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频繁、民族迁徙规模大、民族交往程度高且民族融合较为彻底的特殊时期，也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高度整合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相继入主中原，导致中华大地上的民族构成比例、民族居住格局、民族关系状况和民族文化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由于政治关系和地缘关系，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认同在不断增强。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与“文化”两条重要线索的发展趋势，总体呈现出“汉化”和“汉文化”的强势与优势，尤其是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推至一个顶点。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挫折和阵痛、呈现出复杂和多变。孝文帝去世以后，北魏政坛出现数次政治大反复，且每次都以鲜卑武人集团获胜而告终。这表明，北魏末年鲜卑守旧势力仍很强大，鲜、汉民族意识和民族界限还远未消泯。综观北朝后期“汉化”与“鲜卑化”的争斗与博弈，无不遵循陈寅恪先生治中古史所说的两条重要线索即“种族”与“文化”的演变规律，尤其是高齐、宇文周政权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整合模式而产生的民族认同效果，不但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上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还清晰地展示出中华文化如何在多元文化整合中向前发展，并为古代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东魏北齐:大力推行鲜卑化政策

　　河阴之变后，尔朱荣专权。孝庄帝无法忍受尔朱荣的专横，于永安三年(公元 530 年)将其杀死。

　　随后，尔朱氏子侄又杀孝庄帝，北魏政局陷入大混乱。在混乱中，高欢执掌了洛阳政权，六镇余众及迁洛的“代来寒人”中的绝大部分归属了高欢;宇文泰则掌握了以六镇之武川兵团为核心的关陇政权，与高欢形成东西对峙，史称东魏、西魏。可见，东、西魏立国的基础都是六镇鲜卑(包括鲜卑化了的各族民众)，而六镇鲜卑具有敌视“汉化”的情绪，向往鲜卑武士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部族时代，有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由于这些鲜卑武士都是高氏、宇文氏政权的骨干力量，因而高氏和宇文氏对于这些人的鲜卑化情绪一直持支持态度。但是由于二者在对待鲜卑化和汉化问题上大有不同，所以也收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效果。

　　东魏、北齐之世，上层社会具有十分明显的鲜卑化倾向，这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崇尚胡俗，进而导致“东魏、北齐对汉化政策反扑最为激烈”。《北史》六《齐本纪》云:“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讳欢，字贺六浑，勃海脩人也。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湖率众归魏，为右将军。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皇考树生，……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养于同产姊壻镇狱队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据《魏书》、《北史》所记，高欢世系本出于渤海高氏，因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则高欢乃汉人中之望族而鲜卑化者。高欢是否为中原望族渤海高氏，尚存疑问;然而他为鲜卑化之汉人，当无争议。正如唐人陈黯在《华心论》中所言:“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中华传统，历来主张华夷之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故陈寅恪先生说:“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

　　所以，他也力倡“在研究北朝民族问题的时候，不应过多地去考虑血统的问题，而应注意‘化’的问题”。北朝汉人鲜卑化与否，主要观其教化如何。

　　既然高欢为鲜卑化之汉人，故高齐政权之下，鲜卑得势亦很自然。高欢掌握实际统治权后，即恢复鲜卑旧制、旧俗。在拥立魏孝武帝时的即位之礼便循鲜卑旧俗，一反孝文帝时用夏变夷之做法。在鲜卑风俗习惯上，也有复兴之倾向，如鲜卑服开始盛行于世。《魏书·自序》曰:“出帝(魏孝武帝)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宫人及诸妃主杂其间，奇伎异饰，多非礼度。”

　　《隋书·五行志上》载曰:“文宣帝末年，衣锦绮，傅粉黛，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齐氏出自阴山，胡服者，将反初服也。”魏孝武与齐文宣所著之胡服，当为鲜卑服。时隔孝文帝禁胡服已有六十多年时间，其子孙又恢复鲜卑旧礼，可见孝文帝当初推行“全面汉化”政策虽用心良苦，但实际效果却不如人意。

　　除鲜卑服盛行而外，鲜卑语也盛行起来。自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禁北语至北魏末三十余年，中原鲜卑人均操华言。然高齐政权下，鲜卑语复盛，史称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又恢复到北魏初年“军容号令，皆以夷语”的情形。不仅如此，东魏朝廷还将通晓鲜卑语作为举荐官员的条件之一。《北齐书·祖珽传》中陈元康向高欢举荐祖珽时，也以“解鲜卑语”为一条件。当时，汉人通鲜卑语，几乎成了仕宦捷径，因此学鲜卑语者大有人在。《颜氏家训·教子》曰:“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 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从颜之推反对教子学鲜卑语一事来看，当时鲜卑语之盛行。孝文帝当初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禁止官员在朝廷说鲜卑语，世易时移，没想到东魏、北齐之世回潮如此显著。

