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为晚清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为晚清重臣、名臣。 可是一般所谓中兴“四大名臣”并没有他的名字(一说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一说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其实骆秉章的所作所为跟所谓 “中兴 (一般指晚清 19世纪 60 年代之后约二三十年时间)名臣”相比毫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骆秉章跟曾、左等名臣过从甚密, 在曾、 左等所谓名臣事业成功的台前幕后, 往往都有骆秉章的影子, 骆秉章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骆秉章与曾国藩

　　曾国藩居晚清名臣之首,其为官、为人、为文,广为后世所称道, 在今天几乎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 实际上,在年龄方面骆秉章比曾国藩大十八岁(曾国藩出生于 1811 年,卒于 1872 年),比左宗棠(左宗棠出生于 1812 年)、包括另一位湘军名将胡林翼(胡林翼出生于 1812 年)大十九岁。 可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在骆秉章面前均属晚辈。 骆秉章在 1832 年(道光十二年)考中进士,其主考官为当朝权贵大学士穆彰阿。 而曾国藩至 1838 年(道光十八年) 中进士时其座师同样为穆彰阿,也就是说,在科举方面,骆秉章亦为曾国藩理之当然的前辈无疑。 在清代,这种关系也是很受推崇的。

　　这一点在曾国藩给骆秉章的书信中可以得到印证。 当年(指 1854 年)在援江西、助湖北的用兵问题上,在操练水师及筹粮、筹饷、筹兵械等问题上,曾国藩曾多次致函骆秉章共商谋划。 对骆秉章开口老前辈、闭口老前辈,尊重有加。 试录其二如下:

　　“籲翁老前辈大人阁下 :今日见鲍提军 ,渠言贵州兵二千宜尽数遣往江西救援, 侍服其言甚为斩截有识。 ”“老前辈休休有容,毫无成见。 虽已以一千之说出咨行札,然苟有利益,自可即时更正,敬求卓识,反复熟计。 ”[1]这只是引述其中一小部分,字里行间可见曾氏对于骆秉章的谦恭和尊重。

　　曾国藩最大的功绩是建立湘军,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而湘军从建立到发展始终离不开骆秉章的鼎力相助。1853 年初,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愈演愈烈, 咸丰皇帝下令大江南北各地在籍官绅兴办团练。 上谕中说:“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 伊必尽心不负委任。 ”[2]

　　我们试分析一下这道上谕中表达的含意:一是“著该抚传旨”;二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 何者为主、何者为客,是很清楚的。 当时湖南巡抚为张亮基, 两个月之后骆秉章又重任湖南巡抚。 由此可见地方官湖南巡抚和曾国藩的关系,以及骆秉章和曾国藩的关系。 曾国藩作为丁忧在籍的朝廷礼部侍郎协助巡抚办理团练,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属于临时和辅助的性质。 既无权调拨国库军费开销,也无权节制地方官员听其指挥。 必须协调和各方面的关系,寻求地方大员骆秉章的支持自在情理之中。 而刚刚重新担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于 1853 年 3 月,咸丰三年复出,距上次被罢免不到一年时间),也吸取上次失败被罚的教训,认识到绿营兵之无用,很希望出现一支能战斗的队伍和令人信赖的的将领。 在这种情况下,骆秉章有责任也愿意支持曾国藩。 曾国藩更急需巡抚骆秉章的有力襄助, 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十年之久的交往。 “在籍侍郎曾国藩奉命治团练,始立湘军,秉章力赞成之。 又延湘阴举人左宗棠襄理戎幕,广罗英俊之士,练勇助剿,军威渐振。 ”[3]

　　由于湘军初建,饷项基本自筹。 全靠湖南一省供给,以至于湖南成为湘军可靠的后方基地。当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为骆秉章的幕僚, 对于湘军的后援工作由他全权负责。 “湖南为湘军的后方,所有军饷、援兵、战略,胥归他筹策”[4],甚至于当时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说法。 正是骆秉章担任湖南巡抚期间,积极为湘军筹措军饷,提供各种支持的结果。[3]

