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每个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讲，根文化就是一个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

　　把体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切物质、制度、规范、行为、习俗、思想等统称为“民族根文化”。换而言之，根文化就是移民者对故土、故人的一种特殊情怀，以及在异域、异族中生活的不适应。作为移民，在它乡以边缘者的身份生活，新的文化、新的风俗、新的社会结构、他者的眼光等等，都会使移民者感觉到内心焦虑与不适，觉得自己失去了依靠，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便是根文化的意义。

　　汉民族世代以农耕为基础，生活地域相对稳定，有很强烈的根文化情结。学术界有关移民问题的研究屡见不鲜，但大多集中在对整体搬迁、整体落户的群体性移民问题的研究上，对极少数汉民族移民到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藏族地区生活的相关移民问题研究，涉及很少。文章即用民族学的视角，以甘肃洮河流域卓尼县藏族村落 GL 村为研究个案，对其村落中八户汉族移民的生活状况做了深入调查，分析这部分作为异乡、异族人在藏族村落中遇到的各种困惑，以期为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移民生活、发展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微观的材料支撑。

　　一、田野点甘肃洮河流域藏族村落 GL 村基本村情概述

　　洮河，位于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二大支流(仅次于湟水) ，源出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倾山东麓，流经甘肃省碌曲、临潭、卓尼、岷县、临洮等县，在永靖县境汇入黄河。藏族村落 GL村，在洮河上游的北面，属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管辖，距县城33 公里。境内海拔在2000 米 ～2920米之间，年均气温 4． 6℃，年降水量 584 毫米。GL村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区，草场虽大，但草场与农田相交错，牛羊无法大规模散养，春夏季需专人牧养。人均耕地面积足有 6 亩，农作物以青稞为主，兼有洋芋、小豆、油菜籽、燕麦等。农作物虽种植多，却收成少，只能够自给自足。村民的主要收入还是靠外出打工或做点小生意。

　　GL 村共 102 户，471 人，其中藏族 94 户，汉族8 户。GL 村的藏族，原属卓尼杨土司的属民，服装、语言、生活习俗均与安多藏族存在较大差别，相传其先祖为吐蕃王统的一支。移民到 GL 村的这八户汉族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临近的临潭县为躲饥荒、战乱逃难到此的，初来时只有四户，现在发展成八户。最初 4 户汉族移民，其中来姓 1 户较早，时间在 1924 年，早已加入安姓沙尼中; 而王姓 2 户与张姓 1 户则迁来时间较晚，在1959 年自然灾害期，这 3 户原来也已分别加入申姓、安姓沙尼中。这 8 户汉族群众的子女在村落中说藏语，在家与父母交流时则用汉语。洮河流域的许多藏族村落中都有类似的汉族移民。“这部分‘外来户’(当地群众对移民群众的统称) 大多数是汉族，是因逃荒、逃壮丁、逃难、经商等原因迁徙来的。特别是(1928 年) 西北河湟事变时，从临夏、和政等地迁徙流落在境内定居的汉民很多，几乎遍及全县的各个乡镇。”［1］(P． 166)GL 村的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兼有很浓的山神信仰，其属寺为卓尼禅定寺。除了宗教信仰方面有别于汉民族外，其余风俗与汉族的并无很大差别。春节，也在年三十下午贴对联、门神、灶神。元宵、中秋、端午等节日民俗的庆祝活动均与汉族群众相似。服饰方面，GL 村的藏族男性与汉族几乎无差别，藏族妇女，因头梳三根辫子，而被俗称“三格毛”，整体着装独特，有别于其他藏族。语言交流方面虽以藏语为主，但汉化较严重，日常的藏语交流时也夹杂了许多汉语。在接受教育方面，GL 村的大部分藏族送子女接受汉文化教育，很少有村民懂藏文的。

　　GL 村的社会结构主要由“沙尼”构成，有关“沙尼”的相关问题研究，以前学者既有较详细的调查研究，本文就不再赘述。

　　GL 村主要有由包、安、申三个姓氏的“沙尼”组成，其余姓氏有邱、吴、来、张、王、徐、刘，共 17 户，占 全 村 总 户 数 的16． 5% ，而这 17 户又由于参与村落各种集体活动的需要，以“互助沙尼”的形式，双方自愿的原则，分别加入到了上述三大姓氏的“沙尼“之中。这些小户一旦加入到“沙尼”中，则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世代相承，一般不会从原“沙尼”中退出来。

