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变革图强观念的由来与实施
点击量:发布时间:2019-01-03 14:14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是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精神领袖孙中山还远在海外。但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省份响应,并纷纷宣布独立呢?这主要是因为变革图强的民主观念已经有了基础。而这些近代的图强民主观念,之所以在能在晚清这样封闭的环境中产生,这不能不说是甲午战败留给国人唯一的有益的附加品,也不能不说这是清王朝打开一道门缝射进的一屡阳光。而其中,也不能不说到袁世凯。
袁世凯因壬午之变去朝鲜,因维护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利益,遂与日本在朝鲜角逐、较量,最后引来了甲午之战。甲午之战是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战争之一。此时的清王朝,虽然经过洋务和自强运动的发展,表现上看似还有些强大,但制度远落后于已经迈入现代化的日本。甲午之战是日本觊觎中国已久的集中爆发。甲午战败后,举国伤痛、愤怒,一个小小的日本,居然把中国给打败了,而且还割地赔款。于是有了从学技术到学思想的根本转变。虽然,此前,也有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思想探索。但真正让变革图强思想活跃起来,则是甲午战败刺激的产物。其中以康有为为集中代表。在《马关条约》即将要签订时,康有为就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虽然康有为的上书并未送到都察院,更未送达光绪帝手中,而此时倒有湖北、浙江、江西、四川等地举人和官员上书皇帝十五起,恳求变法富强,以报血仇)。此后,康有为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的主张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随后的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势力。
对于这些,袁世凯是怀有几分敬重的,他在徐世昌的引见下,也参与了维新的讨论。但康有为等人原本无权,只是一下子被光绪看中,所以就会急切地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谋取权力,进而继续他们的改革主张。他们想一夜之间改变整个帝国的面貌,这在当时显然是不现实的。与日本较量了十几年的袁世凯,参与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目睹了朝廷的种种弊端,痛定思痛,也力主变法图强。袁世凯深感列强“蚕食生心,逼处日近”,“侵骚图我,决无餍心”,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发愤图强,大力变法维新,那中国将无法生存,必被列强继续侵辱。因此应该公正地说,袁世凯这个时候的图强思想,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但同时,袁世凯来自于朝廷内部,他深知变法只能循序渐进,知道改革的艰难险境,知道解决问题的要害,因此他的图强主张更切合实际,更成熟,更具操作性,这可以从他的《新政万言书》看出。在这份万言书中,袁世凯以充满新鲜的气息和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他从分析甲午战败的原因入手,一改当时内外臣工那些传统的腔调,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紧迫性。他以高瞻远瞩而又符合实际的见解,提出了变法的系列主张,建议清王朝讲求西法,彻底更张;培育新型人才,选拔新型人才;改革经济,发展经济;推行新法,改革军事。袁世凯的新政万言书,是袁世凯早期图强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看来,其思想并不比康梁逊色,即使今天读来,也同样有可取之处,何况是一百多年前呢。袁世凯条陈之事,涉及朝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所提建议,大胆而富有前瞻性,重实践而具操作性,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只要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内外臣工的建议,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袁世凯对西法的认识并不在康有为之下,应该说比康有为等人更为成熟、更为系统。
那么,袁世凯对局势的观察分析为什么能如此深刻呢?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开阔的变革图强思想和视野呢?这与袁世凯善于学习,以及在朝鲜的历练有关。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广泛接触外界,比晚清的一般外交官,更具开拓的国际视野。虽然当时的朝鲜也是闭塞之地,但各方力量在朝鲜相互角逐,朝鲜身处西方列强的浪尖之上。袁世凯在朝期间,耳濡目染,知道别人的先进之处以及我们的差距。甲午战败,对他更是警醒。条呈《新政万言书》后,袁世凯被举荐小站编练新军。中国近代军事由此发端。袁世凯督练新军,可谓尽心尽力,他以此来作为自己的试验田,希望能以强兵之举,达强国之梦。这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效,能为后来整个国家军事的近代化奠定基础的原因之所在。从这点上也可以说,袁世凯是改革图强的实干家、实践者。
小站练兵奠定了军事图强的基础,而后来的外抚山东,则是他变革图强的具体实践。袁世凯在山东期间,为后人记住的就是他剿灭义和团的残忍。但义和团是个什么组织,这点我们现在慢慢也清楚了,以所谓的刀枪不入者,来抵抗当时的列强,其闹剧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山东的一把手,袁世凯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还真把山东作为自己施政的试验田来耕耘,当整个清王朝,因为维新运动失败而转向保守的时候,袁世凯却在变革中,谋求新的作为。在山东期间,有几个事情不能不提及,一是创办山东大学,二是创办商会,三是整顿吏治,四是修筑胶济铁路。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吏制、交通等,而且相当有成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袁世凯不仅让原本动荡不安的局面稳定下来,而且在推行新政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为后来的晚清新政做了基础实践。