　　高齐政权恢复鲜卑旧制之一大举措还表现在“大诛元氏”，改复本姓。孝文帝曾于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下诏将拓跋氏改为元氏，随后将鲜卑八大著姓都改为汉姓。天保十年(公元 559 年)，高洋听信太史之言，“除旧布新”，决定“诛诸元(氏)以厌之”，先后杀了 721 人，使得拓跋什翼犍以后的元氏上层的后代“并无遗焉”。北魏末期，虽然出现了恢复旧姓的现象，但规模较小。高齐虽然也推行了“改复本姓”的政策，但与西魏、北周之制有很大差异。

　　高齐政权下，高氏常以鲜卑自居，敌视、轻侮汉人，谓之“汉儿”，其他诸如“汉子”、“汉狗”、“狗汉”等对汉人的侮辱性称呼也常常出自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口中，可见当时鲜、汉民族矛盾颇为尖锐。究其缘由，和高齐实行兵民分离政策亦大有关联。

　　《通鉴》“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曰:“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在高齐社会里，“鲜卑为兵、汉人务农”的制度显而易见。这种胡汉分治、以胡制汉的统治思想是十六国以来胡族统治者的一贯策略，北齐只不过是承袭旧制而已。到北齐时，高洋仍以鲜卑传统观念审视太子高殷，认为殷“得汉家性质，不似我”，足见鲜、汉民族界限还很严格，孝文帝期望的“胡汉一体”格局至此还远未实现。至于鲜、汉官员之间的相互敌视则更为普遍，以致酿成东魏、北齐之世三次鲜、汉政治大冲突，且皆以汉族官僚士人的失败而告终，足见东魏、北齐政权下鲜卑势力之盛 。

　　实际上，东魏、北齐政府自建立时起就充满着种种矛盾。它一方面承继洛阳政府高度汉化之成果，一方面又严重存在着六镇鲜卑之反汉化倾向。鲜卑武人以功臣自居，跋扈放纵，不守纲纪，轻视官僚士人;而汉人士大夫宗文鄙武，认为欲澄清政治，非用汉人不可，他们都怀有“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的心态。因此在革新朝政问题上，鲜、汉冲突不可避免。其实，这只不过是鲜、汉民族矛盾的表现形式而已。事实表明，北齐一代，鲜卑文化还处于欲取代汉文化的幻想之中，鲜、汉两族的民族融合也尚未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二、西魏北周:大力推行外鲜内汉的“关中本位政策”

　　与东魏、北齐相比，西魏、北周的宇文氏政权处置汉化与鲜卑化两种倾向的冲突时，手段则较为高明。宇文氏出自鲜卑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拓跋部居住在一起，“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宇文泰虽然也是借六镇余众崛起，但初据关陇之时，其财富、人力、文化、版图，皆不能与高氏抗衡。然宇文泰假托周礼，笼络关中的汉族地主阶级，锐意改革，大力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努力调和汉人与鲜卑人之矛盾，以致西魏、北周国势逐渐强盛，最后灭掉了北齐。

　　宇文泰肇基之初，所处形势比高欢严峻得多。

　　一方面，宇文泰虽也靠六镇之武川镇人起家，但是鲜卑武夫仅一万多人，远不像高欢那样拥有大量的鲜卑武人为依凭。因此，宇文泰若想要在关陇地区站稳脚根，谋图发展，就不能不争取关陇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作为宇文氏政权支柱力量的鲜卑武人，又具有反汉化、力图恢复鲜卑旧制的强烈情绪，对此，宇文泰又不能不顾及。这是一个看似难以两全的矛盾格局，但宇文泰却设计出一套极为巧妙的政策来调合这一矛盾。

　　首先，宇文泰一方面宣称“托周改制”，按文武周公之制建立仪文制度，利用关中为姬周故地，在制度文化方面推进“汉化”政策，以争取关陇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上大力复鲜卑文化习俗旧制之古，以取悦于鲜卑武人。

　　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制、旧俗的表面文章做得十分到家。宇文泰立西魏文帝时所采用的即位仪式与高欢立魏孝武帝之仪式非常相似，用的都是鲜卑旧礼，即西向拜天后才行即位之礼。周宣帝时还“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

　　三拜成礼，即鲜卑旧礼也。同时，鲜卑服在北周盛行开来。《周书·宣帝纪》载曰:“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通鉴·陈纪》亦载此事，胡三省注曰:“以此知后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

　　胡氏之言很有道理，直到周宣帝时，才恢复汉魏衣冠。

　　此外，西魏、北周朝廷也开始盛行鲜卑语。《隋书·李德林传》曰:“(周)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

　　《续高僧传·释法藏传》曰:“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兀然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廷僚众，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道人邪!’”