　　“沙尼”主要在每户婚丧嫁娶等活动中发挥互相协助的作用。而且每个大的“沙尼”又有自己的山神，每年有特定的祭祀时间。

　　从 GL 村落中“沙尼”的形成看，“沙尼”的类型一般分为: “亲房沙尼、田地沙尼和新型互助沙尼。”而“田地沙尼”是在土司时期形成的。“卓尼在土司统治时期，境内土地属土司所有，一批从外地迁来卓尼的定居户(俗称“尕房子”) 没有林权和土地权，为了生存，租种土司老佃户田地，习惯称作‘吃田地’”。［1］(P． 166)田地“沙尼”虽然是“沙尼”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大量实行包产到户承包责任制后，与田地权属相关联的“沙尼”形态已消失，现存的主要还是“亲房沙尼”与“互助沙尼”两大类。

　　GL 村落中的最高行政领导为村长，最高宗教权力主管为“阿奈”(“阿奈”并不是每个村子都有，一般村落小的遇宗教活动要从有“阿奈”的邻村邀请) 。村落的运行主要靠“俄拉”，无论是俗事，还是各种与宗教有关的事务，“俄拉”则起到村长、阿奈与村民之间的衔接、协调的作用。

　　二、移民在参与村落各种宗教活动时遇到的困惑

　　在汉族地区，一个村落中全村性的集体活动，主要就是参加各种劳动及一些祭社、祭祖活动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祭祀活动也越显得简单。而 GL 村属藏族村落，村落中藏族村民全部信仰藏传佛教与很浓的山神信仰。村落里一年的各种宗教活动复杂多样，有集体的、有家庭内部的，生活中处处伴随着宗教信仰的影子。可以说，藏族许多习俗的形成都与宗教信仰有关，许多习俗中又有宗教的影子。

　　俗话说，“入乡随俗”，迁移到 GL 村的这八户汉民族，也得随主流来信仰藏传佛教，并且参与各种集体的宗教活动。不管自己家里供奉的是汉传或藏传的佛教神只，在外必须参与全村性的宗教活动，如参与一年里各时段的祭山神活动，遇旱灾时的求雨仪式，农历四月初一的“坐墩巴”(当地藏族的一种斋戒活动) 。

　　(一) 移民在参与村落日常各种宗教活动时遇到的困惑

　　在日常生活中，GL 村的藏族老人经常在胳膊上，亦或在脖子上挂一串念珠，甚至有些老人常年握手摇式转经轮，观音八字真言不离口。而且，无论男女，步入中年后，只要有闲暇，就去“苯噶”(藏语音译，属洮河流域藏族村落群众集体的宗教活动场所) 念经、转经轮。而汉族老人，由于长期的生活习俗与信仰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则不习惯这样一套日常的宗教仪轨，有些汉族老人试图想融入这个圈子，但由于心理的不适应，极难达到心理与行为习惯的和谐统一。

　　磕头是人生中必不可缺少的礼仪之一，但每个民族的磕头仪式是有差别的。洮河流域汉族的磕头仪式一般比较简单，双膝跪地，双手握香或掌心撑地，点三次头就完成了。而当地藏族的磕头礼仪，则显得格外隆重，有“磕长头”和“磕短头”之分。“磕短头”，每磕一次头，先须站起，然后膝盖、双掌、额头须先后着地，如此反复三次。而且藏族群众的“磕长头”，就更为复杂了，是藏传佛教信仰者最至诚的礼佛方式之一，又称为等身长头，相关仪轨在其他文献中多有介绍，文章就不在赘述了。人常言，懂得放弃，才会适应。磕头，看似简单的一个人生礼仪，汉民族，特别是老人，虽在藏区生活多年，却极难适应藏式的磕头仪轨。

　　饮酒也是重要的生活习俗，在节日、喜庆活动中，待客时一般都要饮酒。饮酒开始前，GL 村汉族群众的礼俗特点是，主人一般先将第一杯酒洒在地上，以示敬神，然后主人再向客人敬酒，客人若不能饮酒，则不会端过主方的酒杯。而当地的藏民族在饮酒时，客人要双手接过主人敬酒的酒杯、酒碗后，先要用无名指蘸一点酒弹向空中，如此反复三次，以示供养佛教三宝，同时也表示对敬酒者的感谢。而不会饮酒的人，手指弹完酒以后可以把酒杯还给主人，主人是不会勉强的。会饮酒的，供奉完佛、法、僧三宝仪式之后，才会端起酒杯自己喝酒。

