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期间，内藤湖南先后写就了《所谓日本的天职》、《地势臆说》和《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三篇社论，以“文明论”来阐释他的“天职论”.内藤批判了当时日本舆论界关于战争的两种论调：“和好派”（友好论）和“作纵横之谈者”（征服论）,认为它们都是为了日本的“一己之利”,为此他提出了“坤舆文明”这一概念。他说“在坤舆之内封疆区划，各自为国。每个国家分别发挥自己的特色，最终成就坤舆文明的辉煌”①,因为从自然机制而言，“坤舆文明”是有余与不足互相弥补的，这也是世界文明“他者所为”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他又认为须得从“文明大势转移的方向”上来看待“坤舆文明”,“埃及、亚西利亚、印度、波斯、菲尼斯亚、希腊、罗马相继而起，亦可谓应天受命。它们皆当其时时，人道与文明是最为有力的宣扬对象，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又可以见到它们都为尽其责而出力。文明中心所以与时移动，其原因即在于此。如今似乎又要有一场大的移动，有见识的人其实早已明了其中的关键，我们将受大命于此也”②.日本将受怎样的“大命”呢？这就是内藤所谓“日本的天职”.内藤说“日本的天职不是以西洋文明为中介传给中国，再弘扬于整个东方，也非保持中国陈旧的东西尔后传给西洋，而是让我们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行天下，光被坤舆”③.由此可见，内藤所谓“日本的天职”在文化论的意义上，具有涵容与拒斥的两重性，具体而言：

　　其一，日本文化脱却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内藤看来，中国文化绝对不是日本文化的决定基因，他用“盐卤”与“豆浆”的关系来比喻中日的文化关系。他说“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④,而且他还声明日本抵御了蒙古的铁骑与对宋学的吸收，是日本文化独立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并且对日本近世文化的形成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如内藤所说的“日本对中国据理直言，这是自蒙古侵袭以来流行的”、“对外国实行思想独立、文化独立”⑤.这话内藤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神风”虽然可以帮助日本抵御蒙古的侵袭，但日本却不能自外于以东亚经济文化圈。尽管怀良亲王柔中带刚的外交辞令逼退了明朝的招抚，但其后足利义满不顾政治上的“自降”,遣使“聘问上邦”,接受明帝册封，虽说是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而不得不交好于明，然而这同时也表明日本意欲断绝和中国的往来也是徒然。至于在文化上，儒学东传日本后，经过日本历代知识人阐释和传播业已成为“日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知内藤所谓的“思想独立、文化独立”的底气从何而来？但是从民族自立的意识上而言，内藤的这一思想文化独立的诉求其实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体现，因为思想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灵魂寄托之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得从江户时代的国学入手。日本近世的国学被界定为是日本知识阶层为了“自我认识、自我再现、自我同定的学问⑥”.它一个最主要的文化使命就是“发现日本”,确立日本人的“同一性”.国学者们致力于“观摩古典，提倡古道，探究与阐发民族精神⑦”,他们“或是通过排除中国的语言和思维来明确所谓日本古代以来的事实，或是通过阐明日本古代以来的事实而排斥中国的语言与思维”⑧,从而建立了愈加“纯洁和彻底化”了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⑨--大和魂。内藤在《近世文学史论》中采用白描的手法描摩了日本近世国学发展的历程，当然内藤并没有着意于国学精神内涵的提炼，他的用意在于说明关西文化的余绪滋育了国学的成长。国学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以复活古代日本文化记忆为目的的，因而也可以被称为古学。就日本而言，能够保存有古籍和古道的只能是长期作为日本国都的京阪一带的关西地区。尽管应仁之乱摧残了京都文化，但文化生命力并没有割裂，因而当德川家康结束了战国争雄局面以后，作为保有日本传统文化精髓的关西地区成为催生日本近世国学的重要力量。尽管日本近世的文化中心由关西地区转移到了关东地区，但在这个过程中，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这一始自关西文化的根基一直支撑着关东文化中心的成长。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在文化上已在没有“他者化”中国文化认知的必要，也就是说日本觉得自己已经在文化上与中国文化产生隔离，或者是日本自视为一种迥异于中国文化的新文化形态，是一种依附于欧美文明的具有东方意味的先进的文化形态，这也是欧化派们能够高呼要求“脱亚”的思想根源。这样，日本就走出了否定与排斥中国文化以彰显自己特色的传统之路，而是以与西方文明结合的疏密程度作为评判先进与落后的标准，预设了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征服的前提。内藤以日本临御东亚之姿来看待中国，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就是那时内藤最好的心理写照吧。

　　其二，东方文化优于欧美文化。就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西方文化能够强势进入东方，就已显示出了它外扩的文化特质，在这一点上，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则显得相对内敛和好静，甚至连集外来文化之大成的日本在近世也呈现出闭关的状态，尽管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出现了“雄飞海外”的野心，也只是将虎视的眼光聚焦在东亚大陆的朝鲜和中国。与清朝的衰颓的国势相当，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遭遇到武力叩关的困境，同样是败在了西方文明的炮火下。然而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应对显得要比中国轻灵许多。

