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如果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温家宝总理也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提到,“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腐败问题从来不是一个伴随着国家的建立而与生俱来的问题,它的出现以及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历史发展轨迹,胡鞍钢认为,“中国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主要背景是中国独特性的转型”。
西方的发展传播学者在谈到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制度之间不能很好的保持同步,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包括人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陷入痛苦之中,也包括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而造成的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等。中国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了一个加速转型期,短短 30 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百多年的历史,不可避免造成了社会的急剧变革,道德滑坡,公共权力丧失、被滥用和变质,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官员腐败的滋生,官民之间的对立。
由于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腐败问题也是极其复杂的。
目前在解释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腐败问题的理论,流行的主要有下面几个:政府本质说认为,腐败是政府管制和授权的必然结果(格雷和考夫曼);社会结构说认为腐败的政治机器可能成为一个无效的政治结构的替代物,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条“不道德、犯罪和敲诈”的替代途径(墨顿);现代化理论认为,腐败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腐败所呈现的特征和发展的程度也不同(亨廷顿);吴敬琏等学者则从寻租经济学出发,认为腐败是中国“双轨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租金和产生的腐败机会,为官员寻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另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腐败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是集权、不民主和不自由的结果(萨德霍尔茨和科特泽尔)。但是这些理论在运用到中国的实践时,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并不能够解释中国现在腐败问题的所有特征以及发展趋势和现状。因此过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把公职人员当作“理性经济人”来分析,提出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是否采取腐败行动:腐败动机、腐败机会和制度约束。通过分析,他认为,一个国家转轨过程中,特别是中国这种在短短几十年期间急速转轨过程中,腐败的蔓延是经济转轨和与之相伴的制度变革不同步的结果。
本文就是采用过勇所提出的腐败理论模型,来考察在中国的媒体上,腐败问题是如何呈现,以及新闻媒体对待腐败问题的态度,如何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本文是基于对人民网反腐倡廉频道热点新闻的分析,这是因为人民网作为《人民日报》社所属的大型网上新闻平台,是中国最具权威和影响力、更新数据量最大的综合性网站之一,一方面其内容的发布可以代表官方立场,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今天的社会中,特别是反腐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最近半年来通过互联网所爆料出来的官员腐败问题中可见一斑。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能够代表媒体对中国腐败问题的一般看法。本文在研究样本的选取上,选择党的十八大之后一周内媒体的报道,主要是人民网反腐倡廉频道的热点新闻 top10,这并不是网站本身选取的,而是根据新闻的热度以及网友的点击量的加权而产生的一个排行,由此可见,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同样是社会所关注的重点,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受众关注的焦点。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总量共 62 篇,在分析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贪腐官员的特征;在新闻报道中对贪腐事件原因的分析以及新闻工作者对如何解决贪腐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和措施等。
腐败问题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独有特征,而是困扰全人类的顽固问题,从古到今,概莫能外。而中国的腐败问题也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初期就如现在这样蔓延于各个领域的。腐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需要历史地对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腐败开始蔓延,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查处一大批大案、要案,并收回允许政府“寻租”的命令,使得腐败大潮回落。但是随着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放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压力之下,为拉动经济的发展,大兴基建工程建设,制造了“土地政府批租价与市场炒作价之间的价差”,使得期间“租金”大增,为公职人员“寻租”提供了机会,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腐败蔓延各个领域,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才会如此焦灼,密集发声“反腐”。
一、腐败呈现立体化发展特征
在对人民网反腐倡廉频道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趋势,立体化发展。贪腐官员的级别从基层的村干部到省部级的高官,从国家级贫困县到国家部委直辖市,从党政部门到教育、央企国企……涉及范围之广、影响面积之大,真是前无古人了。从贪腐官员所属的地区来看,中国的所有省直辖市没有一个逃脱的,从遥远的边疆贫困地区到富裕发达的广东省、浙江省。
温家宝在一次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中强调,当前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腐败现象在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资金资源管理权集中的领域易发多发,社会事业、国有企业等领域腐败案件逐渐增多,发生在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依然突出。
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来看,腐败的分布确实正好佐证了温总理之所言。
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腐败已经蔓延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里,连我们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国家级贫困县,都有人挪用公款几百万。
而村——我们国家的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在贪腐层面一点也不含糊,涉案金额高达 3000 余万元。
二、贪腐官员个人私欲膨胀与制度约束的缺失
在上文中,我们也说到了腐败不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天然问题,有其历史演进的特征和趋势。很多的学者和专家也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做过相关的论述。从对人民网—反腐倡廉频道的样本内容分析来看,媒体对腐败问题的成因分析,也不过就是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来找根源。在个人层面上,为何会产生贪腐行为,无论是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还是从贪腐官员的忏悔书和自白书中,都可以解读到“个人思想不过硬”、“满足个人私欲”、“心态失衡,耐不住寂寞”等等。
过勇在他提出的腐败问题理论分析框架中,认为官员的腐败有三个因素构成:腐败机会、腐败动机、制度约束,这就把腐败活动中音程式的平行进行,一会儿又各自很独立。随着法国号快活的旋律进入,速度变成 2/4 拍子的快板,亚当和夏娃唱出对上帝的感谢,时而间有小提琴跳跃的十六分音符乐句,最后两人唱出爱的盟誓,夏娃的旋律婉转柔美,亚当的旋律坚定沉稳,作者运用纵向可动对位手法,使两条旋律似水倒影,互相映衬。
合唱在清唱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歌颂人物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在第 27 曲中它充分发挥了这种作用。开头是第 27 曲的合唱主题的再现,有再度歌颂上帝的意思。接着“神的圣明永受颂扬”与“主在至高之处统辖”的两个动机交织在一起,发展成壮丽宏伟的二重赋格曲,表现了人类对上帝的崇敬、感激。最后,四声部高喊“哈利路亚”而结束。
在这部清唱剧中,海顿虽然受了不少亨德尔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创新—将重唱与合唱这两种多声部的题材合二为一。第 14 曲三位天使的三重唱与合唱,一开始,合唱便把朴实的主题在 4/4 拍子、C 大调的快板上呈现出来,中间插入三重唱,形成合唱与重唱特有的对比效果。接着合唱继续发展,最后回到主题,在气势磅礴的“苍穹传扬的奇功”合唱中结束。
毫无疑问,海顿晚年声乐创作时期是他一生最辉煌、最成功的时期,因为他的弥撒曲中“不再有关于发展和改进的问题”,清唱剧“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没有弱点,已没有什么能被修改或省略的了。”
【参考文献】
[1] 西洋音乐的风格与流派 .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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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列维克着(苏). 张泽民,张洪模译 . 外国音乐名作 . 音乐出版社,1963.
[4] 居甫着 . 大音乐家及其名曲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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