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思想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梁的一生跌宕起伏,曲折多变,对他的评价历来也充满争议.纵观近百年来对梁启超的评价历史,约可将其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起始阶段(1948年以前)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在梁生前就已经出现.这不仅散见于梁自着的《戊戌政变记》(1898)、《清议报一百册祝辞》(1901)、《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等着述当中,而且其同时代人,包括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人物,康有为、黄遵宪、严复等新派人士,以及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都从自身立场出发,有着对于梁启超的具体评述.众所周知,梁最早以言论起家,1896年便参与《时务报》的创办,并且以言论影响最为深远.

　　后来他对此回顾道,自己是要做"新思想界之陈涉"[1](专集34,P65),为闭塞委靡的思想界开辟崭新局面.从其最终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来看,梁启超是完全做到了的.他的报章文体一经出现就受到国人的热情追捧.一如他自己所述:"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文集6,P52).黄遵宪对此亦拍手称快,认为梁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大无过于此者矣"[2](P194).正因为梁的文章充满了魔力,影响巨大,因此才招致清廷的极大不满及老旧顽固派的强烈痛恨,"清廷虽严禁,不能遏","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1](专集34,P62).叶德辉等旧派士绅显得坐立不安,他们深恐梁氏言论扰乱了传统纲常秩序,数度上书要求禁绝言论,并且还组建了一个"翼教"联盟,对康、梁大加鞑伐,认为梁氏言论"伤风败俗"、"误尽天下苍生"[3](P148).

　　梁的一生颠沛流离、跌宕起伏.纵观其传奇一生,其思想又表现出屡变屡迁的特征,往往前后矛盾,引发了无数非议.如孙中山认为他"一人而二说,首鼠两端"[4](P231),革命党人斥其为"蝙蝠名士"、"反复小人".梁启超的此种摇摆不定的姿态同时也令乃师康有为大为光火,指责他"流质易变"等等.对此,梁启超本人亦有着清醒认识.他说,"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1](文集1,P1),丝毫不以为过.上述从各个立场出发对梁所作的评价,均可视为梁生前影响社会的生动反映.

　　1929年,梁启超因病去世,关于他的纪念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虽多以充满情感性的悼念回忆为主,然亦有不少切中肯綮的评价值得关注.如王森然论及梁的报纸生涯,认为梁"为创中国新闻文学之第一人"[5](P19-20),并且根据梁的一生经历,认为梁"为现代中国第一流之政论家,其人格操守,虽有种种訿难之声,但其学识文章,实为一世所推重"[5](P21).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是这一时期最为全面系统地对梁作忠实评价的重要文献.郑概括道:"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迹;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5](P54).与此同时,郑还就梁的"善变"作出深刻理解.他认为,梁的"善变"和"屡变",变动的只是方法而已,其爱国的宗旨和目的并未变动.另外素痴(张萌麟)对梁一生活动做了具体分期:(1)通经致用时期;(2)介绍西方思想,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3)纯粹政论家时期;(4)专力治史之时期.[5](P84)此举实开对梁作分期评价之先河.

　　梁启超对晚清思想界影响巨大.因之学界普遍将其参与的戊戌变法及之后的思想启蒙视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直接使"五四"知识分子蒙恩受泽.如钱玄同在1917年即对梁的文学成就作出公允评价,认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6](P52).这位鼓吹新文化痛斥封建主义的"急先锋"可谓对梁启超在新文学上的贡献作了公道评价.胡适在1922年写作《五十年来之文学》,论及梁对于后世的影响时,认为"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7](P217).这一评价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的"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可谓相互印证.一直到1932年,此时梁已去世,周作人还对自己所受梁之影响念念不忘,"在我年小的时候,也受了他的非常大的影响,读他的《饮冰室合集》,《自由书中国魂》等都非常有兴趣."[8](P53)钱、胡、周三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度评价,可充分说明梁对"五四"的深远影响力.