　　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遣由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一百多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欧洲和美国，一方面是为了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是考察欧美各国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他们深入欧美各国社会状况，广泛接触社会各个阶层，考察了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各种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纸和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⑩.通过岩仓使团的成员亲身体验，日本业已为西方文化所折服，这更加坚定了它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步伐。随后，“明治政府开始有系统地雇佣外国顾问，他们请德国专家组织新的大学和医学院……德国学者路德维希·里斯（1861-1928）在东京大学设立一个史学研究机构。美国顾问帮助建立农业站和全国的邮政。在北海道开发中，霍勒斯·凯普伦是高级顾问。拉特格斯大学的默里于1873年被邀到日本帮助建立小学校制度。作为外交顾问，史密斯教给日本人一套外交技术。英国的顾问则活跃在铁路发展、电报和公用事业方面。海军几乎完全是以英国制为基础，陆军则依靠法国的教官。……日本甚至还请来意大利的画家和雕塑家来介绍西方艺术”,一旦日本的国门打开，它就毫不迟疑地奔向西方，就像隋唐时期大量吸收中国文化一样，在社会上掀起了欧化风潮。

　　面对西方文化的涌入，如何处理日、欧文化的关系成为人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重大的时代，因为它关乎着日本未来发展走向。福泽等人主张“脱亚”,完全投入到西方文明的怀抱中，福泽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因此“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彻，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的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仿效西洋，有的就想发愤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此。”

　　很显然，作为“半开化”的日本要想与“西洋并驾齐驱”就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对此，内藤认为“西方学术输入日本已二十余年，世人往往所仰慕之大学，也仅是中转之所，生吞活剥，只是向日本转售西方文明而已”.在这里福泽与内藤代表了近代主义与国粹主义在日本文化观上的差异。近代主义者认为日本要想赶上或超越西洋文明，就必须“弃旧从新”,而内藤则认为这些所谓的“西化主义主义者”只是学到了西方文化的皮毛，而要实现时下日本的“天职”是不能依赖这些人的，因此他号召“在野学者”“及早赴亚细亚大陆探检，搜集学术新资料，于学理之上，尝试发奋创立新说”,以呈现具有“东方学术特色”的“新极致”,用东亚的文明来应对东亚地域内的冲突，以阻遏西方文明蔓延的趋势。内藤最后指出“夫（日本）南向有原田孙七郎、山田仁左卫门经略之迹，北向有间宫林藏跋涉之地，西向有丰太阁（丰臣秀吉）筹划并吞之国，风化所及，当此时运，而大学者对新文明先声却意兴阑珊，今日我辈学者不是自划疆界就是将其职分推诿给后辈，而奉行中国尽人道之天职，若因此而犯一日怠慢之咎，则终不能被宽恕”,这才是内藤“天职说”最后的归宿。

　　围绕甲午战争，内藤从“地势移动”与“东西文化竞胜”两个维度上来论述日本未来。就“地势”而论，东亚文化中心自中世以来即已呈现出东迁的趋势，而近代以来这种趋势不仅加快而且业已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正在从中国移往日本，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尽管日本假借欧美文明之手打败了中国，然而在文化上，欧美文明在东亚并无先天的优势，更何况欧美文明也仅仅停留在日本的表层，这样在吸纳了欧美文明而创生的具有“东方学术特色”的“新的文明”将是抗衡欧美文明殖民东亚的新生，这就是日本的“天职”,当然也是日本在东亚的职责，“若犯一日怠慢之咎，则终不能被宽恕”.概而论之，内藤日本近世文化的表征体现了文化扩张的特性。在文化上，他绍承江户中叶以来日本思想界探寻日本文化自立的遗命，在历史检索的过程中，他以动乱的南北朝时代作为日本文化自立的起点，其原因一方面是“神国”意识的萌生，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的平民化趋向。到了近世日本国学者那里，以复活古代日本传统为主要手段的文化主义，奠定了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展开了对中国文化的疏离与否定的作业；到了明治时代，国粹主义就成为最有效的抗衡欧化主义的工具。尽管内藤在文化上并没有要斩断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反而更多的是在强调中日文化同属性，但是人们不要忘记内藤是有深刻用意的--这就是他“文化中心移动说”,主张一个东亚新的文明中心--日本正在形成，这是时代赋予日本的“天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日本才获取到能与欧美文明角逐的力道。在现实上，甲午战争的爆发，与其说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不如说是东亚传统政治生态的终结。日本自认为开始了其宰制近代东亚诸国命运的时代，当然中国的因素显得越来越微弱，而与日本直接交锋的是带给日本进步的欧美诸国，这就使得日本必须从东亚的视角来应对欧美列国的挑战。内藤对中日战争保持一种异乎寻常平静的心态，认为这只是东亚内部的“情报误判”,而不涉及文化形态的高下，更重要的是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同属性，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日本的领导下才具有反抗西方文化殖民东亚的能力，这是“地利”赋予日本的“天职”.

　　因此内藤认为日本的近世文化它是兼具东西方文化形态优势集合而成的“坤舆文明”的“新极致”,不仅东亚文化要受它节制，就是取代欧美文化也不是不可能的。

　　[注 释]

　　①小野泰：《内藤湖南与同时代--围绕日本的天职论》，《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②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一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第130页。
　　③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第135页。
　　④内藤湖南着，储元熹、卞铁坚译：《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页。
　　⑤内藤湖南着，储元熹、卞铁坚译：《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