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回族寺坊文化研究文献的分布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大量西方相关理论的引入，国内寺坊文化研究蓬勃发展，成果颇丰。与国内大多数以年代为界限对文献进行历时研究的方法不同，本文试图从国内回族寺坊文化研究的西方学派理论渊源为出发点，对国内回族寺坊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为当下回族寺坊文化的研究另辟蹊径。国内寺坊文化研究的理论渊源大致来自三个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

　　1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理论（structuralism）是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该理论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当时，西方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研究结构性和规律性。1922年，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

　　中提出：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国内民族学大胆地引入了结构主义。他们把村落单位假设成为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认为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下面笔者以典型篇目为例证，说明结构主义寺坊文化研究的情况。

　　1.1回坊的结构及形成原因

　　马强、马泽梅［1］在《从“七寺十三坊”到回坊十二寺———西安回族寺坊结构变化研究之一》一文中，对回坊内寺坊结构的变迁做了梳理，阐释回坊寺坊结构由“七寺十三坊”演变为十二寺坊的过程，并分析其原因及未来走向；黄晓军［2］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回坊为例》一文中，以西安市回坊为例，探讨这一聚居区形成、发展以及转型的过程和阶段特征，并分析了影响西安市回坊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周传斌、马雪峰［3］在文章《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中分析了传统都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延续以及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刘莉［4］在《论古代回坊形成的原因》中，分析古代回坊的形成与发展和回坊形成的原因。同时，刘莉［5］在《古代回坊的形成与发展》中，分析回坊的形成与发展，对比蕃坊与教坊的区别。

　　1.2寺坊社会与经济

　　王帆在论文《社会网视角下的西北清真寺经济》中，以西北地区（主要是宁夏地区）清真寺经济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解析不同组织制度下西北清真寺经济的结构。马志博［7］在硕士论文《临夏市经济发展与八坊回族社区》中，介绍临夏市及八坊概况，陈述临夏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服饰为例，探讨回族传统文化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重点分析经济发展对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居住格局产生的影响，最后，阐释经济发展对八坊传统回族社区的影响。

　　马志丽、丁耀全［8］在《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模式及其结构功能探析》中陈述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凝练出四种经济模式：即清真寺经济；拱北、麻扎经济；门宦、道堂经济；宗教公社经济。

　　他们认为，清真寺经济各自相对独立，寺与寺之间、寺坊与寺坊之间没有任何管辖、隶属关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真寺经济的聚集。清真寺经济资源基本在寺坊范围内整合或在寺坊的延伸范围内，而门宦、道堂经济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整合则超越了寺坊的局限，拥有更宽广的社会资源网络。

　　1.3寺坊文化、教育

　　马雯［9］在论文《西安回坊民族小学教育现状研究》中主要对西安莲湖区回坊现存的民族小学的发展沿革及现状进行梳理和介绍；陈珊［10］在论文《西安穆斯林聚居区居住文化与生活环境保护研究》中，以西安穆斯林聚居区的传统居住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的保护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整个聚居区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延续历史文化的空间意向与生活特征；花倩［11］从西安旧城区回坊空间的历史沿革和构成、回坊空间的结构和特征、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最终提出保护与更新的措施；刘静［12］在论文《城市回族社区更新改造中公共空间的建构研究》中，研究分析了回族社区的历史沿革、回族穆斯林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及其对回族聚居区公共空间类型与空间形态的影响；蒋佳宁［13］在论文《对牛街回族社区的人类学回访》中以北京牛街回族社区为研究对象，从饮食禁忌与都市回族认同、都市回族文化中心、民族节日、婚姻与家庭、民族教育与都市适应等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卢璟［14］以西安回坊的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在《试论西安回坊饮食文化的区域影响与社会认同》一文中表明西安回坊饮食文化的区域影响力遍及坊上区域和坊外区域，而在社会认同方面，回坊的饮食文化存在特色危机及文化危机；李建彪［15］在《民族历史街区保护的意义和价值———以西安“回坊”改造为例》中分析了回坊的形成和特色，探讨了回族历史街区保护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王超［16］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城市现代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从西安“回坊”谈起》中以西安市回族聚居区（回坊）为例，探讨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的矛盾。

