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教科书和工具书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着作都在强调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所谓反帝，是指学生爱国运动中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所谓反封建，既指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的批判，又指学生运动中的“反对军阀政府”.权威着作和流行教科书、工具书一直是这样讲的：“1919 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的。”注1“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注2“学生们集合天安门的目的主要是游行示威，向‘总统府’及英、美等帝国主义使馆抗议……”注3这样一来，五四运动就被描述为与政府对立的革命性的群众运动。然而，只要走近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
　　
　　首先一个事实是：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不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学生没有把政府作为反对的目标，政府也没有“残酷镇压”或“严厉镇压”,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对立的。
　　
　　天安门集合之际，面对记者的采访，学生对运动的说明是：“等大家到齐，我们就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注4教育部派一位司长到北大劝阻，希望学生不要游行。学生据理力争，坚持要集会游行，司长最后无话可说，也就不再阻止。步军统领李长泰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到集会现场，表示希望学生不要去使馆区，以免引起外交纠纷。学生代表向李统领保证：“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示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由此可见，当时学生态度温和，对政府代表非常尊重。而政府也只是劝阻和提醒，并没有坚决制止。当时记者对步军统领李长泰的描述是：“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注5从这些细节看，双方都彬彬有礼，没有争执，没有对抗。
　　
　　“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使事件变得复杂起来，并且给“严惩”说和“镇压”说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是，学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因为学生的不满只是发泄到个别官员的头上，而没有发泄到政府头上，他们烧的是他们认定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而不是总统府或国务院。
　　
　　大半个世纪以来，教科书总是着力渲染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一些教科书的章节标题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反动政府的镇压”注6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32 人被捕是事实，但军警之所以抓人，并不是因为学生集会和游行，更不是因为学生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而是因为有人放火，涉及刑事犯罪。所以，当时的学生作为纵火嫌疑人被拘捕，并无多少怨言，因为他们知道，事实澄清之后他们会被释放。
　　
　　“火烧赵家楼”后来似乎成了五四的闪光点，但在当时，无论学生还是先生，都未把它看作是光彩的事。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本来计划的是一场文明的游行，并且一直在致力维护良好的秩序。当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递交完说帖，有人提议转向赵家楼时，“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注7学生队伍到达赵家楼时，仍然没有失控，据《字林西报周刊》1919 年 5 月 10 日的报道：“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在赵家楼，当匡互生主张放火之际，段锡朋也曾坚决阻止。群众运动出现失控现象，学生领袖无力有效地指挥所有参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个别人的表现并不代表学生整体。
　　
　　放火事件发生之后，无论学生还是他们的先生，都知道事属违法，没有哪个人像造反运动中常常出现的那样蔑视法律、“无法无天”.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学生一见起火就赶紧离开了现场。周予同的回忆透露，“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议决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注8先生们与学生的看法大致相同。北大教师梁漱溟在 5 月 18 日《每周评论》上发表《论学生事件》，谴责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认为不管动机是否正义，本身都触犯了法律，因而不赞成保释，而主张将学生交付法庭，由检察厅提起公诉，审判厅予以审判。他还希望放火的学生前去自首。因为从道理上讲，无论曹汝霖、章宗祥有多少罪恶，学生都不能侵犯他们的人身自由。时至今日，有人以为梁漱溟太另类，其实，当时他所代表的并非少数人的看法。就连以激进着称的陈独秀，早在梁漱溟发表上述言论之前 10 天，就在 5 月 7 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认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聚众打人放火，难免违法”.注9
　　
　　放火事件发生后，政府对学生仍然没有镇压。学生火烧赵家楼，有人试图乘机打击一下大学的气焰，所以劝大总统徐世昌严办学生，并有解散北京大学之说。但徐世昌没找到法律依据，而且知道那是司法部门的事，并非总统权力所能及，加上教育部坚决反对，总统尊重教育部的意见，不但没有严办，而且很快让司法部门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教育部部长傅增湘、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以及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人，都是当时的政要，却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保护学生。他们知道放火是违法的，任何人都难以为之辩护，于是就散布消息，说火并不是学生放的，而是赵家楼的电灯出了问题。他们这么做，显然是在为司法部门释放学生提供借口。如果政府存心镇压学生，学生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被释放。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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