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在任何一个社会的重大变革之际，围绕要不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各种社会思潮总是应运而生，力图影响改革政策和发展走向。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调控各种社会思潮，是改革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由于苏共对社会思潮失控，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和社会的思想混乱，从而亡党亡国，教训十分深刻。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思潮多元化的背景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马克思主义牢固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很难产生并发展。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集权体制的批判，苏联社会进入“解冻”年代，苏共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趋于放松，人们的思想禁锢有所解除，西方思潮也开始涌入，苏联社会上下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新的社会思潮开始萌生并扩散，包括“解冻文学”的出现、人道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讨论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人道主义思潮进一步有所传播。但是总的来说，苏共还是把“解冻”控制在一定范围程度内，对意识形态的管控相当严格，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很难流行。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改变了长期以来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政策，为社会思潮多元化创造了政治法律环境。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针对苏联社会的停滞、僵化，立即着手推行激进的改革，推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改革举措。他认为，发扬民主是“国内政治中的一项根本任务”，民主是“改革的实质”，而发扬民主的前提是“公开性”，“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因此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使“公开性”“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民主化”和“公开性”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考，也为敌对分子大肆批判苏联历史和现实提供了方便之门。在此基础上，戈氏又提出了利益和意见“多元论”。他把“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为苏共三大“革命性倡议”。把多元论引进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导致人们的思想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出笼。“没过多久，人们几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方有关专家都感到吃惊。”

　　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也趁机出台，并利用苏共过去的历史错误大肆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

　　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日渐式微，为苏联社会思潮多元化提供了社会环境。苏联模式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1970年代后，其弊端开始显露。在经济方面，从7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1－1980年、1981－1985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3%、3.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9%、3．1%，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8%、3．7%。

　　为了改变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停滞现象，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结果是使苏联经济跌入了危机的深渊。1986－1988年，苏联国民收入下降到2．8%，1989年又降到2．4%，1990年则出现了负增长，与上年相比下降了4%，1991年上半年又下滑了12%。

　　到1990年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达1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3。政治上，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各种特权和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机构臃肿、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现象十分严重，党风和社会风气日趋恶化，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下降。虽然苏联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根本区别，但前者毕竟是后者的实现形式之一，苏联模式带来的集权、腐败和贫困，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就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苏联社会思潮多元化提供了国际环境。自从社会主义苏联诞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没有放弃颠覆的野心。他们一方面进行封锁、遏制甚至武装干涉。另一方面依靠其先发优势和“示范效应”，利用后发国家民众的“期望增长革命”，借助其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向苏联输出其价值观。到了1980年代，适逢苏联模式弊端渐显，陷入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又推行政治改革，西方思潮趁机大举入侵，对苏联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产生、蔓延开来，除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潮外，主要包括五大社会思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

　　二、五大主要社会思潮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的推进，其他社会思潮纷纷传播开来，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促进了苏联剧变。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起源于赫鲁晓夫时期，它是在对斯大林集权统治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六十年代人”，戈尔巴乔夫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并在执政后以此作为苏共的新的指导思想。他提出，苏联通过改革，要“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使苏联达到社会主义的“崭新的社会状态”。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包括七大牲特征:(1)“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2)“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3)“社会公正的制度”;(4)“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5)“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6)“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7)“渴望和平”、同各国建立正常和文明关系的制度。

　　该理论实质上已经彻底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主义目标，鼓吹超阶级的、全人类的价值，主张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一般的民主、自由、公正，试图使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化。

　　戈尔巴乔夫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广大民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并进而导致苏联在政治上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实行私有化和混合经济，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使苏联社会主义滑向资本主义泥潭。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新自由主义原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20世纪以来，随着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的激烈，新自由主义由单纯的经济学流派上升为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家意识形态。该思潮认为，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应该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否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西方极力通过各种形式，向其推销新自由主义。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渐暴露，这就给新自由主义以可乘之机。它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在苏联确立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过程中，力图影响苏联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以沙塔林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为苏联政府制订了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与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领导制订的政府方案相抗衡，500天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实行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撤销原有的经济管理机构和组织机构，实行市场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自发调节。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后来的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迅速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源自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自从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提出“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不要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之后，否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历史的做法也迅速发展起来。这股思潮从否定斯大林入手，进而攻击和诽谤列宁，再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整个苏联共产党，歪曲、丑化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共七十多年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还带头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他认为，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带给人民的只是灾难，是“犯了罪”的“极权社会主义”“专横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它已经“遭到战略性失败”。“苏维埃时期是系统地在事实上否定和压制民主的时期”。

　　在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趁机对苏共及其领导人列宁、斯大林等大加挞伐，全面抹煞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甚至为沙皇等旧势力招魂颂德。对历史的全盘否定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民众中的美好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造成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提供了借口和便利，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

　　(四)保守主义思潮阻碍社会的改革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对传统体制的否定。由于改革要求苏联党政机构放弃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必然引发部分干部的不满。受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的知识分子习惯于固守僵化的体制，改革必然引发反对改革的保守主义思潮的产生，该思潮的代表性观点体现在尼·安德烈耶娃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中。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的了这篇文章。文章对当前进行的公开性、民主化、对填补历史空白点运动进行了怀疑和批评。她认为，现在社会上的许多做法是在“放弃原则”。她反对将苏维埃历史全部“涂成黑色”，这一批评有其合理性。但是，作者的批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所持的立场不是对旧体制进行改革，而是为过去进行全面辩护。她虽然认为“不能放弃原则”，但她的“原则”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体制。