　　当曾国藩遇到挫折的时候,也是骆秉章出面力挺曾国藩。 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请奏劾罢其军。 秉章曰:“曾公谋国之忠,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 ”[3]

　　“会次日塔齐布等大破贼於湘潭,复其城,靖港贼亦遁走,长沙获安。 贼绕西湖陷华容、龙阳、常德,令胡林翼专剿此路。 塔齐布、罗泽南进规岳州、崇阳、通城,未几,各城皆复,而武昌再陷。 国藩整军东征,饷械悉力资之无缺,十月,遂克武昌。 湘军之名自此显。 ”[5]

　　有人甚至认为骆秉章是“湘军”的最高指挥官,“湘军”的领袖。“从全国的范围看, 曾国藩的影响比骆秉章大,但从湖南一省来看,从“湘军”是“湖南的军队”这种广义上的理解来看, 骆秉章则显然比曾国藩的地位要高。 骆秉章应为广义“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则应为狭义“湘军”的统帅。[6]

　　1857 年(咸丰七年),曾国藩愤而回籍奔丧,不欲“复问世事”。 若无骆秉章向清廷请求起用,曾国藩也不可能再出治兵。 所以直至 1856 年(咸丰六年),曾国藩还谆谆告戒其弟曾国荃要“一听骆中丞、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 ”并且,不仅曾国荃如此,既使曾国藩之部将周凤山,也同样“批其听侯南抚院调度”[9]。 骆秉章对于曾氏的影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骆秉章与左宗棠

　　左氏一生多被达官名人所看重、提携,这是为史家所广泛关注的。 其中主要有朝廷重臣肃顺,湖南名士贺长龄和贺熙龄兄弟, 主动与左结为亲家的陶澍,民族英雄林则徐,长兄的岳丈湘阴盛氏朝彦公,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等。[8]其实,在这诸多所谓贵人当中,应当首推骆秉章。

　　左宗棠自 26 岁科举考试落第后, 绝意仕途,遂隐居乡间。 年 40 岁,仍一介书生。 一边读书研究学问,一边以师塾为业,养家糊口,等待时机。 经好友胡林翼等人的极力推荐,入湖南巡抚,为张亮基的幕僚。 结果仅仅一年,张亮基调走他任,左宗棠只好又重新回到乡间。 骆秉章慧眼识英才,三次派人请左宗棠出山,终于打动了左宗棠。 1854 年,咸丰四年,42 岁的左宗棠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一干就是 6 年。 其中,骆秉章对于左宗棠信任有加,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我们来看《清稗类钞》上的两则记载:“左文襄公宗棠, 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秉章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 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牽之,何能动也! ’文忠干笑而已。 尝于夜半撰一奏草,叩文忠內室,大呼。 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 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 ”[9]

　　看起来似乎有点夸张。 再看另一则:“咸丰初年,左文襄以在籍举人, 就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 張去位,骆文忠公秉章继之,信任文襄尤专。 文忠每公暇,适幕府,值文襄与幕僚数人慷慨论事,援古证今,风发泉涌,文忠靜听而已,未尝置可否也。”[10]

　　时人薛福成的记载也很有意思:“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顾问何时,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颔之,徐曰:盍取折稿来一阅,此虽或告之过,然其专任左公可知也。”[11]

　　《清史稿》所记大致相同,“骆秉章至湖南,复以计劫之出佐军幕 ,倚之如左右手。 僚属白事,辄问:‘季高先生云何? ’由是忌者日众,谤议四起,而名日闻。 同里郭嵩焘官编修,一日,文宗召问:‘若识举人左宗棠乎? 何久不出也?年几何矣? 过此精力已衰,汝可为书谕吾意,当及时出为吾办贼。 ’”[3]

