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赵秉钧无疑是袁世凯北洋集团一位重要的得力干将.他参与谋划了京师治安、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以及一些重要外交事务,应该说在辛亥和局的实现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但学界对其在辛亥革命的事略,闪烁其词,着墨甚少,专论更是鲜见,很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1].不仅如此,近些年,学界对赵秉钧的整体研究,成果数量亦十分有限.究其缘由在于,一因人们对赵秉钧的认识和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不加任何分析的简单批判层面,且带有强烈的先入为主之见 ;又因其后来与宋教仁案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其个人形象就几乎被定格为"心凶骨媚,深沉阴鸷"[2].这就限制了研究视野,束缚了研究动力.为了还原赵秉钧的真实面目,丰富人们对他的认识和了解,本文拟以辛壬鼎革之际的赵秉钧为研究中心,着重论述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主要政治参与,详细梳理其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但尽量不作过多价值评判,以求有助于推进学界对赵秉钧的研究.当然,由于视野所及,知识有限,难免瑕疵,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图一).

　　一 临危受命,稳定京师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湖广总督瑞澂刚刚奏报逮捕革命党事,遏制了所谓"乱党",并称湖北省城平安种种迹象,可谓"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清廷因而稍得安慰.可粉饰的太平还未满一日,瑞澂再急报"现在兵工厂军械库、藩盐各库、官钱局悉被占据"[3],省城失守.

　　消息传至北京,清廷如晴天霹雳,惊慌失措.一时间,恐慌和谣言笼罩了京城,未知真相的人们纷纷涌入银行,进行提现,导致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信成银行等发生纸币兑换硬币或提取存款等挤兑现象.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开始以惊人的速度逃离北京,导致开往天津、东三省的火车人满为患.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亦因害怕将来可能的下场(担忧大清难以保住)焦急躲避,似乎在京的每个人都害怕别人加害于自己.总之,汉人和满人都惶恐不安.此外,清政府还实行宵禁,一向准许向民间发卖之官仓米也暂停发卖,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京师人心动摇.

　　京师的动摇,将直接危险及清廷统治,亦会影响到湖北前线战事.更有甚者,时任民政大臣桂春采取蛮干做法,先是令京师巡警总厅通知各戏园停演夜戏,正阳门大街每逢三、六、九日的夜市也勒令停止 ;再是携报复之念将京师汉族之充警察者,查点人数,密造名册,将之一律撤出京城.此外,还秘密调集京城外之旗兵二千余人进城以补汉族警察之缺,并准备屠杀京城之汉人.本来京师社会治安就一团糟,桂春出此下策更是激化了京师满汉矛盾.结果不仅汉族官员反对,一些皇族贵族也认为十分不妥,于是御史急上弹章,庆亲王奕匡立将桂春诏至官邸,训斥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立即阻止了这种过激举动.如何维护京师治安,严峻地摆在清廷面前.鉴于京师治安严峻形势以及袁世凯起用赵秉钧之建议,更重要的是看重赵以前在巡警部的干练作为,清廷急忙下诏罢黜桂春,"民政大臣桂春以汉人革命,内城汉人宜尽行驱逐,昌言于朝,举措乖谬罢之"[4];任用赵秉钧为新的民政大臣,且令其迅速至京接任民政部事务(图二).

　　赵秉钧临危受命,进京之后,立即晋谒摄政王载沣,面奏京师情况,并周密谋划京师治安策略.为避免浮浪之徒乘机蜂起,发生各种变乱,以致危及外人,事态将越发不可收拾,赵秉钧的警察才能再一次充分展露.首先,利用其在京师警政系统的地位和威望,严密布防,加强警察巡视和监视,防患于未然,并进行广泛维稳宣传,这样一来,京师治安开始逐渐好转,火车站客流量大大减少,准备要出城的人们也开始重新安顿下来,谋划生计.其次,为切实避免一时谣传甚盛的满汉屠杀惨祸发生,赵秉钧立即下令取消桂春在任时令办之事,并通告内外城两厅厅丞,晓谕民众,此举深得民心,不仅获取了汉族官僚士绅的同情,而且博得满族王公大臣的满意.复次,立即遣散桂春电调的外城两千旗兵,每人给川资现大洋一元,令其火速出城,回原地待命,避免了京师警政内乱.再次,赵秉钧一改桂春时的高压态势,命警厅传知京城各戏园准予开演夜戏,夜市也恢复营业,市面秩序逐渐稳定下来.这些政策的实施无疑舒缓了市民一直紧绷的神经,为秩序根本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人心稳,社会才能稳定.不仅如此,赵秉钧还和陆军部密切联系,以求得帮助清除京城革命党,打击革命活动,共同维护京师治安.