　　"五四"退潮后,学界出现的一批学术着述均涉及到对梁启超的评价,它们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倾向.如陈子展从文学史角度,认为"梁启超在日本,初办《清议报》,继办《新民丛报》,于国内的思想界文学界影响最大"[9](P74)."他是近代文言散文---'新文体'的开山祖师.他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9](P205)郭湛波从思想史角度,指出梁"学博而不精,思想随时代而转移"[10](P26),"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10](P36-37)何干之从启蒙运动史的角度,认为"由一九〇二年,《新民丛报》发刊起至'五四运动'止,梁启超是中国思想界最高的权威."[11](P81)另外还有如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1935)中对梁的散文创作及理论作了评析,阿英在《晚清小说史》(1937)中对梁的小说理论作了简要说明等.

　　1944年,作为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开始创作《梁启超传》,惜其英年早逝,只完成上部,故该着所论仅限于梁启超的早年经历.吴其昌将梁启超置诸于晚清特定的历史大环境中作出考察.在论及梁文学上的功绩时,吴不无夸张地说,"至于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12](P23)此番评价虽饱含丰富的情感因素,然亦可见梁氏文学上的具体功绩.除此之外,吴还就梁1897年在长沙时务学堂和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活动做了具体追综,认为梁在整个政治变革当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

　　总体而言,1948年以前的梁启超研究尚处在初步的起始阶段.虽说各种论述还不深入,或突出感情因素而理性分析不足,但无论如何,上述评论文章使用的学术话语是多元化的,较少受到政治的限制,这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贵借鉴.随着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学界的意识形态也因之受到政党政治话语的影响.这就必然促使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二、发展阶段(1948~1979)

　　国内学界普遍将梁启超的研究分期以1949年作为重要分界,认为1949年中国社会制度的改变直接致使对梁的评价也发生根本性变化.[13]这种机械的方式很容易导致对具体的历史真相产生误解.据笔者的考察,对梁的政治话语性批判实际上在1948年就已经出现,这也因此奠定了之后30年对梁的评价格局.这一年所出现的具有转折性的着论是吴泽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和胡绳的《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3、4期).他们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历史学家,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

　　1948年是戊戌维新五十周年祭.同时,这一年国共内战的战争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受政治形势影响,国内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些所谓"中间路线者",他们提倡效仿康梁的"维新"与"改良"主张,试图通过社会改良,在保存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英美的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对此,共产党方面的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改良主义在中国已经破产,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才能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

　　为进一步廓清社会舆论,吴泽、胡绳等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康、梁的维新改良作了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维新派的改良思想进行批判.如胡绳立足于梁的保皇立场,认为梁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中的尽忠效命于垂危的统治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活动上的代表人物","尤富于投机变幻的能力,这正是他一生政治思想与活动的基础"[14].吴泽在对康梁等人的阶级出身、维新变法的性质、变法的方式方法等作出具体分析后,尖锐指出,维新派本质上是"封建地主官僚统治者的一群残孽"[15](P50),因此所谓"救亡图存"在根本上是站在维护现政权、拥护政府和皇帝的立场上进行的,是"反革命运动,是抢救统治政权运动"[15](P18),并且梁在实施"保皇"过程中伪言革命,以及后来"拥袁"、"拥阀"等表现,无不是反民主反革命,图谋维护封建统治,其"投机变幻,尽其玩弄与出卖革命之能事!手段之低劣、卑贱、无耻到如此地步!……是个政客,是个野心家!"[15](P56)上述评论可谓完全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党政治,因而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时代特色.1949年之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界几乎延续了吴、胡对梁作政治性批判的评价模式.

　　如王介平认为,梁的改良主义在戊戌变法时期发生过启蒙社会的进步作用,但在革命浪潮中仍固守"保皇"、"立宪"主张,则已渐渐从清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成了人们革命力量的反对派.