　　魏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政策时，曾禁鲜卑官员在朝廷上说鲜卑语，违者免官。周武帝却在朝廷上提倡鲜卑语，可谓反其道行之。当时不仅朝廷讲鲜卑语，地方官也说鲜卑语。《周书·长孙俭传》曰:“(俭任)荆州刺史。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即使汉人，也善讲鲜卑语，如“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善鲜卑语”。

　　宇文氏推行鲜卑化政策之最突出者，莫过于恢复鲜卑旧姓和赐鲜卑姓。恢复鲜卑旧姓，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颁布的。《北史》记载西魏文帝大统十五年(公元 549 年)曰:“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

　　过了 5 年，再次下令复鲜卑旧姓。“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据统计，西魏北周之世，被赐予鲜卑姓氏有名可考者共 72 人，其中汉族士人占了 35%。可以说，宇文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恢复鲜卑旧姓以及长时期赐汉人以鲜卑姓，此举超过了高齐政权之做法，当然亦为孝文当初行“汉化”之策所未曾料及。

　　其次，西魏、北周行“关中本位政策”之关键举措还在于推行府兵制，这是北朝兵制改革的一大创举。府兵制的产生，与鲜卑传统的部落兵制有传承关系。府兵制因设立军事组织单位兵府而得名，其建制是设置八个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每一开府领一军，是为二十四军。府兵制是由鲜卑部落兵制发展改革而成。所谓八柱国者，乃摹拟鲜卑旧日八部大人之制。“拓跋族在塞外时，其宗主为一部，其余分属七部，共为八部。宇文泰八柱国之制以广陵王元欣列入其中之一，即拟拓跋邻即所谓献帝本支自领一部之意，盖可知也。……但八柱国之设，虽为摹仿鲜卑昔日八部之制，而宇文泰既思提高一己之地位，不与其柱国相等，又不欲元魏宗室实握兵权，故虽存八柱国之名，而以六柱国分统府兵，以比附于周官六军之制。此则杂揉鲜卑部落制与汉族周官制，以供其利用，读史者不可不知者也。”

　　可见，府兵制既是从鲜卑部落兵制演变而来，又是逐渐走向“汉化”的兵制。

　　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度作为一种鲜卑化色彩极浓的武装组织，其将领和兵士的隶属关系上蒙罩着一层部落血缘的色彩。时府兵组织中不仅胡族将领采用鲜卑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为汉姓者皆改为鲜卑姓，例如李虎改为大野氏，李弼改为徒何氏，赵贵改为乙弗氏，杨忠改为普六如氏，王雄改为可频氏，唯李远末见改姓，按当时通例，亦应改姓无疑，恐是史籍疏漏。按鲜卑原始部落兵制习惯，将领与兵士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因此宇文周的府兵制也令军人皆依其主将之鲜卑姓氏为姓，官兵之间仿佛是血缘近亲。由此可见，宇文氏推行的府兵制掺杂着浓厚的鲜卑氏族残余，从外在形式上看颇具鲜卑特色，这种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官兵之间的矛盾，还使兵士有较优厚的待遇，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除此之外，府兵制还有一重大意义在于它逐步打破了胡人当兵、汉人种田的传统，使胡、汉民族通过充任府兵将士融为—体。宇文泰所拥有的北镇之众远不如高欢，为了扩大兵源，不得不征用汉人为兵。大统九年(公元 543 年)，宇文泰因邙山之败需扩充兵源，“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许多地方豪强率领乡兵义从，起家而为府兵将军。当时还特地推选当州首望，统率乡兵，纳入府兵系统中。如郭彦原为太原人，迁居关中，“大统十二年(公元 546 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三辅著姓韦瑱，“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

　　迁大都督”;武功苏绰的弟弟苏椿，大统十四年(公元 548 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不得预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加大都督。”。这些做法都有利于将鲜卑军人集团和汉族地主豪强的武装结合起来，以增强军事力量。北周“建德二年(公元 573 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这不仅表明此时宇文周多征汉人为兵，而且还以“除其县籍”、“无他赋役”等方法来号召广大汉族农民充当府兵，以扩大兵源，从而进一步促进府兵制朝兵农合一方向发展。

　　大量汉人充任府兵且随将领改用鲜卑姓，使得府兵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的纱幕，这对汉、鲜卑的民族意识起到了较好的淡化作用。

　　府兵制建立后，大量吸收汉族豪强地方武装，使六镇军人与关陇大族结合起来，进而促使府兵制在实质性的内涵方面逐渐摆脱部落化，鲜、汉一体的关陇统治集团亦借以形成。

　　可见，西魏、北周开始尝试在军事编制中泯灭鲜卑和汉人的界限，这也意味着全社会将逐步消除鲜卑和汉人的界限，将极大地促进鲜、汉两族实现民族融合。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处理鲜卑和汉民族矛盾问题上，在对待鲜卑文化和汉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相冲突的问题上，宇文氏确实比高氏高出一筹。宇文周所推行的“外鲜内汉”的改革措施是形式上的鲜卑化政策，收到了与高氏政权完全不同的政策效果，这与其制定政策之初的愿望是吻合的。正如陈寅恪所分析:“宇文泰比附周官之文，是要把自己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都区别开来;宇文泰以鲜卑部落旧制为依归，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使之与土地结合，是要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

