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因为朝廷不断遭受内、外挫败，国人们开始反思，将挫败感与异族统治结合起来思考。他们利用历史记忆来诠释日常生活，经验与历史记忆套叠，从而逐渐将历史的记忆转译成现实的种族意识。辛亥革命中的“民族” “种族”等思想，除了接受西方思想外，尚有一分部源自于历史记忆，而这部分的历史记忆又大部分源自明季遗献。所以，明季遗献对于引发辛亥革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所谓的明季遗献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明代留下的贤人，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舜水等；二是指明代留下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史部（如涉及外交、财政、军事以及明清之交辽东史事等清代意识形态最敏感的问题等）、子部（如地理、兵略等）、集部（如忠节烈士的文集等）。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来讲解明季遗献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一、对明季遗献的复活
　　
　　嘉庆后期开始，清廷由于对内、对外不断遭受挫败，人们第一个念头便是回到传统，于是明季遗献逐渐被印行，其主要目的是士大夫们想要利用明季史乘和各种文献来激励人们关心现实、发扬气节。然而随着清廷的不断势衰、阅读的态度和着重的角度不同，明季遗献的作用也发生了分流，逐渐分化为两个对立面：维护清廷统治，宣扬“忠义”;反对清廷统治，主张“排满”.
　　
　　就“排满”而言，据王泛森言： “我曾经泛读清代朝鲜使者所留下的各种‘燕行录',从大量朝鲜使者与老百姓谈话的记录，得到的整体印象是：汉人对满、汉之间的差异感觉始终存在。”[1]可见“排满”是一直存在基础的。随着明季遗献的不断刊印，人们增加了关于明清易代的知识，扩大了满、汉之间的差异感，到清末时融合西方的“民族” “种族”等思想后，这种差异感则直接上升到“民族” “种族”之别。
　　
　　出于面对挫败时的大众心理，即回归传统，于文献、历史中寻找经验以解决问题的心理，革命党人也是如此。明季遗献中被不断强化的满、汉差异恰好符合革命党人的需要。如陶成章在负责《民报》 “桑澥遗征”板块时则明言其搜罗、刊行明季遗献的原因： “中原板荡，索虏入居，屠戮之余，继以焚坑，公私涂炭，文献荡然。三百年来，非无爱国博雅之士着手眼于闲冷之地、求诗书于灰烬之中者，顾流传未广，津逮无从。迩来欧化东行，求学之士，往往土苴其朔，后生小子，于故书雅记，乃至百不窥一，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销沉哉！”[2]所以他们不断搜罗明季遗献，以小册子、合刊、报纸等形式进行刊印，以唤起汉族的民族、种族意识，达到“排满”之目的。
　　
　　此外，革命的成功并不是完全依靠理性的， “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化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3].而 明季遗献中诸如《荆驼逸史》《明季稗史汇编》等着作中有好些部书（如《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略》等）是大规模屠杀的历史，这些着作只会更加激起革命党人的“排满”思想。可以说，如果没有诸如《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略》等遗献的复出，即使有一把火种也引燃不了大火。
　　
　　所以，明季遗献能够被革命党人利用，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回归传统，另一方面是革命需要热情，最主要的是因为明季遗献中能够被提炼出“排满” “民族” “种族”的思想，契合了革命的需要。
　　
　　二、对明季遗献的宣传
　　
　　随着种族革命意识的产生，明季遗献成为人们宣传的重要历史记忆，然而历经有清一代，被保存下来的、为人所知的已经甚少，故而兴中会成立初期，能够被利用宣传的明季遗献极为缺乏， “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 《原臣》单行本数种”[4],因此革命党人在国内外不断地搜罗并刊印明季遗献，尤其是那些曾经反抗满族入侵、誓死抗清，或者具有一定民族气节、不愿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明代、南明人物的事迹与着作。刊印的单行本着作如《广州日记》 《亡明流血史》 《大明亡国痛恨录》 《黄书》等。报刊则如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18-23号“桑澥遗征”一栏、同盟会云南机关报《云南》杂志增刊《滇粹》等。这些遗献中不仅展现了文人、官员的抗清事迹，如《滇粹》中的《晋王李定国列传》既歌颂了李定国抗清的光辉业绩；也展现了平民女子的反清意志，如《民报》中的《刘均杨娥传》即描述了杨娥欲借己之美貌，诱惑吴三桂以杀之，惜其身疾，虽诱惑已成却终失败的悲壮。革命党人还常把历史记忆资源与异常激烈的“你群” “我群”的划分联系在一起，如《民报》 《钱谦益致瞿文忠公蜡丸书》中称明皇为“我皇上”; 《永明皇帝殉国实纪》中称永明帝为“我永明皇帝”,从而使得读者有了紧密的认同感，读后每每出现“堕泪” “拔发大叫”的情绪，增加了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恨，反满革命的意志也因此更加坚决。
　　
　　这些明季遗献虽然能够秘密发行，但因晚清政府管制仍严，为了安全起见，书店多有“必须是熟识的人或由熟识的人介绍晚间去才买得到”的“潜规则”,加上革命党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队伍不可”[5],所以革命党人对于明季遗献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以军队和各革命组织为主的革命团体内部。
　　
　　据朱峙三回忆，革命党人进入军营后， “暗以种种方法，循诱新军，以粗浅的小说文字，如唱词之《猛回头》、 《警世钟》、 《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等，使其愤怒报仇之心，而坚其反清革命之念。由浅到深，循序渐进”[6].赵师梅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此时巴东人在武昌者总共仅有八人：其中有邓玉麟（约30岁）、高尚志（约25岁），两人都是新军，而且都是共进会（同盟会分支）的会员。他们给我们一些革命小册子，如《嘉定屠城》、 《扬州十日》、 《猛回头》、 《皇帝魂》、 《烧饼歌》等。”[7]
　　
　　贵州陆军小学的席正铭组织的“历史研究会” “声言专门研究近代历史，实际上通过秘密传阅《民报》的方式，宣传《民报》的言论，向所联系的人们述说清朝统治者入关后残杀国内各族人民的重大史实，如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以及屠杀贵州苗胞、焚烧苗家寨子等”[8].安徽安庆武备学堂的柏文蔚组织的“同学会” “以最普通立名，而内容实研究革命排满之道，是时加入者，多淮上健者，所有宣传品如《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 、《中国魂》，每册散布皆达万余份”[9].同盟会成员徐统雄则在星洲（新加坡）倡办“同志书报社”,收容同志，将《猛回头》 《唤醒同胞》 《革命先锋》《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城》等各种书册，四处宣传，不遗余力。
　　
　　此外，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学生也是革命者宣传的重点对象之一，朱峙三回忆自己参与“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的口耳相传时说道： “在五路小学以及文武普通、湖堂，都是用这个办法。几个高等学堂中的学生，将粗浅的小册子阅后，即转送别人（小学或私塾学生）。当时虽说禁革命书报，尚不甚严，各县学堂也无向官厅告密的。”[10]梁钟汉的回忆更为有趣： “（明新公学）授算术课时，以《嘉定三屠》、 《扬州十日》为习题，屠一次屠多少人，杀一日杀多少人，三屠与十日，得数若干等。 ”[11]
　　
　　可见革命党人对明季遗献的搜罗与宣传是有针对性的，即专门搜罗和宣传能够点燃排满革命热情的遗献，并且主要针对新军、各革命组织成员以及学生。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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