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用以研修学问、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书院藏书是书院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丰湖书院是梁鼎芬藏书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书院掌教生涯的开始。在丰湖书院的业绩不仅奠定了梁鼎芬一生从事藏书事业的基础，而且也开启了近代私人开办图书馆的先河。本文拟对梁鼎芬在丰湖书院的作为做些浅显探析。

　　一、退与进：谪居故里与讲学丰湖

　　梁鼎芬（1859 - 1919），晚近学者、诗人、书法家和藏书家，广东番禺人，字星海，号节庵。光绪六年（1880）梁鼎芬以二甲三十二名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少年得志，才情抱负可见一斑，仕途算得上是青云得意、鸿翔鸾起。光绪十年（1884），因痛恨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所持的主和态度，梁鼎芬上疏光绪皇帝参劾李鸿章有六款可杀之罪，要求“明正典刑，以伸国法而纾众愤”[1]1.这一举动使梁鼎芬成为震动朝野的风云人物，“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践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2]618”.但是，梁鼎芬的处境却相当微妙而尴尬，不少京官同仁出于对李鸿章权威的畏惧，对梁鼎芬出言奚落乃至排揎，谓“其沽名钓誉，博取时誉[3]196”.

　　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参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身为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枢密顾问，勇气固然可嘉，但总有不知天高地厚之感。最为关键的是，梁鼎芬弹劾李鸿章的初衷很难为人所理解，京城风议话题最多也关乎于此。也许有作为天子门生、文人学者的情怀，也许有派系倾轧的因素，也或者是性格使然--因为在此之后的人生中，梁鼎芬陆续弹劾奕匡、袁世凯、周馥、陈夔龙等清廷要臣。但当时社会亦有说法认为，“节庵何以劾合肥？相传顺德李若农侍郎（文田）精子平风鉴，有奇验，且谓节庵寿只二十有七。节庵大怖，问禳之之术，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节庵归，闭门草疏，劾李鸿章十可杀[4]342-343”.此说流播广泛，但终究不足为信。次年，梁鼎芬因“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5]12822”,后在心灰意冷下辞官不就，回广东原籍。

　　弹劾的缘由与目的虽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梁鼎芬因此断送了在京为官的可能。其实，梁鼎芬在参劾李鸿章之后，起先并无返回广东的打算，但是此时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为两广总督，“以鼎芬敢忤李鸿章，视为‘清流派’中初生之犊，有心罗为己用[3]200”,且慕其“学问如此渊博[6]68”,于是力邀梁鼎芬回广州。光绪十二年（1886）梁鼎芬受张之洞聘请任丰湖书院院长，到光绪十三年冬离开为止，主讲丰湖书院近两年。丰湖书院位于广东省惠州府，不仅是惠州西湖园林胜迹的组成部分，也是惠州各州县学子攻读科举的重要基地。诗人丘逢甲游丰湖书院曾赋诗道：“门题山水小蓬瀛，前辈谈经讲席横，一片湖云遮不住，藕花深处读书声[7]311”.可见丰湖书院的别致清幽了。

　　值得注意的是，梁鼎芬前往丰湖书院并未登门拜会惠州知府，仅仅派差役稍作知会。在常人看来，这一行径有不敬的嫌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暗含了传统知识分子对“山长”行为的期许，故而备受广东学林赞赏。时任惠州知府的夏献铭不以为忤，在翌日专程去丰湖书院拜访梁鼎芬。此中原因固然因为梁鼎芬为张之洞所举荐之人，但确实也有对梁鼎芬学问风骨的重视之意。夏献铭对梁鼎芬的重视消除了惠州地方人士对仅28岁的梁鼎芬能力的怀疑，为他在丰湖书院的任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关注度和美誉度。

　　梁鼎芬到任之际，丰湖书院的状况不尽如人意，历经晚清十余年的社会动乱，书院一片萧条颓废，“堂无桌几，询之向未有讲书者”,且“学舍多朽坏，后山墙矮，天暑尤热不耐居。”[1]54按照书院的办学规模，当时在书院就读的学生应有 130 名左右，但实际上只有 10 余人。为改变书院生源贫乏的状况，梁鼎芬重点从两个方面为此努力。

　　第一，重视对书院学生的经济支持。书院生源稀少的根本原因在于补贴的缺乏。梁鼎芬为此特地找夏献铭商量。在统筹考虑经济状况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后，“诸生膏火，生员之正课生每月每人一两五钱，附课生六钱；童生之正课生每月每人一两，附课生五钱[3]200”,每年以十个月发放。同时对未在书院住宿的学生也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一措施有力地保障了求学者的待遇，使丰湖书院的生额数量大为增加。