　　正是骆秉章的尊重信任,“对他推心置腹,所策划无所不从,他才得已有所作为”[12]。 在幕府六年,他尽心竭力襄助骆秉章。 “减轻民赋,增加税收,外援五省,内清四境”,使得湖南“吏治整饬,积弊有所剔除,财政收入增加,人民负担减轻。 以岁入居中下的省份,还能以人力财力支援邻接 5 省,因此受到朝廷的赞扬”[12]。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包括肃顺和郭嵩焘),“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左宗棠的杰出才干和功绩自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在骆秉章巡抚的领导下也是事实。 骆秉章的知人善任是作为一个高级官员最可贵的才干和品德,这一点左宗棠也是深有所感的。

　　所以他对于骆秉章佩服推崇有加,认为骆秉章“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也非所短”。 并非世人所说的“才不胜其德” 的庸庸碌碌之辈。 左宗棠一生为人耿直,性情孤傲,甚至于跟很多同僚朋友(包括曾国藩、李鸿章等)发生过矛盾纠葛。 能够如此评价骆秉章实属难能可贵, 从中也可见左宗棠对于六年的幕府生涯跟骆秉章相处对他的影响之深。

　　经过六年的幕府生涯, 由于骆秉章的推诚相与,左宗棠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实际的锻炼的机会。史家认为:“宗棠生平功业,权舆与此。”[12](杨书霖)“宏才得展, 实自入湖南巡抚幕始。 ”(鲁昔达)。 这些评价应当是比较中肯的。 可见左宗棠和骆秉章的关系,左宗棠是千里马而骆秉章是伯乐,左宗棠的成功离不开骆秉章的慧眼识英才, 更是骆秉章坦诚相与倾心帮助的结果。

　　三、骆秉章与“曾左”三人的组合

　　当年潘祖荫在为左宗棠辩护的上书中说:“湘勇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所向克捷,虽由曾国藩指挥得宜,亦由骆秉章供应调度有方,而实由左宗棠运筹决策,此天下所共见,久在我圣明洞察之中也。”[12]

　　此书虽旨在为左宗棠辩护,但是对于三人的关系阐述确是非常深刻而又耐人寻味的,值得我们深思。 在号称“中兴名臣”的业绩中,在湘军的所谓赫赫军功中,骆、曾、左三人的合作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最佳组合。 三人各自以不同性格才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收到了优势互补和相得益彰的功效。 很难想象,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果不是这样三个个性不同、才略相当的人才的相遇合作, 湘军和咸同政局会呈现出怎样的不同局面。 对此《清史稿·列传》也有论及:“骆秉章休休有容,取人为善。 胡林翼综覆名实,干济冠时。 论其治事之宽严疏密若不相侔,而皆以长驾远驭,驱策群材,用能丕树伟绩。 所莅者千里方圻,规画动关军事全局。 使无其人,则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藉,其成功且较难。 缅怀中兴之业,二人所关系者岂不钜哉? ”[3]

　　读清史至此处,更深深感受到骆秉章跟晚清诸名臣的关系及其所处的历史地位。 胡林翼为湘军又一著名领军人物,湘军常盛称曾、左、胡。 有人认为事实上形成了曾、左、胡的联盟,共同支撑了湘军的东杀西档的战局。 但是三人背后的骆秉章的作用也是人所共知的,据此,说四人组合似也不无道理, 是他们共同支撑了咸同政局。 为朝廷所倚重,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 虽然骆秉章的历史功绩昭昭俱在,并且为史家所肯定,但是曾、左、胡的名望日显,俨然居中兴名臣之首,而骆氏则似乎被人们逐渐遗忘,尤其是在今天。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骆秉章文治武功虽不逊色,但是活动主要还是在湖南,以治理地方保一方平安为主,外援5 省主要是全面指挥,居中调度后勤保障等。 我们还是来看《清史稿》的记载:“令贵州道员胡林翼率黔勇追贼逼界口。 ”“秉章调抚标兵益塔齐布军,令偕杨岳斌、彭玉麟同援湘潭。 ”“贼绕西湖陷华容、龙阳、常德,令胡林翼专剿此路。 ”“五年,武昌三陷,胡林翼署巡抚,飞书告急。 秉章令鲍超率水师先赴,彭玉麟募勇继之。 起杨岳斌於家,统其众以固北路。 ”[3]