　　每次在藏民家里喝酒，或者邀请藏族村民到自己家里喝酒，人家们(指藏族人) 总是先端起酒杯，然后用无名指蘸一点酒杯里的酒要向空中弹一弹，这样的蘸酒动作要反复三次后才会喝酒。

　　我们在这样的喝酒场合，觉得行蘸酒礼也不是，不行也不是。蘸吧，总觉得那是藏族人的专利; 不蘸吧，又觉得怪乎乎的。有时硬着头皮蘸酒，又觉得自己的动作生硬，总是不能完全适应下来。(GL村汉族 45 岁男性移民来 DZ，2014 年 3 月 15 日)移民的汉族老人在晚年生活中也会遇到信仰困惑。老人晚年最怕的就是孤独，精神无依托。

　　我们现在的社会，由于受商业化的浸染，许多人都把对钱的追求，作为人生最大的目标，孰不知，人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会导致精神生活的失衡。

　　许多汉族地区的老人到晚年，虽然物质较丰富，却失去了精神依托，显得格外孤独。藏族老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对来生坚定不移的信念，使他们在转动经轮的同时，慢慢地疏淡了人世的物欲横流，灵魂品味着精神世界的无限宁静与幸福。

　　我们晚年也没事干，孙子们都渐渐地长大了，去上学了，也不用我们再操心。村子里的阿爷们(指本村的藏族老人) 都去“苯噶”了(意思是去念经了) ，我也不想去，所以逐渐地感觉到身边与我说话的人也少了，去看电视吧，时间长了眼睛感到酸疼，这几年也慢慢觉得有点急(孤独的意思) 。

　　(GL 村汉族 66 岁男性移民王 GX，2014 年 3 月 29日)汉族群众也信仰佛教，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仪轨、仪式差异还是很大。在修行方式上，藏传佛教倡导“渐修”，通过渐次地修行来达到脱离轮回、解脱烦恼。所以，藏族群众讲求把修行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时刻，只要能腾出手、挪出嘴就开始念嘛尼。而汉族群众则把信仰放在某一特殊时令、特殊需要时，在庙会上、在传统节日上，在子女考试时、年轻人外出时、老人生病时等等。因此，在 GL 村作为“少数民族”的这八户汉民族，在宗教信仰的诸多仪轨表现上不能与作为多数的藏族人完全一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求同存异，所以表现出的适应性困惑短期内极难化解的。

　　(二) 移民在参与村落重大宗教活动时遇到的困惑

　　洮河流域的汉族与藏族在丧葬仪式上是有很大差别的。汉族的丧葬仪式，主要请先生、阴阳(道人的俗称) ，一般不请佛教僧人，丧葬的形式以土葬为主。而当地藏族的丧葬仪式，主要邀请藏传佛教的僧人念经，丧葬的形式以土葬为主，其次有火葬、天葬、水葬等。

　　所谓的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今泛指一地方的风俗、社会习俗、道德传统等。GL 村藏族人的丧葬习俗，在本村落藏族人的眼里已经积淀成为习惯。而汉族的丧葬习俗，把它放置在藏族村落里举行，在藏族群众的眼里，会变成诸多的不习惯。

　　GL 村的藏族人家，老人去世，在家停放棺椁的这几天，一是要请卓尼禅定寺上的僧人来念经，僧人的人数多少与规格高低则视这个家里的经济情况而定。二是每天晚饭时，要请全村的小孩子到家里来吃饭，吃完饭后则给每个小孩发一个小礼品，名为“念嘛尼”，实为一种施舍活动，小孩去后只管吃，不需要真的念嘛尼。而当地的汉族人家老人去世后，在仪式上要请阴阳、先生，在财物上有施舍，但不会每天邀请全村的小孩来念嘛尼。