　　安德烈耶娃的文章代表了对打破旧体制的改革不满意。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对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路线进行了批判，但是认识不到传统体制的弊端，更无法为苏联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实际上起到了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作用。

　　(五)民族主义思潮推动国家分裂

　　长期以来，苏共错误地认为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民族问题始终存在，只是被苏联的政治高压所暂时掩盖。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引发了过去长期潜伏的民族矛盾总爆发，在“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竭力否定苏联历史，为脱离苏联提供了依据。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经济上“受剥削”，已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殖民地”，大俄罗斯主义恶性膨胀，它声称自己是“奶牛”“输血者”。多党制又为各种反苏反共的民族主义组织的形成、发展创造了条件，它否定苏共领导核心作用，为各种分离组织煽动独立提供了可能。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打开了民族主义这个“潘多拉魔盒”，而且折断了高悬于各种民族主义之上的利剑———苏联共产党，加上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与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交织，形成一股规模巨大的民族主义思潮，导致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展开了一场争夺国家主权的大战。

　　至1989年，15个加盟共和国就犹如脱缰之马，联盟中央已无法驾驭它了，进而出现联盟解体、分崩离析的局面。“8·19”事件后，苏联共产党被取缔，多数共和国的政权实际上已经被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所把持。

　　上述五大社会思潮是改革时代对苏联历史和现实的歪曲反映，它们起初并不是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有的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们一方面分别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各个角度攻击苏共领导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相互结合、相互支持，汇合成势力庞大的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思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格局，合力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大厦。

　　三、改革时期社会思潮失控的教训

　　改革过程中必然发生社会思潮多样化的现象。“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产生对传统意识形态不同及对其批评、修正的思想理论，必然要创立新的改革的思想理论，用以指导改革，这一般会遭到支持旧体制的传统思想理论的反对。与此同时，在改革过程中甚至产生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在传统思想理论受到批评而尚未更新之际，西方思潮势必乘虚而入。各种思想理论力图对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纷纷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形成一定的社会思潮，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行为。苏共的败亡，恰恰就是始于改革过程中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源于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失控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正如苏联着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

　　可以说，上述五大社会思潮联合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教训相当深刻。

　　(一)意识形态政策的调整必须有利于改革、稳定和发展。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放弃对意识形态的管控，致使苏联社会思潮泛滥，导致民众思想混乱和国家动荡，改革走上歧途，国家分崩离析，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毫无原则、责任可言，犯下了政治激进主义错误。传统体制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支持，改革是对传统体制的革新，必然伴随着思想文化的革新，意识形态内容和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是不能放弃管控。任何改革要求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因此意识形态内容和政策的调整不能脱离改革，更不能干扰或阻碍改革，应当围绕改革而展开，努力服务于改革的需要，指导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稳步前行，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当然，在改革传统体制的同时，如果意识形态内容不作调整，一方面体制已经革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还比较陈旧，势必形成体制与意识形态两张皮的现象，造成意识形态与现实严重脱节，产生两张皮的现象，必然造成思想文化教育空想化、虚假化和无效化，导致民众信念的丧失和改革的异化，最终也会引发政治动荡，犯下政治保守主义错误。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改革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都力图传播自己的观点，扩大自己的影响，对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强大冲击。戈尔巴乔夫轻率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造成党内和社会思想大乱，导致党的领导丧失和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也是共产党领导团结全体人民的重要思想武器，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则，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无法坚持的。因此要针对旧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要求，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国情出发，摒弃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守、僵化、集权的内容，确立新的发展目标，打造全体人民共同认同的统一的富有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内容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开放宽容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三)科学掌控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仅靠正面的书本宣传，更不能依靠权力压服”。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与高度集权的体制相适应，苏联意识形态掌控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全面打压持不同看法的社会思潮，对持不同观点人采取组织处理甚至政治迫害。这一方式简单、粗暴，唯我独尊，垄断真理，难以真正做到以理服人。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全面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掌控，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社会思潮泛滥、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在改革之际，思想解放、开拓创新需要放弃对其他社会思潮简单全盘否定的方式，更需要舍弃运用行政手段全面打压的管理手段，但不能快速、急剧改变管控方式，必须根据有序原则，有步骤、分阶段适度改变对社会思潮的行政管控，必须根据改革需要，与经济政治改革步伐相适应，必须根据现实需要，与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相适应，更多的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辅之以行政手段，更多地运用暗示、间接、诱导等潜移默化的方式加以引导，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牢固占据主导地位。

　　(四)辩证对待各种社会思潮。在改革过程中，围绕要不要改革特别是如何改革，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各个阶层、众多集团以及国内外各种势力必然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不加任何分析，盲目绝对地否定其他社会思潮，并运用高压手段加以消灭，必然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影响思想解放，也会阻碍理论创新和改革发展。因此，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同时，除极端、反动的社会思潮外，允许其他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存在，全面认识这些社会思潮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一定阶层和群众利益的反映，不少社会思潮也不乏合理和进步之处，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益补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孤立的，而应当是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碰撞甚至冲突中发展和完善，应当借鉴吸收其他社会思潮的合理内涵和有益的成分，从而不断与时俱进，引领时代的潮流，不断巩固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加以引导，对其传播加以一定的控制，对其合理之处加以肯定、吸收，对其错误加以批评、指正，及时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教育引导广大民众。否则任其错误思想肆意传播开来，就会搞乱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导致改革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走上歧途。

　　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是对复杂的改革现实的反映，它们与改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在风云变幻的变革之际，一方面要科学引导、有效管控各种社会思潮，另一方面要在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以改革的实际成效正确影响各种社会思潮，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