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理理论认为，公共治理的实施与实现离不开社团组织的有效参与及其功能发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社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注意发挥社团组织在边区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由于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陕甘宁边区的社团组织不仅发展较快，而且积极参与边区公共治理，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对于社团组织在边区公共治理中的贡献与作用，目前学术界鲜有论述。因此，深入考察和认真总结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团参与边区公共治理的贡献与作用，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边区建设及其发展史，而且对于当今探索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基于此，笔者拟对此作一尝试性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社团组织与公共治理关系的理论阐释。

　　现代治理理论认为，社团组织与公共治理关系十分密切，并对公共治理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社团组织对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积极和有效参与，是公共治理实施和实现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和重要推动力量。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社团组织兴起与发展是公共治理模式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条件。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活动向现代公共治理运动转变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就在于20 世纪末期大量社团组织（ 或被称为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 的兴起，亦即部分学者所称的“全球结社革命”.“事实上，真正的‘全球结社革命’已经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大量的有组织的私人活动和自愿活动的高潮。”[1]4大量社团组织的出现及其所具的特点和优势，使其迅速成为公共治理中最活跃的主体之一，其通过发挥自我治理、利益综合和表达、沟通协调、社会动员等多种功能和优势，与其他社会力量一起推动传统的统治和管理活动向现代公共治理活动转变，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依据的多源性、治理过程的互动性、治理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治理目标和效果的公益性及最大化等一系列特征。

　　从社会现实实践来看，社团组织的特点和优势有助于公共治理的实施和实现。社团组织是由民众自愿组成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和宗旨的非经济性社会组织，其在自我治理、资源集聚、利益表达、沟通协调等方面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和优势。例如，由于社团组织具有利益综合和表达功能，因此，积极的政治参与便是其内在冲动，其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以把所属成员的利益和诉求输送到政权决策系统中去，从而实现科学和民主决策，并有效防止或减少决策失误或决策偏向，以实现政府决策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由于社团组织具有中介和社会整合功能，其通过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推动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解决，从而有助于公共治理的实现。社团组织还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组织优势，通过进行社会动员，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从而为公共治理的实施与实现创造条件。另外，社团组织还具有自治功能，其内部完善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机构以及自我治理能力的形成，对于公共治理的实施和实现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等等。

　　由此可见，公共治理的产生、形成以及实施和实现，都与社团组织的关系十分密切，离不开社团组织的积极参与及其功能有效发挥，并以此为基础、条件或手段。

　　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团的兴起与发展。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着名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之一，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边区社团组织的建设发展成效十分突出。

　　（ 一） 边区社团组织的发展概况。

　　抗战时期，边区社团组织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 1） 发展较为迅速。根据笔者初步统计，1937 年 7 月前，边区各类社团组织数量不多，有十余个（ 见表 1） .