　　1.4婚姻、宗教

　　马月鑫［17］在《西安市回坊回族通婚圈研究》一文中，介绍了回坊概况及回族传统文化与婚姻准则、回坊回族通婚圈的类型与特点及通婚圈的影响；张超［18］在《“历史记忆”与“族群边界”视野下的宗教与民族认同》一文中探讨了西安回坊回族宗教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李景梅［19］在《西安回族的民族认同研究》一文中选取西安市北院门辖区的老西安回族为研究对象，探讨西安回族民族认同的情况，分析影响因素，认识西安回族民族认同的层次；姚魏阳［20］在文章《渭南回族研究》中分析渭南回族的概况、历史，介绍回族的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教坊组织、宗教生活、经堂教育、清真寺概况等；马文帝［21］在《苏菲派回坊空间浅析》中分析了苏菲派回坊形成的原因，认为伊斯兰文化的非主流地位和中国化伊斯兰教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外因，苏菲派的诞生是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神秘主义运动，是内因。

　　根据研究需要，在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不同学者还运用了其他理论。①例如：白凯运用情境认知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周传斌、马雪峰运用社会、社区理论及社会结构与社会设置理论；马月鑫运用通婚圈、族际通婚的概念；陈珊运用“文化生态”、“人文保护”、“系统观”、“有机更新”等理论；花倩运用中心地理论、土地价值理论等；张超对民族、族群进行界定，引进“认同”理论、“边界”理论；刘静引入社区理论、回族社区理论、公共空间、公共系统理论；蒋佳宁运用族群理论、原生论、场景论、边界理论；王帆运用经济社会学理论、社会网理论等；李景梅运用“文化说”、“原生论”、“边界论”、“工具论”、“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多种理论研究西安回族的民族认同。结构主义寺坊文化研究通常采用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

　　2功能主义学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寺坊文化研究逐渐和功能主义结合起来。寺坊社会被认为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不同部分所组成的系统，而且任何部分不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任何部分所发生的变化将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其他部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发生一定程度的重组。国内学者积极对寺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真寺”的功能进行研究，研究也涉及了“坊”的功能、寺坊“权利机构”的功能等。下面仍以典型篇目为例证，说明功能主义寺坊文化研究的内容。

　　2.1“清真寺”的功能

　　王丽霞［22］在《社会转型时期清真寺的社会功能与乡村治理》一文中对乡村清真寺的社会功能进行细述，作者认为清真寺是社区宗教生活的一个中心，在社区教育、社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与族群认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阿孜古丽·吾甫尔［23］在《试论维吾尔清真寺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一文中分析了清真寺的一般功能和维吾尔清真寺的主要类型和功能差异。

　　作者认为维吾尔清真寺具有穆斯林伦理道德规范、政治引导、经济发展、对外宣传等功能。马丽蓉［24］在论文《全球化背景下清真寺的功能评估》中论述了清真寺的三个功能：第一，清真寺成为传授阿拉伯语言、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宣传与研究文化的重要阵地，具有教育和科研功能；第二，清真寺在特定背景下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平台，具有某些外交功能；第三，清真寺分担慈善、司法、经济和社区服务等社会功能，也成为穆斯林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具有社会服务及其治理功能。马妍［25］、马强［26］、穆白［27］也分别对清真寺的功能进行了详述。

　　2.2“寺管会”的功能

　　马小华［28］在《转型期回族寺坊组织运行过程的社会学研究———以西村寺管会实地研究为例》硕士论文中说明西村寺管会在村庄中的作用和地位，论述影响寺管会选举的主要因素以及寺管会成立后其成员关系与权威网络的构造，探讨寺坊社会结构对寺管会选举成立的影响。杨文笔［29］在《乡村回族“哲玛提”时空变迁研究———以宁南山区H村“分坊建寺”为例》论文中对H村寺管会的时空变迁做了阐述。

　　2.3寺坊“权利机构”的功能

　　马宗保和金英花［30］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细述了宁夏南部山区单家集村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单家集村权力类型及结构主要有：村干部、乡老集团、阿訇阶层。作者发现村干部的主要功能是导向、决策、组织；乡老集团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动员、维护；阿訇阶层的主要功能是服务、教化。