　　王根据梁后来的拥袁、拥阀行为,认定梁是政治上堕落和思想上反动的"典型买办"[16],从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上对梁启超作了尖刻的批判.

　　相关批判文章还有从哲学、史学、经济学等角度入手,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结合梁的政治行为对其作出政治性批判,认定梁为反面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学术界以《文汇报》《光明日报》为阵地,发起了对"梁启超思想体系的阶级性"的讨论.许多学者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来对梁的阶级属性作出判定.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一认为梁一生变化不定,但有一个不变的实质,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17];二认为梁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是"已经转化、正在转化和企图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分子"[18];三认为梁在前期是一个"不大像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后期则"退回到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竟和资产阶级思想冲突起来"[19].实际上,上述对梁所作的阶级定性,就已经注定了接下来要对梁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因为就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改良主义运动是反动性质的运动"[20](P2),更不要说"地主-资产阶级"之类,更是政治批判的敏感关键词.

　　从当时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似乎对1949年以前的梁启超研究抱存有极大的不满.据陈匡时的分析,1949年以前的研究充满着许多错误和片面性:第一、把梁后期反动的改良主义政客活动说成不仅无罪,反而有功;第二、夸大一点,不及其余,以致掩盖了梁的政治面貌;第三、只谈梁学术上的活动,不谈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第四、片面强调梁的政治思想启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实践来评价其启蒙作用[19].为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界尤其注重用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视角来研究梁启超,对梁作出政治批判,这恰恰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论及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鼓吹的"民权"思想,竟说"梁启超所说的民权,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权,和一般人民全不相干;不过希望通过官僚的支持,使地方绅士取得政治权力,这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阶级本质"[16].戊戌变法失败后,梁的思想出现矛盾,在革命派与保皇派中犹疑不定,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梁由进步堕入反动的表现,因之批判得也更加明显.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两三年间的梁启超,仍然是顽固地站在他保皇主义的立场上而没有丝毫动摇,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他在活动上对孙中山施行了狡猾的骗术,在宣传上采用了一套取媚群众的新说法而已"[18]."一方面,他猛烈地攻击顽固守旧的封建统治势力,并且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但另一方面,在他的思想中又含有许多极其反动的因素,他采取了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敌视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后者逐渐成为他思想中的主要方面."[22]

　　而涉及梁与革命派之间的论战,则直接指斥其为一种"政治上更加堕落"的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立场上的"反革命"行为.对于梁在辛亥革命后"拥袁"、"拥段"等政治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人人喊打","梁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堕落:已经和封建买办阶级的军阀官僚沆瀣一气,共同为反对、镇压革命而合作起来;……在新的形势下,不能不依托于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而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16].这种极大的政治偏见,以及先入为主的批判态度,导致他们都直接无视梁在"护国运动"中的积极影响,竟然指斥梁在护国运动中的表现是一种窃取政治影响和政治资本的"投机勾当".1919年,梁欧游回国,宣告政治隐退.由于这时"社会主义"开始在思想界出现,基于自身的政治改良立场和对于国情的判断,梁公开表示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实现于今日中国".这种言论也使梁被认为是"党在快要诞生时遇到的凶恶敌人"[16].

　　尽管这一时期对梁启超主要以政治批判为主,然而也不乏对梁作相对理性分析的论述.如蔡尚思指出,"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地位,正和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相反: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后期不如前期;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则前期不如后期."[23]

　　蔡认为,梁前期在政治上起了进步作用,而后期在史学、文学上亦不失为进步,哲学政治思想上则因复古守旧、攻击社会主义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沦为反动.