　　第二，厘订学规、选定五经读本，重视对求学者进行人性本善、事君以忠、理义养心等学说的介绍。甫进丰湖书院时，梁鼎芬便“告诫诸生，勿只重帖括，要向远大处想，以陈东塾先生集顾亭林句‘行已有耻，博学于文’相训勉[8]267”.梁鼎芬的测试出题更不外乎此，如给生员曾出《臣事君以忠》题，文童曾出《尚志》题等。与此同时，梁鼎芬还将古之贤者的求学格言题写于书院的屏风、梁柱等处，以便学生能随时用以督促和自省。“忠君”、“明志”不仅是梁鼎芬终身力行倡导的政治信仰与思想作风，同时也是对书院学生的规定与要求。

　　张之洞曾这样肯定梁鼎芬的教育：“学术纯正，待士肫诚，于教育事体，大纲细目擘画精详[9]333”.梁鼎芬孜孜不倦“以文章气节道德倡后进，惠州学者受影响甚大[10]97”.但是对后之学者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则是梁鼎芬一手创建的丰湖书藏。

　　二、公与私：丰湖书藏的问世

　　丰湖书藏是梁鼎芬对丰湖书院最重要的贡献。梁鼎芬钟爱藏书事业来源于深厚的家学渊源，祖上有“玉山草堂”藏书。自小对藏书有天然的亲近感，其所到之处均建有藏书室，并冠有雅名。丰湖书院的藏书虽然带有梁鼎芬个人喜好的印记，但在客观上却给“僻处东鄙，榛狉未除，陋甚南荆，蓝褛待辟”[11]83的惠州带来了新的气象。

　　筚路蓝缕的工作毕竟不易。要藏书首先要建藏书楼。梁鼎芬在书院之西建楼三楹，其样式仿照阮元所建的焦山书藏。藏书楼历时一年竣工，由前任丰湖书院院长邓承修题名曰“苏东坡先生祠”,因苏东坡有德于惠州。但实际上，苏祠之名所称较少，远不如丰湖书藏之名盛行。而这一藏书楼的建立，说明藏书与讲学、祭祀一样成为丰湖书院三大事业的地位得到了认可与固化。

　　藏书楼建立之后，梁鼎芬力邀各界人士大力捐献藏书。捐赠者几乎包括梁鼎芬所能想到的一切社会关系：一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按察使于荫霖等大吏；二是以惠州道府州县为主体的文职官员；三是以广东提督、总兵为主的武职官员；四是以惠州士绅为主的文人；五是梁鼎芬的师友亲戚等。对于每样捐书，梁鼎芬都非常重视，“凡捐书者，自一卷至十卷、百卷、千卷、万卷均可捐入”,且在“每书每本上盖某人捐置木印[12]223”,梁鼎芬自己的印为“降调翰林院编修梁鼎芬捐置”.

　　在众多热心人士的支持与帮助下，丰湖书院的藏书不断得到充实，表1是书院藏书的分类情况.

　　【1】

　　梁鼎芬的躬亲力行改变了丰湖书院19世纪以来日渐衰败的状况，一跃成为广东具有影响力的书院之一。与同期广东有数目可考的书院藏书相比，丰湖书院的藏书最为丰富。表2是清末广东几个主要书院的藏书状况。

　　【2】

　　丰湖书院的藏书远非一般书院所能相比，藏书较为丰富的广雅书院和端溪书院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梁鼎芬主讲这两个书院时的努力。丰湖、广雅、端溪成为当时广东藏书最丰的书院都和梁鼎芬有着密切的关系。

　　梁鼎芬之所以能够建立丰湖书藏，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梁鼎芬个人的主观努力。深知藏书对治学重要性的梁鼎芬在到任丰湖书院之时就萌生了建立藏书的想法。梁鼎芬因家境贫寒，早年读书常常到朋友处借书，“静念生平，稍知文学，皆得借书之力[1]93”.因此，在有能力建立书藏以嘉惠后人之时，梁鼎芬当然为此不懈努力。在他看来这是“以知好相待之雅，转赠学生[1]93”.二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不遗余力的支持。如前所言，梁鼎芬担任丰湖书院的院长，是出于张之洞对他的赏识。这种赏识不仅限于思想学识层面的共鸣，还有实际行动的支持。如建藏书楼时，张之洞即捐助白银1000两用于建设。
　　
　　在书藏建好之后又捐书261种，成为丰湖书藏的重要捐助者。作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对梁鼎芬的无私支持在客观上也具有名人效应。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由此带动惠州地方官员对丰湖书藏的支持。三是社会名流贤达的支持。以名流贤吏为主，辐射亲朋好友是梁鼎芬一直努力践行的捐书举措。这不仅包括与其往来密切的文坛、诗坛的知识分子，还有同年故交以及知名藏书家，如缪荃孙。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梁鼎芬说：“凡同志故交，量力之大小，家藏之多少，随意捐出，上写明某某名字[13]89”,并请缪也代为广泛传播。因此，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也通过捐资给书院的董事以购买书籍，故而“甫经创议，已有数百种矣，来者不绝[14]158”.正是这些社会贤达人士的积少成多，丰湖书院才得以以丰富的藏书成为广东诸多书院中的翘楚。