　　记得小时候，听说哪一家的老人过世了，放学回来就专门准备好自己的碗、勺子在家门口等，一听到大街上有人喊“念嘛尼来! ”，就飞奔着跑到那个人家，当时感觉最好的就是，吃完饭后，还有礼品，家庭困难的施主家就是一根针、一根线，条件最好的就是两盒火柴。(GL 村汉族 41 岁男性移民来 LSD，2014 年 4 月 25 日)在出殡时，汉族人家的一般只是孝子跟在棺材的后面，而抬棺材的人也只是默默地去抬。而藏族人家出殡时，抬棺材的群众一路至坟地要齐声的、反复的念嘛尼“唵、嘛、呢、叭、咪、吽”，只是音调上比平时要称重、绵长。出殡后，汉族则在家里，或其他的寺庙等地“念七”，而藏族人家则邀请全村的老人到家里念嘛尼，并且要去卓尼寺上念“大经”，以示超度亡灵。

　　记得 5 年前，村子里我们汉人的一家老人去世了，他们家又是请阴阳、先生的，又是请寺院上的僧人，把汉民的仪式和藏民的仪式都混合在一起搞，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汉族人生活在藏民地方，纯粹不加点藏民们的习惯，也好像不太好看。(GL 村汉族 63 岁男性移民王 WY，2014 年4 月 27 日)从王姓老人的这段叙述，可以感觉汉族移民在这些丧葬仪式中，放弃与选择的困惑。

　　“坐墩巴”是洮河流域藏族村落里每年必须进行的一项斋戒活动，意在提倡节俭、戒杀生，祈祷村落里一年风调雨顺。GL 村里的“坐墩巴”时间为每年农历四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地点在村落中央的“苯噶”的佛殿里。“坐墩巴”者一般都在四十五岁以上，而且以女性较多，斋戒以三天为一个周期。具体介绍参见拙作。

　　期间所有受斋戒者，都要跟藏传佛教僧人念经，还要在家里和在“苯噶”里磕长头，吃饭以藏式的奶茶、酥油、糌粑、油饼为主。坐墩巴的斋戒仪式是有一整套的宗教仪轨的，他对村落里每户中年以上的男女性群众有要求，这给很多汉族移民出了个难题。但这又是全村落的集体宗教仪式，汉族人中年岁较长的也不得不去参与，只能去慢慢适应。调查显示，在这一整套的藏族宗教活动中，汉族存在的困惑在于，对原来生活习惯与信仰的放弃; 对新的一整套藏传佛教仪轨的学习，在学习中对周围眼光的适应问题。

　　三、移民在参与村落世俗活动时遇到的困惑

　　农村移民和城市移民之间的差别很大，城市是一个陌生人共存的社会，邻里之间可以不相往来，且能生活自如。而农村，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联系会更加紧密，有时人们之间的交往会产生深厚的情谊，有时也难免产生矛盾。GL村本就是一个小的乡村社会，汉族移民在日常的各种世俗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的适应性困惑。

　　(一) 移民在村落日常世俗生活中遇到的困惑

　　洮水流域的汉族村落，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兼养骡子、猪、鸡、鸭等少量家畜、家禽。而藏族村落的生产方式则呈现半农半牧的形态，尤其重视牧业生产。GL 村的汉族移民，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必须先要学会牧业生产。因此，汉民族在较大规模的马、牛、羊牧养，在吃草的牛群堆里挤奶、打奶、制作奶制品等方面都遇到了许多适应性困惑。尤其是，牧区藏族人与生俱来的对草原的热爱，对马、牛、羊养殖的亲近，这是迁移到 GL村的汉民族几代都无法真正适应的问题。

　　在 GL 村，基本的交流语言便是藏语(属洮河流域的藏语，与安多藏语间差别很大) ，刚入 GL 村的第一代汉族迁移户，由于年龄等诸方面的原因，已经无法更好地学习藏语，更是无法流畅的用藏语交流，因而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代的汉族迁移户总觉得不能和村落里其他藏族村民之间很好地交流，可以说，语言交流上闹了不少笑话。由于语言交流的困难，进而影响到人与人的相处。服饰方面，藏汉族的服饰差别很大，特别是女性服饰，汉族妇女梳两根辫子，然后把它盘在头顶，然后戴一顶白帽，周边要露出头发，然后别上许多银饰，据说这与明朝江淮地区的汉族妇女着装很相近，［4］(P． 754)一眼就能辨认出藏汉妇女的差别。而GL 村的藏族妇女对汉族妇女的这种服饰也看不习惯，总觉得不美。汉族妇女也感觉自己的穿着在集体活动中格外惹眼，有时很自卑，甚至不愿参与集体活动，特别是本村的节日活动。