　　1962年出版的牛仰山的《梁启超》同样也体现了上述评价模式.就政治方面而言,牛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起过好的作用;但是他后来没有能跟着时代前进,所以又成为一个与革命为敌的反动人物."[24](P3)学术方面,牛对梁的学术贡献作出肯定,认为"梁启超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用进化论的观点批判了封建的历史学."[24](P26)文学上梁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及其新文体,也都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

　　这种打着时代主流话语、对梁作政治性批判的评价模式,实际上直到1980年出版的孟祥才的《梁启超传》体现得同样明显.如孟认为,梁在政治上是一个顽固的改良主义者,戊戌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戊戌政变以后,就"变成落后、顽固分子,变成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25](P116),后来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越来越走向堕落和反动.---完全与之前的评价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孟还在一定程度上对梁在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学术实绩作了正面评价,认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最早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且对白话文、小说、诗歌等近代文学的发展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孟对梁的政治性偏见仍十分强烈显见,以至于在当时激起了反对之声.如陈占标于1983年就撰文对孟着作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认为该书有许多"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甚至落于过去那些全盘否定梁启超的窠臼"."作者为了证实梁启超在'政治上是反动派'的结论,在一些问题分析上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给人一种'贬之则使下地狱'的感觉"[26].应该说,陈占标对于孟祥才的"挑战",预示了当时开始逐步摆脱思想禁锢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对于梁启超作理性客观的具体分析.

　　2012年,该着再版,孟祥才对此作出回顾,指出该书写成于1975年初,"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尚未开始,我对梁的总体评价基本上还是囿于传统观点."只是后来因参考了侯外庐、邱汉生和张岂之等诸位先生的意见,对梁在学术上的贡献才多做了一点肯定.[27](P349)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孟祥才的《梁启超传》一书纳入到这个阶段是言之成理的.

　　综上所述,从1948到1979年这一阶段的梁启超研究体现出明显的政治批判色彩.尽管学界对梁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表现,及梁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就这一时期对梁启超的整体评价来说,以否定评价居多,而且政治性批判是主要的.

　　三、深化阶段(1979年至今)

　　"新时期"以来,随着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思想禁锢的解除,对梁启超的研究逐渐摆脱先前的政治话语批判模式,学界开始对梁的文化思想及学术成就予以关注,作出重估.随着对于梁启超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多元拓展,对梁启超的评价也越来越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与此同时,之前传统的评价模式被不断反思和超越.这一时期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也由重新认识,进入到深化拓展和全面推进的发展阶段.

　　1979年,李泽厚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一文,可谓对建国后的梁启超评价模式做了具开创性意义的扭转.李一反传统对梁作政治性批判的否定评价模式,认为梁是值得肯定的人物,梁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他的主要作用是在,他带头作了当时革命派所忽视的广泛思想启蒙工作".另外,在文艺和史学方面,梁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梁启超是在中国近代最早高度评价和极力提倡小说创作的人,也是最早在中国主张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李认为梁"是影响最广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28].

　　钟珍维、万发云的《梁启超思想研究》对梁启超思想做了系统研究,它可视为在李泽厚基础上对梁作正面评价的进一步深化.该着力图摒除多年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试图对梁的思想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作者认为,"爱国思想就象一条红线一样,贯串在他的思想和活动之中,他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29](前言P1)与此同时,作者还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梁各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予以评析,并据此对之前的否定评价进行发难.在对梁的思想作出深入阐述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就梁一生的活动看,功绩是第一位的,过错是第二位的,是一个必须加以肯定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资产阶级宣传家,在掀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民争权,向西方学习,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新文体、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倡导者;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新闻等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是一位反帝反封建、争取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家.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是应该被肯定的."[29](P279)可谓对梁启超作了全方位的客观评价.

　　随后国内的梁启超研究步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不仅梁启超的原着被多次再版印行,而且单是以"梁启超""梁启超传""梁启超评传"为名的专着就多达40余部,从各个学科、各种视角对梁作评述的着论更是层出不穷.关于此,董方奎先生于2010年编纂的《梁启超研究着论目录》(崇文书局)可供参考.