　　丰湖书院丰富的书籍与文献促进了惠州地方文人学士研究风气的形成，对晚清惠州地方文化的影响深远。“每当柳堤春暖，槐院昼长，野航在门，子衿盈室。

　　或经生对案，证诸说之异同；或吟客摊床，手一编以哦咏[11]83”.从中可见学习风气的浓郁。不仅如此，原先学风未开的地方民众也因此得到启蒙机会。如一首诗这样写道：“丰湖先生作书藏，小户贫家知买书。但得五车搜旧蠹，不辞三月食无鱼[11]85”.虽然有一丝夸张，但却是最能说明书院藏书对地方风气改变的影响。的确，梁鼎芬一心倡导的捐书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号召力，对这种号召力的响应也来自民众对惠州文化建设的内心渴盼，希望丰湖书藏能为家族或者乡里学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丰湖书藏也不负众望，这一时期培养出江逢辰、李绮青、杨寿昌、张慰增等人才，丰富了晚清岭南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

　　三、旧与新：丰湖书藏的创新与局限

　　晚近以来，囿于局势动荡和兵燹之灾，私人藏书业显现出逐步没落的趋势。但对于传统文人而言，守着辛苦搜集整理的藏书足以使其聊慰平生，而不管时势沧桑变化。深藏不露是他们自认为稳妥的藏书选择。

　　梁鼎芬曾分析说：“藏书家每不肯借书，其故有六：一污损；二失落；三据为己有；四日久忘记；五人有副钞，不能专美；六昨借今还，疲于书札[1]92”.尽管知道种种弊端，梁鼎芬对藏书的态度却依旧豁达而开通，其创建的书藏也有其独到之处，特征有三：

　　第一，具有完备的藏书管理制度。丰湖书院搜集有如此众多的藏书，但并无管理方面的困扰。根据经验和实践，梁鼎芬制定了《丰湖书藏四约》，分别为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这四约是“清代藏书规章中条目最多，规定最为详备的，很多内容已具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形[15]167”,并被认为可以同叶德辉的《流通古书约》相媲美。四约中的借书约详细规定了借书期限、注意事项、书目种类，还限制了不许借书的对象，包括地方官长、各衙署幕友管亲、各学教授、监院等不得借书。虽然有些规定并非合乎情理，但却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贫寒学子的求学需求。守书约规定了管理人员的挑选、服务礼仪、书籍检查等等，制定了由值年绅士、董事、掌书生徒、书藏看守构成的董事负责制。

　　这一制度是丰湖书院所特有的，有别于普通书院所实行的监院负责制、斋长负责制和山长负责制，是丰湖书藏管理制度的一大特色。藏书约考虑到了岭南地区的潮湿气候和环境，采取防虫、防鼠、防火、通风等措施，注重编号书籍、分类存放的环节。捐书约倡导不分多寡、不重版本、多多益善的捐书原则，也规定了捐书者享有的刻印姓氏爵里、索取捐书收条的权益，给捐书者以充分尊重。与此同时，梁鼎芬还编了《丰湖书藏数目》八卷，详细记载了丰湖书院的书目信息及其来源。

　　详尽的藏书管理制度是梁鼎芬的重要创新举措，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保障了丰湖书藏的有效运行，同时也为广州乃至各地方书院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参照蓝本。但遗憾的是，在晚清社会趋新的时势下，丰湖书院的藏书仍旧是以传统儒家经典为主，缺乏对新式书籍的网罗，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重视收集清人文集和地方志。对一般藏书家而言，“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秕，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16]34”.虽然梁鼎芬认为《十三经注疏》、《宋元学案》等书多多益善，但更为重视对清人文集的搜集，“书藏之意，甚欲广收罗历朝、国朝文集，凡捐书者能加意此层，采书尤广[12]223”.