　　乡邻之间相处，难免会发生矛盾。这也是 GL村八户汉族迁移户在生活中最担心发生的事情。

　　那是 1984 年的盛夏，自家的房屋后长满了蒿子，一到下雨天，雨水无法顺利外排，全部灌倒土墙根了，严重威胁到卧房的安全。于是，我在一个天晴日，就去房后铲除这些蒿枝。忽然屋后这家的男子在其婆娘的唆使下，就来跟我骂仗，理由是铲除的蒿枝地范围太宽，铲除的蒿枝搭到了他们家的菜园边上了。当时就骂我是“迁移户”，让我们搬出村里。我也很生气地说，“你给我把政府的迁移证开上了，我就搬，这不是你家的土地，是国家的，你没有权力让我们搬走。”那次吵架虽然过去多年了，跟我吵架的那个人也已经过世，但每当别人提及“迁移户”这三个字，我就“犯病”。(GL村汉族 69 岁男性移民张 CS，2014 年 5 月 8 日)因生活琐事，邻里之间吵架是难免的事，张姓老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别人揭短，骂“迁移户”，就是暗示自己的根不在这里，说以总觉得不能理直气壮地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生活在 GL 村的汉族移民的子女在成长中，必然会与当地的藏族小孩产生各种各样的交往，由于在民族、语言、生活习惯上的差异，难免也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困惑。这些困惑首先在大人的督学方面。

　　记得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只要不认真写作业，我的阿妈就开始唠叨了，“娃娃啊! 你不好好上学，将来去哪里呀? 你不要和村子里的其他娃娃比，人家们在这里有田地，考不上学了，还可以回来种自家先人种的地，而你一个“外来户”娃娃，先人又没给你在这里留下半分地。”每次我不好好写作业、不好好复习，我的阿妈就反复唠叨这句话。于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就反复在脑海里加深一个印象: 自己是“外来户”! (GL 村汉族 42岁男性移民王 JX，2014 年 5 月 28 日)如此看来，“外来户”的标签，主要还是自己给自己贴上去的，第一代移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自然会遇上种种的不适。同时，又把这种不适应的理由灌输给自己的孩子，认为目前所遇到的困境不是自己不适应环境，而是自己无法逃避这个环境。觉得自己这一辈已经没有能力走出去，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去。因此，用“外来户”的种种不利，激发孩子，敦促孩子认真学习。

　　据笔者在 GL 村长达一个月的调查，发现这些移民的成年男性，由于感觉自己的根不在此地，所以在日常的为人处世上也显得格外小心。

　　自我 15 岁来到这个村子里，我就特别能吃苦，全村的安装电灯、拉电线，还有套牛车的车轮、上车条的活几乎是我包干，后来甚至哪一家的缝纫机出问题了，也来找我，我几乎没有拒绝过，也从不求什么报酬，只希望能在这个村子里换个人气，安安稳稳地待着。每逢全村的节日，村里的同龄人也因为饮酒，有时大打出手，我也是不喝酒，因为自己势单力薄，害怕因此受欺负。同时我也日常告诫自己的孩子，出外了尽量不要惹人家的娃娃，也不要惹其他事，因为咱们是没“根”的人，要小心谨慎地处事才好。(GL 村汉族 67 岁男性移民王 DZ，2014 年 6 月 29 日)(二) 移民在参与村落重大世俗活动时的困惑。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子女的婚嫁即是一件大事。相关婚事的准备基本要在半年前、甚至一年前展开。GL 村某一个家庭子女婚嫁，距举行婚嫁之日前半个月，家中长辈要在家里宴请每户沙尼的长辈，当地汉语叫“攒(音 cuan) 沙尼”。在宴席上要安排所有与婚嫁相关的服务事宜，如请亲戚、采购、接待以及其他具体事宜都要安排妥当。另据笔者在 GL 村子里的调查，有关“攒沙尼”事宜，属大姓氏的家庭一般都是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宴请的都是亲房沙尼，所安排的任务与第二次宴请所有沙尼时安排的任务是有差别的。

