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的通货膨胀甚至数度出现极为严重的状况，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大难题。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金融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对当今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边区通货膨胀的形成与主要表现

　　1. 边币从属法币时期通货膨胀的出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即于1937年10月被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宣布法币为边区流通货币，收回苏币。由于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基本都是法币5元和10元的整币，市场缺乏小票，给边区市场贸易带来极大不便。为了找零需要，1938年6月，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自行发行元以下辅币，票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光华券虽不是边区银行发行，但边区银行对光华券负有保证和兑换之责，有可靠的保证[1].因此，光华券发行后深得群众信任。光华券发行初期，边区政府对光华券的发行数量严格控制，因而对边区物价影响不大。

　　然而，1940年8月以后，国民党政府不按时发给八路军抗日经费，11月19日起干脆停发，造成边区财政的极大困难，不得不增发纸币来解决。因此，从1940年下半年起光华券的发行数字逐步增大，供边区财政透支，弥补赤字。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决议》，规定银行要增发钞票400万元，交付财政厅作生产基金及经费之用。所以11、12月份边区政府共增发光华券2090415元，以垫付财政支出，货币发行每月增额分别为59%和100%[1].从开始发行到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发行为止，光华券前后共经历了两年零九个月。光华券发行额及同期延安和国统区物价指数统计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截止到1940年上半年，光华券的累计发行数量并不大，但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发行数量大增，是上半年发行数的十余倍，延安物价指数已经上涨6倍多。可见，这时的陕甘宁边区开始出现了缓慢的通货膨胀。

　　由于延安物价不断上涨，1941年上半年延安的物价指数超过了国统区，市场上对货币周转需求的增加，原来发行的小面额光华券已不能满足需要，边区银行于1941年初，增发了面值7角5分的一种光华券。这种高面值的辅币，接近主币，实质上视为主币使用。因此，大量增发光华券以解决财政急需，无疑是促使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此外，光华券是法币的辅币，它的价值和法币的价值是完全等同的，由于国统区自1939年以后通货加速膨胀，物价急剧上涨，对边区物价亦有影响。

　　2. 边币成为法定货币后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

　　皖南事变以后，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发出《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同时决定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布告，指出：“边区银行发行1元、5元、10元的边币”,“逐渐换回光华代价券，使边钞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单位”,“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3].边币成为边区的法定货币后，边区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而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1941-1945年边币具体发行数字详见表2:从表2来看，边币发行的数额增幅较快，1943年下半年，发行额就已经达到13亿余元，1945年上半年更是高达54亿余元。1941年上半年、1943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是三个发行的高峰时段，其中最大月增幅高达 71.2%.从 1941 年上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累计增幅高达928.8%.原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整顿财政会议上指出：“一百多万人口的边区，发行额竟达到小数点以上十位，也就相当可观了。现在边币的发行总额，相当于抗战前若干时候中、中、交、农四行发行额的总和，跌价是不足为怪的。”[5]可见，1941-1945年间，边币发行不仅数额大，而且发行速度也过快。

　　此外，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从而造成边币流通量相对过剩。一方面，边区贸易有时仍采用以货换货的形式，大大减少了货币的实际流通量。例如，1943年以前，“对外贸易全要通过货币，去年（1943年）则以货换货的形式代替了一部分。这部分约占对外贸易总额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些东西换回之后，多是不需经过市场，直接拨给有关的部门，……这就缩小了边区的商品流通量，而我们的发行额则向着相反的方面发展，只有发行，而没有收缩，结果通货过分膨胀”[1].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地方使用实物，也挤占了一部分的边币流通空间。边区政府最大的收入为公粮、公草、公盐等全要实物。有些地方的税收，如绥德营业税，关中的各种税收，也不要边币而要实物或法币，其他税收用边币的也是不多的，因而使老百姓觉得边币没用场或作用不大[2].这样就造成了边币的用途缩小，使老百姓觉得边币派不上用场，不利于边币流通范围的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边币发行额激增与商品流通量缩小的矛盾。

　　第二，边币贬值导致有些地方拒用由于边区可供流通的商品极其紧缺，过多的边币追逐过少的物资，必然使边币贬值。边币发行时与法币等价，但不久边法币比值开始猛烈跌价，明显反映了边币的贬值。例如，绥德的边法币比值，到1941年4月跌到15:1,到5月跌到20:1.绥德的边币推行不开了，大批边币像狂风暴雨般的转往陇东，接着又挤到关中，使得边币猛跌，关中边币完全垮台。接着，边币挤到三边，加之盐务处曾一度停收边币，更影响到定庆路一带，边币被完全拒用。于是，边币又挤回到延安。凡是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盛行，物价飞腾，囤积投机等现象屡见叠出，边币公开的或变相的被人拒用[3].6月底，边币跌价是最严重的时候，关中、陇东、三边，均跌落到法币的三四毛钱，好多地方根本拒用边币[4].1941年延安市上半年边币物价指数从926.21上涨到1914.5,而法币只从926.21到1219,前者上涨了 155.3%,后者上涨只有 31.6%,边区多涨出了 74.7%.下半年边币物价指数从2175.6上涨到4421,而法币只从1087.5到1768.4,这当中，多涨了40.6%[5].可见，边币物价指数比法币指数的上涨幅度大得多，说明边币逐渐在贬值。

　　边区政府对法币实行严格管理之后，1942年2月，边法币比价回落到2.58:1,6月份又跌到3.55:1.1943年，边区实行以边币2.1元换法币1元的固定牌价。但延安市的法币黑市，从3月起开始上涨为1:2.24,12月高达1:9,有些地方还升到1:10,陇东、庆阳、西华池曾高达1:18.1944年初，边法币比价黑市价格继续上涨，比价高达1:13或14,甚至达到1:18或19.2月中旬，从延安开始到各分区相继大量供应法币，市场上边法币比价很快提高到1:10至1:12之间。同年6月，边区银行将各地兑换法币牌价改为1:8.5,此后比价才基本保持稳定[6].因此，边法币的比价持续下跌，除了当时边区法币供应紧张之外，边币贬值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边区物价上涨一方面边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一方面边币贬值，因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边区的物价暴涨。1937-1945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详见表3:表 3 显示，1937-1944年间延安的物价总指数持续上升，1937-1940年物价总指数还是缓慢增加，但1941-1944 年间则物价上涨迅猛。与1937年全年物价总指数相比，1941年上涨约21倍，1942年约94倍，1943年约1181倍，1944年约5871倍，直到1945年物价总指数才开始有了较大下降。

　　事实上，边币发行量、边法币比价和物价三者是密切相关，环环相扣的。原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认为：“边币发行快，物价涨得快，边法币比价跟着跌落；边币发行慢，物价涨得慢，边法币比价跟着也要涨些。自然，物价及边法币比价之涨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不可完全归之于发行量及速度，但发行数量及速度与这二者是有重大关系的。”[1]

　　二、边区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出现的通货膨胀，有其深刻的原因。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方面：

　　1. 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

　　党和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对边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有过争论，尤其是1941年，对于边币发行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且一直未获定论，而最终倾向于放松发行。有人认为要渡过财政困难或筹码不够，不能不无限制发行，被称为无限制发行论者。另一些人则认为，票子多了，物价则涨，不能发行；商品少，货币多，不能再发行；外贸不平衡，发行要缩少，被称为保守的发行论者。本来两种观点都有它的片面性，而银行的主要领导基本都倾向于后一种认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迫使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2].【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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