袁世凯的图强变革思想,最后得以更大深度更大广度地实践,则是他就任直隶总督后。《辛丑条约》后,慈禧决定推行新政,这给了袁世凯更大的舞台,特别是就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一下子如鱼得水起来,从整饬吏治,革新锢弊;扩充北洋,强盛军力;到创办警察制度;改革司法、狱政;再到废除科举,兴办教育;注重人才,鼓励留学;再到发展经济,倡导实业;改革财政金融,创办银行;振兴农务,发展交通;等等。在晚清新政十年的时间里,袁世凯成了改革的急先锋,他把原先的变革图强思想,化为一件件具体的实践。许多近代制度在他手上得以创办,有开一代先河的意义,特别是袁世凯力主的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和倡导立宪,开明政治,为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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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因壬午之变去朝鲜,因维护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利益,遂与日本在朝鲜角逐、较量,最后引来了甲午之战。甲午之战是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战争之一。此时的清王朝,虽然经过洋务和自强运动的发展,表现上看似还有些强大,但制度远落后于已经迈入现代化的日本。甲午之战是日本觊觎中国已久的集中爆发。甲午战败后,举国伤痛、愤怒,一个小小的日本,居然把中国给打败了,而且还割地赔款。于是有了从学技术到学思想的根本转变。虽然,此前,也有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思想探索。但真正让变革图强思想活跃起来,则是甲午战败刺激的产物。其中以康有为为集中代表。在《马关条约》即将要签订时,康有为就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虽然康有为的上书并未送到都察院,更未送达光绪帝手中,而此时倒有湖北、浙江、江西、四川等地举人和官员上书皇帝十五起,恳求变法富强,以报血仇)。此后,康有为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的主张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随后的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势力。
对于这些,袁世凯是怀有几分敬重的,他在徐世昌的引见下,也参与了维新的讨论。但康有为等人原本无权,只是一下子被光绪看中,所以就会急切地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谋取权力,进而继续他们的改革主张。他们想一夜之间改变整个帝国的面貌,这在当时显然是不现实的。与日本较量了十几年的袁世凯,参与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目睹了朝廷的种种弊端,痛定思痛,也力主变法图强。袁世凯深感列强“蚕食生心,逼处日近”,“侵骚图我,决无餍心”,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发愤图强,大力变法维新,那中国将无法生存,必被列强继续侵辱。因此应该公正地说,袁世凯这个时候的图强思想,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但同时,袁世凯来自于朝廷内部,他深知变法只能循序渐进,知道改革的艰难险境,知道解决问题的要害,因此他的图强主张更切合实际,更成熟,更具操作性,这可以从他的《新政万言书》看出。在这份万言书中,袁世凯以充满新鲜的气息和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他从分析甲午战败的原因入手,一改当时内外臣工那些传统的腔调,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紧迫性。他以高瞻远瞩而又符合实际的见解,提出了变法的系列主张,建议清王朝讲求西法,彻底更张;培育新型人才,选拔新型人才;改革经济,发展经济;推行新法,改革军事。袁世凯的新政万言书,是袁世凯早期图强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看来,其思想并不比康梁逊色,即使今天读来,也同样有可取之处,何况是一百多年前呢。袁世凯条陈之事,涉及朝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所提建议,大胆而富有前瞻性,重实践而具操作性,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只要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内外臣工的建议,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袁世凯对西法的认识并不在康有为之下,应该说比康有为等人更为成熟、更为系统。
那么,袁世凯对局势的观察分析为什么能如此深刻呢?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开阔的变革图强思想和视野呢?这与袁世凯善于学习,以及在朝鲜的历练有关。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广泛接触外界,比晚清的一般外交官,更具开拓的国际视野。虽然当时的朝鲜也是闭塞之地,但各方力量在朝鲜相互角逐,朝鲜身处西方列强的浪尖之上。袁世凯在朝期间,耳濡目染,知道别人的先进之处以及我们的差距。甲午战败,对他更是警醒。条呈《新政万言书》后,袁世凯被举荐小站编练新军。中国近代军事由此发端。袁世凯督练新军,可谓尽心尽力,他以此来作为自己的试验田,希望能以强兵之举,达强国之梦。这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效,能为后来整个国家军事的近代化奠定基础的原因之所在。从这点上也可以说,袁世凯是改革图强的实干家、实践者。
小站练兵奠定了军事图强的基础,而后来的外抚山东,则是他变革图强的具体实践。袁世凯在山东期间,为后人记住的就是他剿灭义和团的残忍。但义和团是个什么组织,这点我们现在慢慢也清楚了,以所谓的刀枪不入者,来抵抗当时的列强,其闹剧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山东的一把手,袁世凯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还真把山东作为自己施政的试验田来耕耘,当整个清王朝,因为维新运动失败而转向保守的时候,袁世凯却在变革中,谋求新的作为。在山东期间,有几个事情不能不提及,一是创办山东大学,二是创办商会,三是整顿吏治,四是修筑胶济铁路。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吏制、交通等,而且相当有成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袁世凯不仅让原本动荡不安的局面稳定下来,而且在推行新政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为后来的晚清新政做了基础实践。
袁世凯的图强变革思想,最后得以更大深度更大广度地实践,则是他就任直隶总督后。《辛丑条约》后,慈禧决定推行新政,这给了袁世凯更大的舞台,特别是就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一下子如鱼得水起来,从整饬吏治,革新锢弊;扩充北洋,强盛军力;到创办警察制度;改革司法、狱政;再到废除科举,兴办教育;注重人才,鼓励留学;再到发展经济,倡导实业;改革财政金融,创办银行;振兴农务,发展交通;等等。在晚清新政十年的时间里,袁世凯成了改革的急先锋,他把原先的变革图强思想,化为一件件具体的实践。许多近代制度在他手上得以创办,有开一代先河的意义,特别是袁世凯力主的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和倡导立宪,开明政治,为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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