　　总之,经过赵秉钧之整顿,京师秩序逐渐安好,人心已渐平稳,外国人亦感安定.这充分显示了赵氏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之能力,由于京师的稳定,避免了京城皇族亲贵的庸人自扰,从而减少了很多谣言和不必要的冲突 ;也打破了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的危险.辛亥革命后,随着各地响应革命,全国形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定中,西方列强害怕庚子事变再次重演,纷纷绷起紧张的神经,其驻华公使各自向本国政府要求增兵中国.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事务,他们还成立了外交团,不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京师的稳定却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其武力干涉中国的口实.其实,京师的稳定也为支持袁世凯南北和谈方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可以使袁氏不至于腹背受敌.吴禄贞事件的发生证明了北方局势并非完全控制在北洋集团手中,第六镇统制的所谓叛乱会否直接影响京师,袁世凯心里并没有底.赵秉钧在京师的着着布置,完全打消了袁世凯的顾虑,为其一心一意对付南方革命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 配合和支持袁世凯南北和谈政策

　　清末以来,赵秉钧与袁世凯的关系不断升温.赵以警察天才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在直隶创办巡警,成绩卓着,成为袁氏之股肱 ;尽管袁氏被黜之后,善耆夺取北京警政,赵秉钧被撤职闲居天津,但时常与袁世凯来往.辛亥革命爆发之时,赵秉钧正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世凯祝寿,亦参与了密谋袁世凯再起.袁世凯再起之后,为了保证京师安全,遂命赵先入北京,利用其在巡警界的潜势力,布置一切.如前文所述,赵秉钧在北京治安方面的谋划,完全是配合袁世凯的谋划,但其支持南北和谈却有一个转变过程(图三).

　　起初,赵秉钧并不赞成和谈,他看到袁世凯应诏即起之时,信誓旦旦:"制胜不敢诩操胜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惟祝京师镇静,根本稳固,无论外省如何变乱,均尚可图也."[5]

　　所以,起初赵秉钧在京的一切活动,完全是在配合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政策.他的这种思想意图曾经在与日本人特派书记官谈话时有过流露:"与武昌革命军谋求妥协,确属十分困难.与其最后不能达成协议,不如尽早给予沉重打击,使其彻底溃败;否则将导致各地暴动蜂起,势将一发不可收拾."[6]

　　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袁世凯认识到徒恃兵刀,亦非良策,特别是其到北京之后,面对诸亲贵的监视和猜忌,袁世凯不得不下决心改变剿杀的策略,对革命党由剿改抚,并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明确表示,愿烦英公使从中调停.赵秉钧对袁世凯的政策调整,心领神会,由支持镇压革命党,转而赞助在袁世凯左右,支持与配合南北和谈.这体现在以下的方面.

　　1. 监视皇族亲贵的行踪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内阁总理大臣之后,赵秉钧入阁成为民政长,这就更加方便了二人之间的往来.袁世凯由对其遥控指挥转而直接授意,赵氏自然俯首听命.由于袁世凯完全没有按照某些皇族亲贵设计的路线对革命党进行严厉镇压,而是转而采取与南方革命势力议和的策略,这立即招致激进皇族亲贵们的不满,并开始怀疑袁世凯包藏祸心,置大清朝于不顾,说袁世凯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且经常做出鲁莽的举动,搅乱袁世凯的既定部署.在南北议和正式开始之初,由于议和是在不公开的状态下进行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先向袁世凯报告,然后袁世凯再向清廷奏报,所以载沣、载涛等对不能及时了解掌握议和信息十分不满,多次聚集袁宅,要求公开议和往来电报,袁不允,几起冲突.可随着南北议和的深入,民主共和被提上日程,这更使皇室和年轻诸亲贵难以容忍.于是宗社党出现了,并秘密号召和组织满族激进人士,向袁世凯施压甚至提出暗杀,这使袁世凯十分狼狈,左右为难.其在接见外国驻华公使时,多次流露过其处境的艰难.为了保证袁世凯的安全,也出于策应袁氏谋略,赵秉钧转而严密监视皇族亲贵的一举一动,并每日报告于袁世凯,使之及时了解他们的举动,为袁氏化解了诸多危机.

