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死日本间谍
关玉衡,1898年生于吉林省宁安县 (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中学时期,他领头闹学潮,痛打了贪污学生制服费的校长,被开除学籍后毅然投笔从戎。由于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排长、连长,后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1925年秋,在奉军第十军任营长。
11月末,张作霖听说关玉衡身经数战从未负伤,认为他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福将”,带在身边能“冲福”,遂命他为帅府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关玉衡在帅府与张学良接触频繁,两人同为热血青年,相处甚深。
1926年底,张作霖指挥“安国军”入关进京,关玉衡被任命为大帅府驻京军务处长。翌年,张作霖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
关玉衡少年时的同乡、共产党人马骏、倪红茂、韩幽桐等被捕。他闻讯后,极力设法营救,冒险向张作霖求情。不久,倪、韩二人获释,但马骏仍被关押。为营救马骏,他再次冒险恳请张作霖释放马骏。张作霖大怒:
“关玉衡,不要因为是你同乡都得保下来,马骏是李大钊派来的共产党员,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要脑袋了?!”马骏最终被杀害。
不久,关玉衡被罢免本兼各职离开帅府。张学良念其旧情,对他说:“你是炮兵科毕业的,就管炮兵吧。”于是,他被任命为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
1928年6月,张作霖同北伐军作战失败,撤兵山海关外。张作霖乘专车途经沈阳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7月,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不久,张学良批准关玉衡等人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的建议,于10月成立兴安区屯垦公署。屯垦军下设三个团,全副武装,开荒种地,剿匪戍边、维护治安。1931年,关玉衡被张学良任命为兴安区屯垦公署上校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捕获。由于罪证确凿无疑,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史称“中村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借口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发出通缉令,日本宪兵和特务四处搜捕、追杀关玉衡。关玉衡的父亲闻讯,急火攻心,三日不语而逝。后来,日军入侵宁安县城,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老母亲在绝望中病倒了。
9月20日凌晨,关玉衡和东北军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躲过日军的盘查、搜捕,乘火车赴北平。24日晚,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随后,张学良委任他为帅府参议。
张学良委任关玉衡为少将炮兵师长
1932年初,关玉衡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任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的后援工作。6月,关玉衡改名郭尔佳,化装赴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 开鲁县,任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右路军指挥。他指挥义勇军先后三次攻打通辽,夜袭辽源,重创日军,当地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 《何梅协定》 签订后为取悦日军,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带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撤至古北口时,被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
关玉衡回到北平后,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他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逮捕法办。关玉衡对这些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数次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辩,但没人理会。他又去南京向国民党中央申诉,不料反被军警扣押。后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多方营救获释。此间,关玉衡的夫人因忧劳过度病逝于北平。他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进北平香山慈幼院。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孩子们说:“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领你们回家乡。”
1935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剿共”.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委任他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横山县县长。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关玉衡对此很是高兴,并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中共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他见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到西安,但国民党政府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新中国成立后,关玉衡回到家乡。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还参加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7岁。
周恩来赞赏关玉衡的抗日之举
周恩来赞赏关玉衡果断处决中村震太郎的抗日爱国之举,并对他的下一代的成长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关松军在一篇 《延河静静流》 的文章中回忆说:
一九四四年夏, 延安鲁艺要演出大型秧歌剧 《血泪仇》。 剧中需要一套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制服。 剧团里没有, 只好设法借用。 经领导研究, 决定派我到杨家岭, 请中央办公厅帮助商借。 当我到了中央办公厅, 交上介绍信之后, 值班的同志叫我稍等一下, 就拿着介绍信出去了。 几分钟之后, 他就回来,微笑着对我说: “首长要见你, 跟我来吧。”
我被领进一孔窑洞, 进门后, 未来得及站稳, 就见我们的周副主席笑着向我走来,并伸出了他的右手。 我呆住了! ……一位工作人员把我要借的服装, 包成一个包袱送来了。 我接过来, 打开看是否合适。
周副主席忙问: “这身衣服行吗?”
“太好了! 我 们正 需要它 .” 我高 兴地回答。
周副主席笑着说: “好! 那就叫它去为你们服务吧。” 我笑着准备把衣服包起来。
周副主席指着缀在衣 服领 子 上的 军衔 说 :
“你认识么?”
“认识, 是上将。” 我回答。
周副主席又问: “你怎么认识这种军衔的?”
我红着脸说: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我父亲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事, 他也有军衔, 所以我认识。”
周副主席说: “家庭出身好坏, 你能选择么?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在什么部队?”