　　这是《清史稿·骆秉章传》中所载。 可以看出骆秉章确实负责总的指挥调度居多, 到前线冲锋陷阵就比较少, 这就很难显现出所谓赫赫战功;第二,与骆秉章的个性有关,他的活动主要在幕后,而且他往往甘居幕后。 对此,我们来看一下同时代人薛福成的评价:骆秉章“其德器浑厚,神明廉静,推诚以待贤俊”“外朴内明”。 “以休休有容之度,适莅其邦而逢其盛每于诸公共事,颇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长。 ”[11]

　　透过薛福成评价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骆秉章的人格和个性特征:诚恳、大度、德才兼备,且善于团结人,善于用人。 薛福成为曾国藩的门生,号称曾门四大才子之一,尤其被称作良史之才。 他的评价应当是可信的。 我在三处史料中读到对于骆秉章评价都有“休休有容”四个字,一见于曾国藩给骆秉章的书信, 二见于薛福成的著作《庸庵笔记》,三见于《清史稿》列传中的骆秉章传。 三者在时间上的先后主次也许并不重要,而三人都能够有如此的评价, 则足以说明对于骆秉章的高度认可。

　　四、曾国藩的“三不朽”和骆秉章的为官“三有”

　　薛福成结合骆氏的前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进行比较说明骆秉章的为人及其处事之功, 更有见地,发人深省。 “同时张石卿制军,其初名位和骆公相埒,而才调发越,则十倍骆公,然有为不能有守,好用权术,多谋少断,又所居皆贫瘠之地,与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骆公远甚,崎岖二十年,不能以功告终, 盖德不足以运气才, 器不足以载其福,适若与骆公相反云。 ”[11]

　　读后令人感慨良多。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最高人生境界。 有人认为曾国藩就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古今少见的完人。

　　曾氏是否如此,我们可暂且不论。 但是,薛福成评价骆秉章的为官“三有”(有为、有容、有守)则是实实在在的中肯之论,且对我们颇有启发借鉴意义。

　　我们试具体看一下骆秉章的为官之道, 看一下他为官“三有”内容的具体表现:首先,骆秉章大器晚成,为官清廉。 为湖南巡抚,帮助曾国藩建立湘军,内清四境,外援五省。 任四川总督励精图治,平乱安民,朝廷要政多咨决,西南军事胥倚之。 川民感知如出水火。 是为“有为”;其次,骆秉章不但悉心帮助支持曾国藩,且推心重用左宗棠,使天下人 “知有左宗棠而不知骆秉章”。 推荐左宗棠、刘蓉、黄淳熙等,悉被任用。 是为“有容”;其三,任都察院江南道御使,查库三年,铁面无私。 亲戚友人亦不留情面,严拒行贿,廉洁清高。 有清名而低调做人做官,是为“有守”。 有此三者,虽不能称完(人),但是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官员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高级官员, 有位不一定有为,在官僚体制下,尸位素餐者并不在少数。 而要想有所作为, 光靠聪明才智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有德有容(大度),能够团结人、识人、用人,是必不可少的。 古语云:“治国贵在知贤,而非自贤。 ”

　　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也是同样的道理,礼贤下士,善于发现利用人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才华横溢的官员就是由于锋芒毕露,不能够屈己待人,成为孤家寡人,难以有所作为。 或者功败垂成,或者功来谤也随之,毁誉相伴而行。 有守,就是要坚持原则,有道德底线,懂得进退屈伸之道,这是为官最重要的大聪明大智慧。 有的官员虽然官高名显, 事业有成,算得上有所作为。 但由于不能做到“有守”,失去了底线,最终铸成大错,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清朝历史上乃至于骆秉章同时代的官员遭此命运者,并不在少数。 骆秉章为官一生能够做到有位、有为、有容、有守,这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一个难得的成功者,一个合格称职的好官员,由此也可以看出骆秉章是深谙为人为官之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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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薛福成.庸庵笔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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