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认为，“1789年法国的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法国大革命所蕴藏的“暴力革命”和“君主立宪”无疑让迷茫的中国知识界分子看到了救国之曙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维新改良派和辛亥革命派在不断认识和学习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革命崇拜”,借中国“革命崇拜”之势，激进的暴力革命在中国知识界和民众之间被渐渐接受和推崇，从而在维新派向辛亥革命派的过渡中彰显出暴力革命的历史优越性。
　　
　　一、近现代中国“革命崇拜”的溯源
　　
　　沿着近现代中国“革命崇拜”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追溯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两次传播。法国大革命两次不同程度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是在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两次冲击之下，中国的“革命崇拜”才得以培育。
　　
　　1.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次传播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其政治文化影响深远，遍及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然而并没有在当时的中国产生相应的效应。究其根本：政治上，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主体地位，腐朽没落的官僚体制仍然禁锢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经济上，小农经济依旧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割断了与欧洲国家的交流与传播；文化上，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排斥主义盛行，中国的知识分子封建奴化思想根深蒂固，沉醉于科举考试，缺失研究法国大革命等西方先进思想的热情。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下，法国大革命即使传人中国也根本不可能在此开花结果。
　　
　　2.法国大革命的第二次传播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剧，间接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为争取政治上的地位积蓄了革命的力量。
　　
　　从横向的层面来看，启蒙思想在中国的复苏。一方面，启蒙思想的初步传播。其中卢梭“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思想，使得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觉醒。继梁启超撰文宣传卢梭思想之后有了较大的反响，各界对卢梭的思想也更加的关注。另一方面，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邹容、陈天华、严复等诸多学者也热衷于研究卢梭的思想，并产生了独具一格的理论成果。从纵向的层面来看，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传播已经由最初的思想理论的宣传转向暴力革命运动的实践，暴力革命正不断地深化并形成一种稳定固化的革命手段。
　　
　　二、维新改良派和辛亥革命派中的暴力基因
　　
　　1.维新改良派中的暴力基因
　　
　　维新改良派中的谭嗣同是暴力革命的主要推崇者。他认真分析中国当前的局势，其言曰：“法人之改民主也，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①；“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
　　
　　他认为中国和法国都有类似的阶级矛盾，鉴于中国晚清的封建势力具有压倒性优势，而资产阶级只有像法国那样实行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才可以救亡图存。但由于谭嗣同身单力薄，未能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其他维新改良派人士的共鸣，加之对暴力革命的召唤未能结合实际，太过超前，最终维新改良派只以温和改良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虽然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存亡之际认识到了暴力革命的迫切性，想借助兵变进行革命，但由于维新派缺乏政治经验加之变革策略操之过急，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2.辛亥革命派中的暴力基因
　　
　　辛亥革命派深受法国大革命中暴力革命的鼓舞，希望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一种民主共和制。孙中山不仅注重对革命思想理论的创新与宣传，而且还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孙中山从革命的一开始就注重革命思想的传播，自1905年成立同盟会以来，孙中山秉着“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号召人民为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进行革命运动，同时在《民报》的创刊号广为宣传卢梭的《民约论》，为暴力革命的成功实践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辛亥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孙中山还积极领导了多次武装斗争。从发动广州起义、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到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孙中山直接或间接地领导了十多次武装起义，直至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最终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暴力革命的基因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中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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