　　2.4“坊”的功能

　　马宗保［31］在《试论回族社会的“坊”》一文中对“坊”的功能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文化整合、文化传承、群体保护、社会控制四个功能方面的内容。国内学者在运用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还运用其他理论对寺坊文化进行了研究。例如：马小华在《当前清真寺与回族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实地研究———以G县为例》中运用了环境理论、公共空间理论、社会转型理论等对G县清真寺与回族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了探析性研究。田晓娟［32］在她的《近代宁夏南部山区回族社会状况研究》论文中运用历史学理论、宏微观理论探讨了近代宁夏南部山区回族社会近代化的进程。魏寒梅［33］在《论中国清真寺功能的传承与演变》中运用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史论理论①结合的方法总结清真寺功能演变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经验，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探索解决的方法和途径，并作出相应的展望。马宗保、金英花在《乡村回族社区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以宁夏南部的单家集村为例》中运用政治社会学理论清晰地呈现了单家集村权力的结构和功能。马宗保还在《试论回族社会的“坊”》中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对回族社会中的“坊”的功能做了细述。马丽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功能评估》中运用伊斯兰文明理论对清真寺功能做了研究。王丽霞在《社会转型时期清真寺的社会功能与乡村治理———基于甘青保安撒拉族农村穆斯林的实证研究》中运用社会转型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对清真寺的社会功能和村级组织的功能进行了研究，并对清真寺与其他村级组织社会功能的异同进行了分析。阿孜古丽·吾甫尔在《试论维吾尔清真寺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中运用和谐社会构建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陈述了清真寺的功能及包括的内容。罗惠翾［34］在《宗教的社会功能———几个穆斯林社区的对比调查与研究》论文中运用社会秩序理论阐述了宗教的功能。马妍［35］在论文《从清真寺在回族社区的功能管窥回族的民族意识》中运用了功能理论对清真寺的功能做了阐述，并且就清真寺的功能对回族民族意识的影响做了研究。马强［26］在《城市清真寺功能的保持与转型》一文中在运用功能理论的基础上还运用了社会主义转型理论对清真寺的功能转型进行了研究。和结构主义寺坊文化研究相似，功能主义寺坊文化研究大多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

　　3建构主义学派

　　关于建构主义文化论的问题，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是从语言符号功能的角度致力于对人类文化本质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语言的根本任务是对世界的建构,因此，语言形式的独特性也就意味着由它所建构的世界被打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36］以卡西尔的建构主义文化论为基础，无论结构主义的文化观还是功能主义的文化观，他们都被认为是人类世界中由语言建构出来的，他们都是人类用语言符号创造出来的结构世界和功能世界。

　　建构主义文化学注重主位研究，与国内回族学学界普遍接受的客位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把建构主义引入文化学研究，是国内民族学界的一次重大调整。

　　具有典型代表的是“新民族志实验丛书”（9册）中的几部作品，它们分别从建构主义角度对民族文化进行解读。肖芒在《宣礼声中求索：通海县纳古镇纳家营村回族村民日记（“新民族志实验丛书”）》［37］一书中，介绍了云南通海县纳古镇纳家营村回族村民的社会文化，从其历史、自然、人口、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情况、文化礼仪、体育活动、教育状况、医疗卫生、科技情况、伊斯兰教等方面进行记录，通过非精英阶层的日记展示该地区真实淳朴的文化。桂榕在《回族婚俗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纳古为个案》［38］论文中以云南纳古这一着名回族社区为个案，试图建构和解读在纳古历史变迁中，宗教信仰与地方历史文化传统、人际关系如何共同编织回族婚俗文化之网。作者通过尽可能多的口述史访谈和文物史籍调查研究，从婚俗仪式、婚俗观念、婚俗形态、婚俗文化圈等关键要素来构建和解读纳古的传统婚俗文化。马波在硕士论文《西南地区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现象研究———以云南纳古为例》［39］中选取云南滇中的纳古地区为调查地点，试图对当地回族伊斯兰的本土化现象进行研究。

　　通过实地调查、深度访谈、口述史等方式介绍纳古的自然环境、人口、经济以及回族的历史渊源、与周围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现纳古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现象主要体现在节日、丧葬、语言文字、民居、宗教场所、宗教派别等几个方面。此外，笔者的专着《纳家户多元叙事的意义研究》［40］以旅游开发为背景，以“纳家户村落”为案例，充分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探究“纳家户村落”这一文本意义的多元性。