　　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社团组织发展较为迅速，以 1937 年和 1938 年为最多，此后随形势的发展逐年增加。据 1943 年不完全统计，全边区性质的社团有 55 个。从种类上来看，依据其活动和功能，边区社团可分为救亡、文化、反战、宗教、学术、研究和工、商、医、学 10 大类[2]220.（ 2） 组织覆盖面广。抗战时期，在党的动员和组织下，绝大多数边区群众都参加了不同类别的社团组织。1939 年 1 月，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各业工人 95% 加入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农会，妇女 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边区的人民，至少每人加入了一种组织，有的还加入了两个以上的团体[3]88.（ 3） 规范化程度提高。较之于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许多社团组织都有着较为明确而完善的组织章程。例如，1938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发布的组织简章，分别包括总则、会员、入会资格及手续、组织原则、组织系统、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纪律、附则等方面[4]473 -476.（ 4） 组织化水平提高。边区社团不仅有较为系统而完善的组织体系，而且基本能够依据组织原则实现自我治理。例如，边区工会、青救会、妇联等社团组织层级通常自上而下分为边区、分区、县、区、乡五级，并且每一层级都设有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以边区工会组织为例，乡以上工会组织都设有领导机构“常委会”和组织、文化教育、劳动保护、产业、秘书等工作部门，乡一级则设组工会委员会，包括组织、文教、劳动保护各干事。还有的社团（ 如边区抗敌后援会） 是以众多社团为团体会员的，组织体系更为复杂。这些社团一般都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通过各级领导机构和组织成员的有效互动，实现民主讨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 二） 边区社团组织发展的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团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与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边区社团组织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党和边区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1938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中明确提出，边区政府将负责保护各类抗日民众团体及其工作活动，促进其发展，并制止各种阴谋破坏活动[5]62.1939 年 4 月和 1941 年 5 月，边区政府先后公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第八条）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第六条） 都明确规定保障抗日人民的结社等自由。这些鼓励和保护性政策、法规的出台为边区社团组织的成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 提供必要的现实支持。为促进社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党和边区政府还提供必要的现实支持与帮助。1939 年 1月，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则尽可能来帮助群众团体的发展和巩固。例如在经费上协助群众团体，物质上分配办公房屋和开会场所给群众团体，替群众团体解决印刷机器、交通工具等需要。这样来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3]88 -89.（ 3） 进行规范引导和管理。为了对边区各种社团进行规范引导和有效管理，边区政府于1942 年3 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社团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社团登记办法》等专门法规，分别就社团的组织目标、组织原则、组织条件、经费筹措、登记条件、登记办法、与政府关系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后针对部分未登记的团体，边区政府明令其限期登记。（ 4） 加强整顿促进健康发展。针对边区社团组织中的各种错误倾向（ 如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形式主义，以及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等） 的存在，陕甘宁边区各类民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整风运动。边区民众团体整风期间，《解放日报》还在1942 年 9 月 29 日发表社论，指出了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求各民众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思想上要充分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把群众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统一起来，把民众团体的组织与领导统一起来，彻底纠正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作风，并实行抓中心、不贪普遍、求精不求多的工作原则等[6]419 -421,以促进边区民众团体的顺利和健康发展。

　　三、边区社团组织在边区治理中的贡献与作用。

　　边区社团组织成长和发展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积极参与边区公共治理，并在维护边区公共安全、促进边区各项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 一） 集聚力量，维护边区公共安全。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外部面临着日寇和顽固势力的不断进攻和封锁，内部的汉奸、土匪等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伺机发起一些破坏活动，因此边区公共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维护边区公共安全方面，社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打破敌顽进攻，保卫边区外部安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扫荡”,割断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从 1938 年 3 月至 1939年底，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过大小 23 次进攻[7]54,严重威胁边区的安全。

　　为了打破日军的进攻，边区各种社团通过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军参战。陕甘宁边区工会在 1938 年紧急动员时，召集边区各县的黄河水手 500 多人，全部组织起来，日夜协助军队渡河和守卫各渡口。当日军进攻宋家川时，水手组织游击队英勇参加了对敌作战和监视黄河对岸日军的行动[8]594.

　　“陕甘宁边区工人，在三年余抗战建国事业中……在参战动员方面，仅就半年前的统计，已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工人积极参加自卫军的组织，更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工人英勇地加入了抗日武装部队，直接与敌作战。”[9]547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和支持抗战事业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 年 6 月初，日军占领黄河渡口军渡，隔河炮轰吴堡县宋家川，严重威胁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边区青救会立即开展了战争动员工作，号召沿河边区的青年积极配合部队严守河防与牵制敌人，并组织了各种后援队，服务战争，保卫边区[10]443.此外，边区社团还通过动员和组织群众多缴公粮、募捐慰劳、督促归队、优待抗属、加紧生产等途径支援抗战事业。例如，1937 年冬，边区青救会和边区妇联发出为八路军募集八万双毛袜子和手套的倡议，到年底共募集了八万一千多双，超额完成了任务[10]443.【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版权所有：金英文案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代写、论文发表服务，秉承信誉至上、用户为首的服务理念，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本站部分论文收集于网络，如有不慎侵犯您的权益，请您及时致电或写信告知，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邮箱：service@kingy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