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的始祖传说又称为建国传说，就文本载体而言，于文献首见于《魏书·高句丽传》，于碑志首见于好太王碑；就创作时间而论，好太王碑更早，《魏书》略晚；就记载内容而言，好太王碑相对简约，而《魏书》则比较丰实；就记录的撰写者来说，好太王碑属于高句丽官方文献，《魏书》为中原史家采信而书。

　　比较好太王碑碑文和《魏书·高句丽传》内容，不难发现，高句丽始祖的传说经历了建构与再建构的层累。就内容而言，二者都是虚实杂糅，这也符合传说的一般特征，就实质内容而言，二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好太王碑言朱蒙出自北夫余，而《魏书》言朱蒙出自夫余。如何看待这种层累？建构与再建构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本文试从高句丽不断蚕食夫余领地并为之建立合法性的角度讨论好太王碑和《魏书·高句丽传》中始祖传说内容的变迁。

　　一、好太王碑中始祖传说的建构及其对应的现实需要

　　高句丽人自身流传的“始祖记忆”载体，首推好太王碑，该碑是高句丽长寿王谈德为其父好太王树立的纪功碑，立于公元414年（东晋安帝义熙四年、高句丽长寿王二年）。

　　好太王碑今天依然矗立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太王乡，到过实地考察的人都能感受到这通碑的高大、雄伟，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起于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刻立这样的一座丰碑是一件多么浩大的工程。长寿王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为其父立此巨碑，真的仅仅只是铭刻乃父功勋吗？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社会记忆的工具，其最早的功能主要是用于叙述统治阶层的祖先谱系、功德，强调其神圣性和合法性。创造文字也罢，借用文字也罢，统治阶层对文字的使用，对内首先表现为与被统治阶级的区别，对外也起着与尚未有文字部族的划界作用，即一种文化优越性的宣示。高句丽使用汉语作为官方文献用语，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标志和文化宣示，因为彼时汉文化就是最高的文化形态，汉字就是这种文化形态的最直接表征。长寿王时期选择树立这样一通石碑表明，经过先前数代王之经营，高句丽王国已发展到了一定规模，需要一个特殊的手段来统合土地和人口。历史经验表明，建立谱系，并树立一个永久性纪念物，是强化和维持此种“群体记忆”的有效手段。族群认同意识往往籍此共同的祖先谱系、共同的重大事件记忆而建立或强化。现代人类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人们述说本族群的起源历史，便是一种习行，也是一种社会表征，与之对应的社会本相便是其族群认同。人类族群认同蕴含着两大因素-共同血缘与空间资源。为了共享与垄断资源，一群人凝聚在共同血缘（共祖）想象之下，这便是人类族群认同的本相。”

　　①另外，在好太王碑中出现了“太王”的称谓、出现了“永乐”年号，都说明最迟在立碑时代，高句丽国家组织在进行一个重大转变，其正在依照中原政权模式建构自己的王国，建构祖先谱系本身似乎也表明，不管是高句丽王国还是高句丽族群，正是实质建立在此时。

　　好太王碑第一部分内容既是有关祖源记忆的“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

　　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後造渡，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履龙页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沓至十七世孙，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扫除不,庶宁其业。国富民殷，五谷豊熟。昊天不吊，卅有九，晏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於是立碑，铭记勋绩，以示後世焉。”

　　②关于始祖传说，我们可以读取的基本历史信息为：人物：邹牟，血缘：天帝与河伯女郎之子，地缘：来自北夫余，活动舞台：夫馀奄利大水、沸流谷、忽本西。父为天帝、母为河伯女郎，这当然都是自抬身价的虚妄之说，不管是天帝、河伯，还是剖卵降世，都非高句丽首创，而在夫余甚至再溯及中原自有其流传渊源及各种变体，高句丽始祖传说存在着明显的移植，这早已被研究者们所证明，此不赘述。除了神性的攀附外，大概可以认为其父母来自两个不同的部落或者氏族，一如后世之青牛白马传说，一般也认为是两个氏族的结合。显然，“天帝、河伯”为虚指，“北夫余”似为“实指”,对此即便不结合其他史料，我们也可以根据民族学、人类学的一般常识认为，邹牟不管是否真的出身自北夫余，但他活动的舞台一定和夫余有着重合或关联。