　　在国内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回族寺坊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运用了“主位”（emic）研究方法，即通过文化持有者即被研究对象自身用他们的本土语言来记录他们生存的村寨的文化场景，让更多人了解真实淳朴的民族文化。例如：9册“新民族志实验丛书”（回族篇）在其成书前的调查研究中，聘请若干名“村民日志”记录员，对本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进行观察与记录，让研究对象即文化持有者成为民族志的作者，从“本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民族和村寨的社会文化进行叙述与评论，以使记录者从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实际出发对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场景进行真实记录。

　　4小结

　　以上分别从结构主义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出发对国内寺坊文化研究进行了评述。国内回族寺坊文化研究基本建立在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理论之上。结构主义学术精英阶层运用他们自身的学术专长，系统阐释了回族寺坊涉及的寺坊的结构及形成因素、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内容。同时，分析了回族寺坊文化所经历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变迁。此外，功能主义学术精英从不同角度阐释“清真寺”、“坊”以及寺坊权利机构的功能及其功能的变迁。相对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回族寺坊文化研究，建构主义回族寺坊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理论、内容、方法相对单一。

　　5未来研究方向

　　5.1加强建构主义寺坊文化观研究

　　建构主义理论和寺坊文化的结合是国内回族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调整。这种结合反思了回族学自身的学科范式和知识体系，注重研究者以局内人的视角研究本土文化现象。［38］这一转变虽然在回族寺坊文化研究中产生了一定反响，但依然没能动摇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传统民族志方法的主流地位，大多研究仍然坚持用局外人的独特视角理解回族寺坊文化现象，强调调查研究的客观性。为了丰富国内回族寺坊文化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建构主义寺坊文化研究亟待加强。首先，要加强”回族寺坊文化”概念的理论研究，尤其要梳理回族语言与回族寺坊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到回族寺坊文化个案研究的理论依据。

　　其次，要深入思考如何把建构主义与文化学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回族寺坊文化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从而凝练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建构主义寺坊文化研究成果。最后，跳出一贯适应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弥补当下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深度不够的不足，大胆地打破结构，打破功能，重新审视回族寺坊文化，丰富国内回族寺坊文化研究理论、视角方法。

　　5.2加强主位研究

　　国内回族寺坊文化研究大多采用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面对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复杂的文化现象，首先力求理解，然后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在“自然实验”中工作，设法将看到的各种生活现象高度抽象为各种结构或类别（例如：寺坊政治、寺坊经济、寺坊文化、寺坊法律、寺坊教育等），提炼出理论性命题，最后运用定量为主的方法加以引证，甚至对人类的内心世界也采用计算机的手段来计算、理解。这种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透过现象发现规律，寻找因果关系，它赋予研究者以发言权和权威性。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对的是个案与阐释的人类学研究，也是建构主义学派主张的主位研究。它从自然科学转向传统的人文科学传统，坚持把探索人的精神活动和内心世界作为文化研究的主题，它不是透过本来并无形体的现象发现规律、本质和因果关系，而是发现规则、规律和因果关系背后丰富的心灵世界。从研究成果数量来看，寺坊文化定量研究成果颇丰，定性研究不足。因此，学界应加强定性研究，从主位的角度解读那些边缘化的回族寺坊文化，注重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个别性、特殊性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强、马泽梅.从“七寺十三坊”到回坊十二寺———西安回族寺坊结构变化研究之一［J］.西北民族论丛，2010：227－245.

　　［2］黄晓军．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回坊”为例［C］//中国地理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摘要集．中国地理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2012.

　　［3］周传斌，马雪峰．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J］．回族研究，2004（3）：33－39.

　　［4］刘莉．论古代回坊形成的原因［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32－35.

　　［5］刘莉．古代回坊的形成与发展［J］．青海民族研究，2004（3）：54－59.

　　［6］王帆．社会网视角下的西北清真寺经济［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

　　［7］马志博.临夏市经济发展与八坊回族社区［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8］马志丽，丁耀全．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模式及其结构功能探析［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