“他 叫 关玉衡 , 原 来是 东北 军 的一 个 团长。” 我回答。
周副主席想了一下说: “我知道他。”
“怎么, 您知道他?” 我惊异地问。
周副主席见我奇怪, 就解释说: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有一个 ‘中村事件', 你听说过没有?”
我说: “我小的时候, 听家里的长辈们说,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一个叫中村震太郎的日本间谍, 带领着一个间谍组, 在我父亲的驻防区, 吉林省的白城子一带, 从事间谍活动, 被我父亲他们给抓住并处决了。 后来, 日本帝国主义以这个事件为借口, 在九一八炮轰了北大营。”
周副主席接着说: “对, 大体上是这么一回事! 应该说你父亲是个爱国军官嘛, 他不是国民党的嫡系! 是我们应该团结的爱国民主人士嘛! 你怎能抱怨出身不好呢!”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接着, 他又问: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摇摇头说: “不知道。 我参加革命之后, 一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 我想他大概在重庆吧。”
周副主席笑着说: “不写信就证明你和他彻底决裂了? 我看大可不必。 应该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战嘛! 多团结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战力量嘛, 这有什么不好! 我看信还是可以写的。”
我解释道: “我因为一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所以就没法写信。”
周副主席说: “好! 有机会的时候, 我可以替你查问一下……”
半年之后, 一九四五年的春节。 ……(周 ) 又 非常郑重 地对 我 说 : “我 已 经 替 你查过你父亲的下落了, 他现在不在重庆, 到周恩来赞赏关玉衡果断处决中村震太郎的抗日爱国之举,并对他的下一代的成长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关松军在一篇 《延河静静流》 的文章中回忆说:
一九四四年夏, 延安鲁艺要演出大型秧歌剧 《血泪仇》。 剧中需要一套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制服。 剧团里没有, 只好设法借用。 经领导研究, 决定派我到杨家岭, 请中央办公厅帮助商借。 当我到了中央办公厅, 交上介绍信之后, 值班的同志叫我稍等一下, 就拿着介绍信出去了。 几分钟之后, 他就回来,微笑着对我说: ”首长要见你, 跟我来吧。“我被领进一孔窑洞, 进门后, 未来得及站稳, 就见我们的周副主席笑着向我走来,并伸出了他的右手。 我呆住了! ……一位工作人员把我要借的服装, 包成一个包袱送来了。 我接过来, 打开看是否合适。
周副主席忙问: ”这身衣服行吗?“”太好了! 我 们正 需要它 .“ 我高 兴地回答。
周副主席笑着说: ”好! 那就叫它去为你们服务吧。“ 我笑着准备把衣服包起来。
周副主席指着缀在衣 服领 子 上的 军衔 说 :
”你认识么?“1认识, 是上将。” 我回答。
周副主席又问: “你怎么认识这种军衔的?”
我红着脸说: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我父亲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事, 他也有军衔, 所以我认识。”
周副主席说: “家庭出身好坏, 你能选择么?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在什么部队?”
“他 叫 关玉衡 , 原 来是 东北 军 的一 个 团长。” 我回答。
周副主席想了一下说: “我知道他。”
“怎么, 您知道他?” 我惊异地问。
周副主席见我奇怪, 就解释说: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有一个 中村事件, 你听说过没有?”
我说: “我小的时候, 听家里的长辈们说,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一个叫中村震太郎的日本间谍, 带领着一个间谍组, 在我父亲的驻防区, 吉林省的白城子一带, 从事间谍活动, 被我父亲他们给抓住并处决了。 后来, 日本帝国主义以这个事件为借口, 在九一八炮轰了北大营。”
周副主席接着说: “对, 大体上是这么一回事! 应该说你父亲是个爱国军官嘛, 他不是国民党的嫡系! 是我们应该团结的爱国民主人士嘛! 你怎能抱怨出身不好呢!”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接着, 他又问: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摇摇头说: “不知道。 我参加革命之后, 一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 我想他大概在重庆吧。”
周副主席笑着说: “不写信就证明你和他彻底决裂了? 我看大可不必。 应该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战嘛! 多团结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战力量嘛, 这有什么不好! 我看信还是可以写的。”
我解释道: “我因为一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所以就没法写信。”
周副主席说: “好! 有机会的时候, 我可以替你查问一下……”
半年之后, 一九四五年的春节。 ……(周 ) 又 非常郑重 地对 我 说 : 我 已 经 替 你查过你父亲的下落了, 他现在不在重庆, 到新疆去了。 他在新疆的通信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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