　　对于始祖传说里强调“夫余”,我认为，既要分析邹牟实际生活年代的真实因素，也要考虑立碑年代前后高句丽内政外交等因素。考虑到碑（其他文字材料也一样）是留给当代人或者后代人看的因素，后者显然更具合理性。好太王在位20几年，高句丽的版图和人民在其手中迅速扩大，因武功赫赫而又被称为广开土王。对照碑文结合其他正史材料，不难发现，其主要“武功”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由高句丽腹地南向朝鲜半岛扩张，进入原汉乐浪郡地区，并进而南拓侵夺原百济、新罗属地、进而与北进之倭发生战争，并战胜之；二是向北、向东蚕食鲸吞原夫余王国属民属地。

　　关于夫余王国，《三国志》载：“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今夫余库有玉璧、圭、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

　　③我们知道它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自二世纪建国直至公元5世纪末灭亡，一度是东北地区文明程度最高的王国。在此期间，东北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建立的各种政权，几乎都受到夫余的影响，一些或者直接脱胎于夫余，或者建立在夫余渐僵渐死的躯壳上。夫余王国深受汉文化影响，在夫余强大期间，周邻部族政权受汉文化影响都间接来自夫余，典章制度也都象宪夫余。换言之，夫余曾充当当时最先进文化--汉文化传播的中转站。

　　夫余系始祖传说来自中原，高句丽始祖传说移植自夫余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夫余在古代东北地区的影响。夫余的强大文明，很自然地使其传统成为在其周边或在其躯壳上诞生的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高句丽、百济王族编织自身体系时竞相与夫余王室相接，是一种基于现实合法性的攀附，因为其部众、土地的相当一部分都原属夫余。急剧扩张中的高句丽显然更需要这种“顺理成章”的统治合法性，刻碑传世更显示出了“教化整合”的必要性。从《三国史记》看，在高句丽早期各王的对外关系中，夫余占很重要的比例，这也表明，高句丽早期扩张的土地，就是夫余故地或者领属于夫余周边部族的土地。而好太王前后恰是高句丽侵占夫余属地最多的时段，据好太王碑记载：“廿年庚戌（公元410年）东（北）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城骈首归服。

　　王赦宥，均追念王恩普处，于是旋还。”此段内容显示，好太王时期攻打夫余，即以“东（北）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为由强调其正当性，当然，这种正当性也许是后来由长寿王立碑时赋予的，但不管怎样，都表明高句丽在侵削夫余的过程中，始终着意建立这种正当性。

　　“北夫余”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被纳入高句丽版图的，即便“北夫余”此时尚存，把王系追溯到“北夫余”,对于以后继续占领“北夫余”属地也是有好处的。当然，邹牟可能也确实出自北夫余，但着意强调“北夫余”,也表明了这种“强调”在历史真实以外还有更深的现实意味。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后，其统治者构建王系族源时往往宣称自己是黄帝、或者炎帝后裔，其目的不外乎宣示自古以来的正统，也即强调其合法性
　　
　　二、《魏书》中始祖传说的再建构及其对应的现实需要

　　在中国正史中，在《魏书》以前的高句丽传中，是没有始祖传说的。《魏书》成书于公元6世纪50年代北齐天保年间（550-559），比之稍早一点的《后汉书》写就于432-445年间。《后汉书·高句骊传》中并无始祖传说内容，而且从以后的历代史书的内容看，中原王朝史官无人知晓好太王碑的存在，更不知其碑文内容。史官们记载的高句丽始祖传说应是来源于高句丽使臣的讲述。单纯比较《后汉书》和《魏书》高句丽部分的内容，可断定始祖传说应是在445-559这百余年间传入中原的。

