓革命模式，自然指的是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传来的俄国革命模式。国人对俄国革命经过了迷茫-质疑-鼓呼的曲折认知过程，也才有了李大钊的大声赞叹：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2]263由此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五） 对中国革命前途的预想。中国的道路在何方？ 路的前方是何种图景？ 这是近世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为之殚精竭虑及至抛洒热血的问题，但很多人最终也没有找到答案。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人类新文明的先进思潮，对已饱受欧风美雨侵袭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来说即是希望的曙光，他怀着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文化历史的悠久传统和近世以来的世情国情出发，对中国革命前途进行了更为深层的思考。【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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