　　像在娃娃结婚、“打发(为洮岷方言，意为出嫁) 丫头”前的“攒沙尼”吃饭，先攒的是亲房沙尼，后攒所有沙尼。第一次攒沙尼，主要是给亲房沙尼们安排迎亲队伍的人员(一般都是由 5 人以上的年轻妇女承担) ; 丫头出嫁时安排陪送的“阿舅”(一般在 15 人以上) 。被安排了的人家，则作为一种荣耀，在娃娃娶亲、“丫头打发”的那天，妇女们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光鲜，为的是给这家亲房沙尼衬个面子，好在全村人面前、甚至送亲来的队伍面前有个面子。没有被选上的沙尼妇女们在迎娶这一天也不会刻意打扮自己，她们主要是承担各种劳务。(GL 村汉族41 岁男性移民张 CL，2014年 7 月 10 日)当笔者问及，你对他们的前后有差别的两次攒沙尼，有啥心里感受时，一位王姓汉族移民说:虽然听到了悄悄“攒沙尼”的事后，心里一时半会也不是个滋味，但反过来想，人家的(这里指GL 村的藏族) 婆娘们和我们的婆娘们的服饰本就不一样，我们和他们本来也没什么亲戚关系，在像娃娃结婚、姑娘打发这样的大事上，人家们先叫自己的亲戚，那也是很正常的。当然，好在当我们自己的娃娃结婚、丫头打发，邀请本沙尼的所有成员帮忙，无论哪一方面的，他们一般都是答应得很爽快。(GL 村汉族 66 岁男性移民王 DL，2014 年 7月 17 日)选村长，自改革开放以后，GL 村的村长已换了三届。最近的一次换届是在 2011 年秋，由于前任申姓的队长申 LMJ 不作为，导致民怨很大，村中年轻人中正在酝酿撤换队长的事宜。恰好在一天晚上，村头一家的牛被偷，由几个年轻人动员全村青壮年夜里找牛，结果牛还是没有找到，最后演变成换届、选举队长的事件。最后，新任村长的候选人就在村落里两个大姓姓安和姓包中的“沙尼”中产生了，实质上也就是这两个大姓的沙尼之间在进行利益争夺，最后安姓的一个青年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这两个包 DG 和安 PP 候选人，都有自己的亲房“沙尼”们在支持，由于他们两人所支持的沙尼人数差不多，而且村子里其他人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看法也不相上下。第一次投票，两人票数相等。

　　在第二次投票前，候选人安 PP 的父亲就请村里的阿爷们喝酒，进行事先拉票，结果在最终的投票中获胜。最后一次的投票我也没有参加，那是人家们的事，与我们这些“外来户”也没多大的关系，再怎么投票也没人给我们投。(GL 村汉族 38 岁男性移民王 TS，2014 年 8 月 29 日)调查显示，在 GL 村的重大世俗事务中，“亲房沙尼”与“互助沙尼”的意义是有所区别的。在村长的选举中，“亲房沙尼”的多少，直接决定了选举的结果; 而“互助沙尼”们甚至有点被边缘化了的感觉，他们只能依据候选人的综合能力去投票。

　　“互助沙尼”在其他世俗事务中，去帮助别人，同时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完成了生活中的一些个人无法完成的重要事务。

　　四、移民在遇少数民族享受国家优惠民族政策时的困惑

　　自建国以后，党和国家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相继出台了许多优惠性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少数民族有时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在 GL 村，这 8 户汉族却成了“少数民族”，与当地的藏族相比，无任何优势可言，但从民族的概念区分，他们确实是汉族，而且也不能享受国家优惠的民族政策。

　　(一) 汉族移民在他人享受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时的困惑
　　
　　1999 年 3 月 28 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9 年 9 月 2 日甘肃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实施 ＜ 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 ＞ 变通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第四条，“夫妻双方是国家干部、职工或者其他非农业人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按计划予以批准: (一) 夫妻一方是藏族的; (二) 第一个子女经县以上医院确诊，州、县、市病残儿鉴定组鉴定、复诊后，确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农牧民的，提倡生育一个子女，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 第二款，“牧业乡、林业乡的藏族提倡生育一个子女，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合理安排第三个子女。”

　　与上述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优惠的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其他汉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城镇居民、干部、职工一对夫妇只准生育一胎，农村最多只能生育二胎。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优惠力度可见一斑。该《规定》附则中明确了像卓尼县的 GL 村就属于该《规定》第五条的适用范围之列。相比，GL 村的藏族家庭，一对夫妇按政策可以生育三胎，而汉族家庭最多只能生育两胎。邻里之间的差别，是这八户汉族群众所感受到的最大的无奈与困惑。