　　今天我们知道，好太王碑立于414年，据此可推断此前高句丽始祖传说已然被创造出来，当然也不排除就是此年被创造并经“官方”公布的。好太王碑立碑13年后，即427年，长寿王将高句丽国都由国内城迁到平壤，此后的中原使者不知道好太王碑的存在也很正常。综合前面的分析，再结合正史有关叙事，高句丽始祖传说进入中原的时间最可能的时段是在北魏孝文帝（467-499）期间。

　　因为在此期间，摄于北魏兵锋之盛，高句丽与北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朝贡、朝觐不断，执藩臣之礼最恭，可谓“动静以闻”.就《魏书·高句丽》传有关始祖传说的内容与好太王碑比较，显然高句丽人在414年之后，对始祖传说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魏书·高句丽》的记载为：“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上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纳衣，一人着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④用文本比对的方法不难看出，高句丽王系相较于好太王碑的“出自北夫余”,到了《魏书》这里已直接变为“扶余王子”,朱蒙之父也由好太王碑的虚指为“天帝”,直接明确为世俗人间的“夫余王”,好太王碑中的“剖卵降世”也被做了具体的诠释，变得更加生动传奇。好太王碑中的朱蒙仅仅是因为是河伯外孙而能“连葭浮龟”,《魏书》则增加了善养马、识马，精通射术、有威望能服众的内容，总体上就是加强了朱蒙作为军事领袖的形象。“着麻衣、纳衣、水藻衣”等3人的加入，也隐喻了征服者集团的形成。

　　前文已述及，《魏书》中的始祖传说当来自于高句丽使者的讲述，也就是说，好太王碑树立之后，高句丽又对始祖传说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在完善的过程中，朱蒙的父亲发生了变化，母亲一直未变，临河遇险并神奇化解的内容未变，很可能也昭示了高句丽建国之初和某条江河的密切关系。按照，文本（书写的、讲述的）是让当世人或后世人相信的原则，我们很自然会问这种增删变化的原因和动机何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分析始祖传说再创造年代的内外形势。前面谈到，《魏书》中始祖传说最可能在467-499期间传入中原，也就是说高句丽人再创造始祖传说的年限范围可框定在414-499期间，此一期间正是东夫余走向覆灭的时间。根据史书记载可知，到5世纪末时，夫余已严重衰弱，而高句丽则国势日盛。此时，勿吉也逐渐在东北地区兴起，据《魏书》记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去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其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诏敕三国同是籓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大约在北魏初期，勿吉开始大规模进攻夫余，无奈之下，夫余王及妻孥于公元494年二月，以国来降于高句丽，当时是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

　　早在公元470年，高句丽曾大举入侵夫余，此役“破城54座，村落1400个”,极大地削弱了夫余的实力，为夫余日后灭亡埋下了伏笔。显然，如同北夫余灭亡前后，高句丽宣称其王系来源于“北夫余”一样，在夫余全面灭亡之际，高句丽将王系强化为扶余王子，其用意是明显的，即获得全面领有夫余故地的合法性，既安抚夫余旧民，也是杜绝周邻觊觎，更谋求中原王朝承认。高句丽使者把其国始祖传说介绍给中原政权，本身也可能含有希望中原政权承认其合法“继承”夫余全地的意图在内这里可以大胆做一种推论，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创造与再创造与高句丽侵夺夫余旧地是密切关联的，好太王碑中的始祖传说构建于北夫余灭亡前后，载之以《魏书》始祖传说则再创造于东夫余灭亡前后，其一致的目的在于建立对占有夫余旧地和征服夫余旧民的合法性。

　　[注 释]

　　①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②耿铁华释文，见《好太王碑新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三国志》卷30《东夷传》“夫余”条。
　　④《魏书·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