　　宇文周确实做到了这一切。至北周末，鲜卑和汉族民众融为一体，北方的民族融合大体完成。当然，这已是孝文推行“全面汉化”改革 80年后的事了。

　　三、两种文化整合模式的启示

　　根据上述可知，面对北朝后期较为尖锐的鲜、汉民族矛盾，面对鲜卑文化和汉文化两种异质文化不可避免的碰撞，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整合模式，推行了实质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当然也取得了迥异的两种政策效果。大体而言，东魏北齐主要推行的是鲜卑化政策，鲜卑文化明显占了上风;而西魏北周所推行的政策，鲜卑化只不过是一个表象而已，政策的核心和实质还是汉文化。毋庸置疑，鲜卑文化和汉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两种异质文化相遇之初，难免产生冲突与碰撞。正如吕一飞所说:“汉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长期既冲突又交融，究其实质，乃是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以后所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汉化过程便有力地印证了这个观点。

　　北魏以后，尽管孝文帝推行的“全面汉化”政策出现了强烈的反弹，鲜卑化潮流曾一度占据上风，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汉文化仍然是主流，“汉化”仍然是趋势。因此，比较分析高齐和宇文周对待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不同态度及其不同的文化整合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上民族认同与文化整合之间的关系。

　　第一，文化具有整合社会的重要功能。文化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和核心要素，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稳定主要靠共同的民族文化来支撑和维系。借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的概念阐释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文化都各有其支配个人及团体思想和行为的‘核心理念’或‘特有的目标’。而此种理念或目标不一定为别的社会所共有。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趋向于这种起支配地位的核心理念和特有的目标，因而形成相当一致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就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实现整合的重要标志。“文化整合意指人们在文化标准与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方面的认同，是多民族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一个社会从无序到有序，必须经过整合。

　　北魏分裂标志着“汉化”政策在北魏社会遭受重挫，鲜卑社会出现剧烈震荡，鲜卑文化重新抬头，大有取代“汉化”之势。面对这种形势，无论是高齐政权还是宇文周政权，切不可忽视鲜卑文化对鲜卑族和鲜卑社会所具有的重要的整合功能。所以，不管是高齐采用内外一致的鲜卑化政策，还是宇文周采用“外鲜内汉”的“关中本位政策”，都在鲜卑文化上做文章。唯一不同的是，宇文周认清了“汉化”是主流、是趋势，所以在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相碰撞的过程中，他颇具胆识地选择以汉文化为内容、鲜卑文化为手段进行文化整合，成功地促成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这也是宇文周最终在政治上取胜的重要保障和前提。

　　第二，民族认同与文化整合可以相互促进。众所周知，“认同”一词最早来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的过程。不同学科对“认同”的阐释和理解有所不同，心理学研究表明，“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之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民族认同”是其中一种，它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与情感依附。民族认同主要建立在血缘和文化基础上，每个人或者群体都有基于本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族群力量的获得便来自族群共同的基本文化特质，因此民族认同常常和文化认同交织在一起。韩震先生在研究中认为，文化认同一方面与族群相关，一方面与国家认同有交叠，它常常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族群和族群认同并不是某种“至高”的存在，它时常消融于文化认同或国家认同之中。其实，陈寅恪先生治魏晋南北朝史时早已看到这一点，“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民族之间的融合，关键是文化的整合。

　　文化整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文化整合同民族融合一样，是在不断交往、冲撞中逐渐糅合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历史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待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不同态度及不同的文化整合方式。宇文周不仅巧妙地促成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还巧妙地促成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实现了民族认同与文化整合之间的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 马晓丽，崔明德． 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1)．
　　［2］ 李延寿． 北史:卷六“齐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09．
　　［3］ 李昉． 文苑英华:卷 364［M］． 北京:中华书局，1966:1876．
　　［4］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 陈寅恪．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万绳楠，整理． 合肥:黄山书社，2000．
　　［6］ 魏 收． 魏 书: 卷 一 百 四“自 序”［M］． 北 京: 中 华 书 局，1974:2324．
　　［7］ 魏征，等． 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73:629．
　　［8］ 李百药． 北齐书:卷二十一“高昂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2:295．　
　　［9］ 颜之推． 颜氏家训:卷一“教子”［M］． 檀作文，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17．
　　［10］ 李百药． 北齐书:卷二十八“元韶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2:388．
　　［11］ 司马光． 资治通鉴: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4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