　　从前面的表1中也可以看出，在六大分类中，文集不论卷数还是册数都在各类目中独占鳌头。

　　尽管对文集如此重视，但梁鼎芬对两个人的文集始终抱着一种绝对摒弃的态度，这就是袁枚和龚自珍。他认为：“袁枚之素行无耻，得罪名教，淫书谰语，流毒海内，三五成群，衣冠盗贼成为风气不可救药。龚自珍心术至坏，生有逆子，败乱大事。文字虽不与同中国。凡此二人着述，永远不得收藏，以示嫉恶屏邪之意[17]511”.袁枚与龚自珍的诗文，在清代文学上甚有影响，而梁鼎芬却因袁枚的品行和龚自珍儿子的不肖而盲目排斥，不免带有浓郁的个人偏见。

　　地方志向来很少入藏书家的大雅之堂。晚近以来，由于外患日益严重，边疆地理日益得到重视，但地方志的收藏依然处于边缘化。史学家、藏书家谢兴尧曾回忆某次在书店的经历说：“见人买方志书，不论部册，以手杖量其书堆之高矮，为省手续，其贱可知[18]29”.

　　各地方志中含有对版图、山川、产业、名人、风物等情况的介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梁鼎芬早早注意到了这一点，其对地方志的重视显示出精准的眼光和预见性，“书藏所藏以清代文集及省内外地志最为丰富。近来各图书馆收藏无不注重府县志，当光绪中叶，梁公已注视及此，可谓有先识矣[19]202”.

　　第三，具有藏书为公、藏书为用的现代图书理念。对传统藏书家而言，藏书、藏好书、藏稀有之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品学德行的重要参照。但传统藏书家或藏书楼一般重藏轻用，遇到奇货可居的藏书，有可能一辈子不予以公布于众。梁鼎芬在《丰湖书藏四约》中开宗明义的提出：“今之书藏，乃一府之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与藏书家不同。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务使人人保护，人人发愤[12]219”.丰湖书院搜集的藏书，乃为嘉惠后学、服务民众之用，而非仅仅束之高阁，权当摆设。

　　梁鼎芬藏书为公，藏书为用的理念造就了丰湖书藏开放式借阅和公众式管理的模式，这是近代藏书史上少有的创举。晚近以来，书籍出版业兴盛发达，藏书家也比比皆是，但能将书院藏书事业做到梁鼎芬这种程度的则为罕见。这也如其在丰湖书院的楹联上所写：“得地已高，当做第一流人物；有书可读，坐想数千载人才[10]100”.

　　四、结论：兼济天下的文人情结

　　中国传统儒家的人生哲学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深受传统浸淫的文人而言，兼济天下也许是他们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换而言之，对国家、对社会群体具有超脱个人利益之外的温情关怀，并为之一直努力不懈，这或许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固有情结。丰湖书院丰富的藏书离不开两广总督张之洞、多任惠州知府和地方文人雅士的共同付出，他们的积极也反映出文人在彰显传统文化，传承学术方面所做的努力。

　　的确，积累知识，研究学问，传播思想都离不开书籍，在这个层面上，书籍是文化最鲜明和最重要的载体，而诸多士人的努力则是在有意无意中显露出在数千年的道统熏陶中所深藏的道德品性与文化自觉。

　　对梁鼎芬而言，虽然处在变革的时代之中，但传统的印记无法也不可能剥离，无论是进退、公私还是新旧之间，他的选择总有点难言的意料。但无论如何，藏书化私为公却的的确确成为梁鼎芬一生为之追求的事业，这也是他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知、一种肯定。梁鼎芬自己也曾期许说：“数百年后，征求文献，必有到我丰湖者也[14]158”.
　　
　　想必内心也是极为满足与自豪的。然而，这样高的文化期许却依旧未能阻止梁鼎芬在逝世前将平生的诗文信稿文字付之一炬，“勿留一字在世上[20]146”.人们或许很难理解梁鼎芬何以不将自己的着作保存于图书馆而选择这样决绝的方式。但文字虽不存，书院还在，书藏依旧。搜罗书籍，开放藏书，制定制度，在周而复始中，在步步坚守与粒粒艰辛中，梁鼎芬依旧一如既往地实现着自己的价值选择：“掌教端溪，创设书库；掌教丰湖，创设书藏；掌教广雅，扩充冠冕楼；游镇江，又捐书焦山书藏，所至之地，均倡导藏书[19]197”.最终将自己毕生所藏命名为“梁祠图书馆”,对公众开放。梁鼎芬对藏书事业的热爱，常人难以想象，也难以企及。他在中国古代藏书事业向现代图书馆事业转化进程中的桥梁作用，已经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梁鼎芬用一生的执着，一生的抱负，努力书写着“读有用之书，成有用之才，出可以效忠于国家，处可以施教乡里”的人生轨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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