　　基本上可以说,1980年代之后的大部分梁启超研究着论,都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之前极"左"思潮影响下的评价模式,冀图从多种视角、多个领域对梁作出全面评价.所取得的成果有:

　　宋仁主编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聚焦于长期被学界忽视的政治法律思想,对此进行论述,认为梁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近代文化的开拓者",且"对梁启超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的贡献,必需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30](P17).夏晓虹对梁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作了详实剖析,认为梁所领导的晚清文学运动,"以日本明治文学为榜样,利用手中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为改良文学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与专门的发表园地,团结了大批作者,造成了强大声势,终于使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它也因此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有着"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31](P2).几乎同时,连燕堂也从文学角度对梁做了解读,认为"梁启超是晚清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和鼓吹者,在本世纪(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戏曲改良'甚力,对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多方面积极的影响"[32](P2).易鑫鼎则着眼于梁的学术实绩,分别从对先秦诸子的比较研究、对两汉至宋明儒学思想发展的分析、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分析、对佛教史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等四个方面,充分肯定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学术贡献.[33](P8)宋仁主编的《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主要对梁的教育思想作出论述,认为梁创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和新型的教育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在教育领域的业绩,较之政治方面的成就,更为光彩耀目,有更为久远的生命力."[34](P268)杨晓明从文论角度对梁在诗界、文界、小说界等三方面的文论思想深入论证,认为梁是一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巨人"[35](P50),其文论思想有着启蒙现代性的世纪意义.金雅从美学视角对梁的美学思想作了系统论述,认为梁的美学思想是中西古今交汇时代中国近现代美学范式创新与探索的一个重要范例.在对梁的美学思想作充分解读之后,金雅得出结论说,"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新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36](P13),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后,学界召开了一系列与戊戌维新和康梁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议,涌现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对梁启超的评价进行重估.具代表性的有:

　　1983年"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中,对梁的评价开始主要强调其积极面.与会者一致认为梁在七个方面有着卓越贡献:

　　"(一)大开寓民权革命于新式教育的新风气;(二)创办空前未有、影响最大的新报刊,是改良派的第一位宣传家;(三)介绍欧美各国各派学说比前人、他人广泛;(四)特创通俗流畅而又富有文采感情的新体文言文;(五)敢起而攻击孔学,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驱;(六)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急先锋;(七)捷才使他成为古来着述最多的一位学者"[37].1986年"梁启超学术讨论会"上,参会者普遍认为梁启超是近代文化名人,应从多方面评价他对启蒙思想所作的贡献.

　　1988年"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大部分代表认为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可抹煞的功绩,它是首次民主主义启蒙和近代化的尝试.而对于戊戌变法的直接参与者梁启超,会上也一致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梁启超将近代意识深化到学术理论,他不但是政治家,还是近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开拓者,其成就胜于乃师"[39].2003年"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40]与会学者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历史学的现代性、新闻舆论思想的现代性等多个领域充分论述了梁与中国近代文化的紧密关联,并对梁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享誉海内外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政治的走向都产生了较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41]

　　2008年"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的发动---中国现代美学、文论与梁启超"全国学术研讨会上,[42]学界则对梁启超文学、美学领域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书瀛先生即评价道,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文艺学的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之一"[43].

　　上述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深化了学界对梁启超丰富思想的认识,而且对于梁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也有着越来越一致的正面评价.

　　与此同时,随着《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大陆的印行,国内有关梁启超的传记也开始不断涌现.具代表性的有: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对梁启超作全方位、客观的系统考察,少了政治偏见,在寓评论于叙史的论述中,对梁有细致入微的具体描述,对梁在文化领域的贡献及改良主义政治观念都有正面评价.

　　耿云志、崔志海的《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将梁置于中国近代转型("过渡时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认为梁不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后来立宪运动的领袖.他与革命派一样,所从事的一直"都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性运动"[45](P436).