　　(二) 汉族移民在民族考生享受加分优惠政策时的困惑

　　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还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子女接受教育方面，特别是体现在建立专门的民族院校，在一些普通高校又开设民族班，增加民族类的文化课程，并且对少数民族学生，参加各类考试时享受加分优惠。特别是在高考中，享受加分方面的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视情况可以酌情加分。以甘肃招办公布的“2014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例，汉族学生的二本线理科 459分，文科 499 分; 民族院校民族班，本科理科 395分，文科 430 分。普通线和民族线，理科分差为 64分，文科分差为 69 分。而且，每年各类型的大学生毕业就业考试，其加分分值也多少不等，如每年7 月份举行的“三支一扶”考试，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考生加 5 分，而当地的汉族考生则不享受加分优惠。以高考为例，作为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同一地区出生、成长的汉族学生，并且与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享受着同样级别的教育资源，这部分汉族学生无论如何也考不出高于少数民族学生70 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因而在这一系列优惠的民族政策前面，许多汉族家长只得表示出些许的无奈与困惑，有些也只有督促自己的子女刻苦学习，有些学习差的汉族学生也只有自暴自弃。像 GL村的这 8 户汉族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与升学过程中，其成绩与当地的藏族学生大致相当，却无法享受优惠政策。因而这 8 户的汉族家庭子女中，近20 年来，大中专院校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只有 2个，远低于本村的其他藏族家庭。

　　有鉴于此，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各族群众，地方政府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应考虑到同一地区的整体扶持政策，应推行整体发展战略模式。让国家的民族政策惠及民族地区的每一个民族，也包括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地区的汉民族。同时，从政府层面上，对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群众，无论是在政策引导上，还是在教育培养方面，都应倡导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认同上，不应过多的给他们分类、贴标签。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上述的尴尬、混乱与困惑，也可以减少民族间的矛盾。

　　五、余论

　　调查显示，移居到 GL 村的这部分汉族人，与当地的藏族人在长期的相处中，也未受到藏族人的任何实质性的排挤，总体而言，大家都能和睦相处。而且，GL 村的藏族人也是乐于吸纳这部分汉族移民户，作为自己“沙尼”的新成员，因为这部分汉族移民也带来了藏族人所缺少的东西，如对某些技能的掌握。每逢节日，汉族妇女能做出花样特别，且可口的饭菜，做出色香味俱佳的各式各样的馍馍。藏、汉族大人、小孩子之间也并无明显的偏见，这些汉族移民户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已加入到了藏族同龄人组织的好友圈。这些汉族移民的小孩子也能与本村的藏族小孩一块玩耍、快乐成长。

　　GL 村的 8 户汉族移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诸多适应性困惑，主要根源是因为，作为移民，由于自己的祖先在别处，大部分亲人也在别处，当地或者附近村落也并无亲戚。原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都与当地藏族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总是觉得生活在别处，觉得失去了自身的根文化，从而造成了心里上的许多焦虑与不安。这部分汉族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做事也好，与村中其他藏族人交往也好，有时又处处谨慎、自设围墙。

　　这一系列的汉族移民的适应性问题，在洮河流域的其他村落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当少数民族移民到汉族村落中，也会遇到不少类似的适应性困惑。因此，解决相应的移民的适应性困惑问题，少不了地方政府的参与与协助。首先，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应施行优惠政策的涵盖性原则，让惠民的民族政策惠及到生活在同一地域、同一起跑线上的每一个民族的群众中，切忌有差别性地对待; 其次，地方政府要引导当地的土着民众，对这些移民要多给予心里上的关照、安慰、呵护，不要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这部分移民; 作为移民，也应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共同生产生活和相互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彼此的感情。

　　参考文献:
　　［1］卓尼县志编纂委员会． 卓尼县志［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2］赵利生，谢冰雪． 扩大的家族———藏族民间组织沙尼调查［J］． 民族研究，2009(2) ．
　　［3］王晓云． 微型化了的寺院———藏族村落中“苯噶”调查［J］． 西藏研究，2014(2) ．
　　［4］临潭县志编委会． 临潭县志(2001 ～ 2006)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5］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实施《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变通规定［EB/OL］．(1999 － 09 － 02)［2014 －10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