　　2. 拉拢革命党,释放政治犯,配合袁世凯南北和谈政策

　　为了暗中配合南北和谈,赵秉钧还主动联络、游说同盟会.为了确保袁世凯顺利做上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就秘密联系刚刚释放不久的政治犯汪精卫,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对其极度笼络.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重要的人物,当时他在革命阵营中很有威信,更因其刺杀摄政王载沣,名声大噪,所以其对当时南北政局的影响不可忽视.后来,在赵秉钧等北洋集团要人的笼络下,汪不仅致函京师内城警厅章宗祥等,谢不杀之恩,并与袁氏之子袁克定结为异姓兄弟,而且还与袁世凯心腹幕僚杨度在天津成立国事共济会,共同发表宣言,力主南北和谈.为袁世凯统一南北,顺利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出力不少.胡汉民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曾说 :"精卫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7]

　　总之,赵秉钧利用其在京师的特殊身份和权力,通过释放政治犯,获得不少革命人士的同情,然后又通过收买笼络等手段,迷惑了一些未知事实真相的革命党中下层人物,使他们听命和服务于南北议和的大局.正是因为革命党内部主张与袁世凯和谈的声势很大,孙中山归国后,也奈何不了局面,不得不对袁世凯提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8]

　　此外,赵秉钧还与其他北洋要人经常汇聚北京锡拉胡同袁宅,秘密筹划各种应对时局之策,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向皇族亲贵进行劝导,使之接受和谈的事实,并挫败诸亲贵反对和谈之行动,有力地配合与支持了袁世凯的谋略.赵秉钧不仅推动了南北和局的发展,而且在迫使清帝接受让位事实上亦做出了重大努力.

　　三 赞画清室退位

　　随着南北和谈的逐渐深入,革命派认识到无条件实现民主共和尚有难度,许诺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有功,即拥戴袁世凯做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北洋集团亦深深感到君主立宪之策并不能说服革命党人,延续清朝寿命之图更是难孚众望,于是逐渐倾向赞同民主共和.由此一来,南北双方各退一步,和谈的重心开始转移至商讨如何迫使清帝退位上来.赵秉钧亦适时调整部署,服从服务于北洋集团大局,在全力掌控京师治安的同时,开始把精力放在促使清帝退位上.

　　首先,在保证京师治安的前提下,开始由幕后转到前台.

    武昌起义后,赵秉钧奉袁世凯意旨,潜入北京,在奕匡等人的帮助下,重新掌管京师警权.在赵秉钧的周密布置下,京师治安逐渐好转,并受到满汉官僚的一致好评.尽管赵秉钧的形象和威望如此之好,但此间其一直是在幕后活动,无论是秘密调查,还是在各重要王公大臣住处布置警察;无论是秘密向袁世凯汇报京师秩序情况,还是联络姜桂题部禁卫军秘密排查;无论是命令各商户纷纷开业,还是广泛收揽各国外籍警察人才,赵秉钧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南北之争中来.但是,随着南北和谈之深入,南北同心协商清帝退位时机逐渐成熟,赵秉钧这位深得王公大臣信赖的警察天才,也开始遵从袁世凯的长远规划,从幕后走向前台,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大政,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实现清帝退位,减少阻力,赵秉钧曾密请袁世凯将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限制其自由出入,并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则监视其出入[9].因赵秉钧维持京师治安有功,已经完全取得清皇室特别是隆裕太后的信任,其言行自然有一定分量.袁世凯正是出此考虑,令赵秉钧公开参与议政大事,对清廷施以压力.赵秉钧的这一转变实际上是袁世凯谋划中的重要一步,也对日后清帝退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御前会议上充当袁世凯代言人,舌战反对派.