　　董方奎的《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充分肯定了梁的历史贡献,认为梁"对中国新文化和新制度、新人格的创立等方面,作了卓越贡献,不愧为近代中国的一位精神之父."[46](P279)蒋广学的《梁启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注重思想层面,涉及领域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新民说、宪政主义、先秦哲学、墨学研究、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佛学研究、历史研究、学术精神等,对梁一生的哲学思想作了细致解读和重新估价[47].……其他着论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无法作逐一的介绍.然而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这一时期对梁启超的评价以积极肯定居多,对梁的研究也慢慢摆脱了政治话语的影响,开始向理性化和多元化发展.

　　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不难发现,对梁启超的研究及评价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的曲折历程.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思想的形成,直接呼应着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特定的历史时代要求.同样地,近一百年来国内对梁的评价,每个阶段也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语境和时代内容.梁的思想与时代密切相关,后来对他的研究也受时代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反过来说亦成立,梁的思想丰富着他所属的时代学术文化,而对他的研究则反映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术文化的变迁.2012年,解玺璋的《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被捧为"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记",试图通过将梁一生经历,与近代史上各类关键性人物联系起来,进而跟整个中国近代史紧密连贯起来,从而实现"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48]的目标.在论及百年梁启超评价史时,解玺璋说,"我觉得一百年来对梁启超的评价太差了,他太冤了,所以我要给他打抱不平,我带着这样的情绪在写."[49]事实上,任何时代对梁作出评价,都必然会带着某种"情绪".这种情绪既可以说是我们的价值立场,也可以说是每个历史时代早就已经设定好的价值观念和批评尺度在我们身上烙下的印记.在历史的镜子里面,我们看到的也许真的只是我们自己而已.然而庆幸的是,我们对梁启超的认识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入,对梁启超的评价也必将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开放.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M].日本:中文出版社,1991.

　　[3]苏舆,编.翼教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6]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9]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2]吴其昌.梁启超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3]侯杰,林绪武.近百年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J].文史哲,2004,(4).

　　[14]胡绳.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J].读书与出版.1948,(3),(4).

　　[15]吴泽.吴泽文集(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6]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批判[J].教学与研究,1956,(12).

　　[17]陈旭麓.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N].光明日报,1961-07-05,1961-07-11.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N].文汇报,1961-07-25,1961-07-28.

　　[18]胡绳武,金冲及.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J].学术月刊,1960,(2).

　　[19]蔡尚思.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N].文汇报,1961-03-31.

　　[20]吴玉章,等.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1]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J].学术月刊,1960,(2).

　　[22]胡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期间的梁启超[J].新建设,1957,(4).

　　[23]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J].学术月刊,1961,(6).

　　[24]牛仰山.梁启超[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5]孟祥才.梁启超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26]陈占标.应实事求是评价梁启超---《梁启超传》读后感[J].学术研究.1983,(4).

　　[27]孟祥才.梁启超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8]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J].历史研究.1979,(7).

　　[29]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

　　[30]宋仁,主编.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3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之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2]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33]易鑫鼎.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4]宋仁,主编.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35]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36]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7]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38]马鼎盛.梁启超学术讨论会概述[J].近代史研究,1987,(1).

　　[39]亦耘.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简介[J].近代史研究,1989,(2).

　　[40]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41]侯杰,高冬琴,姚厦媛."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J].理论与现代化,2004,(1).

　　[42]金雅,编.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的发动:"中国现代美学、文论与梁启超"(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43]杜书瀛.梁启超: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点[J].文艺争鸣,2008,(3).

　　[44]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5]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46]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

　　[47]蒋广学.梁启超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8]解玺璋.梁启超传[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49]解玺璋.一百年来对梁启超的评价太差,他太冤了[N].新快报,2012-09-21.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版权所有：金英文案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代写、论文发表服务，秉承信誉至上、用户为首的服务理念，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本站部分论文收集于网络，如有不慎侵犯您的权益，请您及时致电或写信告知，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邮箱：service@kingy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