　　尽管袁世凯及其北洋幕僚大都趋同一心,逼迫清帝退位,甚至令前线统帅段祺瑞联合其他将领武力逼宫,但清室内部顽固派、宗社党并不愿意将大清政权拱手送人.在清廷召开的几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吵吵嚷嚷,成立君主立宪会,散发传单反对退位.尽管袁世凯一再表示南北再战,兵力不足,饷械不够,且重启外国干涉,不如清室退居二线,享有民国优待;可不但没有得到应有同情,却遭到激进年轻贵胄的敌视和反对,并声称将其暗杀,运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取袁世凯代之[10].正当袁世凯左右为难之际,北京发生了针对其的炸弹案,所幸并无大碍,但却给了袁世凯不上朝议政的借口,以退为进.也正在此时,袁世凯令赵秉钧等代表其出席御前会议,几次重要的御前会议上赵秉钧独当一面,舌战顽固不化之满蒙王公、亲贵接受让位这一事实.1912 年1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上,他先是晓之以理说":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11]

　　继而指出"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12]可此举立即遭到溥伟等人强烈的质疑,赵秉钧也不示弱,郑重其事地说 :"此案实为内阁苦心孤诣于万难中想出之办法,若不见纳,除袁内阁全体辞职外别无办法."[13]

　　结果,不欢而散.由于溥伟是清帝退位的最大阻力,后来赵秉钧又亲自到恭王溥伟府,再次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北军动摇,种种危乱.溥伟终于软化下来,感慨道":时事至此,予亦无法."[14]

　　由此可见,赵秉钧在舌战皇族顽固派与宗社党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顺应了历史潮流.尽管其所作所为全是为北洋集团整体利益服务,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这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直接促成清帝退位,泣别大清王朝.

　　前几次御前会议上,退位与反对退位两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退位的势力已经摊牌,如不退位,袁世凯内阁集体辞职,一切问题清廷自己解决 ;可是势单力孤的清廷哪里还能独自支撑局面,不得不依靠袁世凯.后来,赵秉钧奉袁世凯意旨,继续逼宫.奕匡早已看出大清难以赓续,不依靠袁世凯就连优待条件也难以保证,隆裕太后亦深知,年轻亲贵意气用事,于事无补,就向赵秉钧哭诉 :要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性命.赵亦哭答以誓言决心保驾,一定顾全和优待清室.隆裕得到赵之回复后,立下谕旨,授予袁世凯全权与革命派商讨一切问题.袁世凯也不再故作病状,2月3日,率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等入朝觐见隆裕,商讨优待条件事宜.各王公大臣皆痛哭失声,隆裕太后哽咽流涕,当众训斥道:

　　"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又失声痛哭.稍停又言":亲贵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并对袁世凯、赵秉钧等人说 :"卿等独在此勉力支持,予甚愧对卿等.予当率荒地退居颐和园,让出宫殿."袁、赵诸臣提出":大内有太庙、社稷坛,内殿又有祖宗圣象,断非民国所敢居住.!!况皇太后为天下生灵让退,民国必十二分优礼,万无他意,请太后放心."[15]

　　说完君臣哭成一片.至此,清朝命数已尽,换颜民国了.其实,袁世凯、赵秉钧之哭,一半是真情流露,一半是职责所关.

　　无论如何,赵秉钧在促使清帝退位过程之中,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清帝退位的实现,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亡,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角度而言,赵秉钧的确有功于民国(图四).

　　四 结 语

　　辛亥革命史整体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微观研究仍有很大的余地.今天学界亦重新就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总体趋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到底历史研究需不需要"碎片化"[16]?

　　个人以为历史研究固然要注重整体概念,但要想深入研究历史,碎片化似难以避免.正是出于此种考虑,笔者拟系统深入研究辛亥革命期间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一方面考察历史大变革时期历史人物反应出的不同心理和面相,一方面挖掘不同人物对变革时期政局的影响作用.

　　本文选取赵秉钧作为研究对象,是认为学界对后来人们认为的所谓反面人物有必要进行再梳理.治史困难之处在于难以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评价标准的束缚,历史人物的一生当然是一个整体,但别忘了其也是由各个不同的生活片段组合而成 ;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既要总体论定,还要看看不同时期的个别评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能只顾总体定调不见阶段性评价.其实,从辛亥革命的历史场景来看,赵秉钧并无多少可以贬抑之处,他参与辛壬之际的政治变革,固然有为北洋集团整体利益服务的因素,但也在政治大变局中主动承担了历史赋予的责任,特别是在维持北京治安和清帝退位两个重要方面,发挥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