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制是组织、管理、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的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导致兵制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是战争的发展。[1]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清朝共有八旗兵 20 万,绿营兵 60 万,整个清王朝的总兵力达到80 万人,这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庞大的常备军。[2]48此时期的英国军队数量却远不如清朝,其中正规军约有 14 万人,国民军约 6 万人,总兵力仅有 20 万人。整体而言,中英双方军队数量之比约为 4∶1.当时英国分布在本国及广大殖民地的军队总共才10 万余人。而这次真正能够投入对华战争的兵力,最初只有 4 000 余人,最多时也不过 1. 5 万人。[3]
与清军 80 万常规军队相比大约是 1∶53.这些数字无一不说明中国本土作战具备有利条件。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还是战败割地赔款。这与清朝的兵制不无关系。清朝兵制存在严重弊端,主要体现在编制、职能等方面。
一、清军兵制编制及其分散化的弊端对战争的影响
清朝的军队主要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八旗兵约有 20 万人,这 20 万八旗兵又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兵大约有 10万人,主要是负责驻守京畿要地,保卫皇城。驻防兵也约有 10 万人,又分为四个部分被分散到全国各地,包括驻扎东北镇守龙兴之地的、监视北方蒙古族的、戍守西北的、分布在各省份监视地方的。以新疆为例,新疆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与军府制度的支配下,八旗、绿营、回兵并存。
这三种驻守在新疆的兵力总数在四万左右,以绿营和八旗为主。其分布上“重北路而轻南路; 从士兵的具体戍所来看又可大致分为城守及驻防地( 占主要部分) ,驻守卡伦、军台、营塘、驿站、土堡以及屯田三类”,不难看出此时新疆清军主要的使命就是防卫统治中心和边防。由于新疆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导致各军府大臣脱离新疆文化、民族,再加上承平日久,八旗、绿营骄惰不惩,战斗力下降,最终溃决而被勇营为主的兵制代替。通过清朝时新疆的部队编制可以大致看出清朝统治者采取的军事举措以及兵制弊端。
八旗兵是清朝满族统治者自己的部队,都是由旗人组成,可以说是其嫡系部队。因此,相比于绿营兵和其他民族的士兵来说地位是相对较高的。资料显示,20 万满族的八旗兵在编制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过于分散,在中国如此庞大的版图上将 20 万人的军队分散各地。用数学方法做一个简单的除法,清朝极盛时陆地疆域面积达 1 300 多万平方公里,19 世纪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近百年丧失 340万平方公里,但仍有 960 余万平方公里,[5]将 20 万人分布在如此庞大的领土上,在最盛时每万平方公里上的士兵仅有 0. 15 万人。加上当时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一旦发生战争,是很难集结部队全力应战的。
就是这样的弊端导致了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清廷难以集结部队全力应战,而酌量抽调是调集兵力的唯一方法。清朝部队庞大,分散分布,再加上当时交通状况,抽调绝非易事。且清军“专驻一地而专防一处”,守土之责十分明确。第一次定海之战时,定海镇总兵竟以其部“专管巡防海面,无守城之责”为由,“不肯退保城池,以致县城失陷”[6],不难看出抽调之难。这些都导致抽调不能迅速灵活地实现。这是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所在。除此之外,清八旗兵在入关以后的腐朽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在后面会有论述,在此不作过多累述。
清军的编制中,八旗兵毕竟是少数,占有绝对数量的则是绿营兵,绿营兵也是清军的主体。绿营兵只有 5 个营,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在京师附近地区,其余的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清朝的地方官职主要是总督、巡抚负责一省或一地区的政务。总督和巡抚都是各自为营,亲率部队的。而每个省也有其相应的军事体制,一省军事体制分为: 提、镇、协、营四个级别单位,而这些单位又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的。
在每个省份,由总督至镇标所率领的军队由 2个营到 5 个营的兵力各不相等,其中巡抚的兵力约2 个营到 3 个营,其余较多。当时的清王朝下设几十个行省,清朝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有上匿名折的权利,官员之间相互猜忌,不能团结一致地工作,这也使本省之内的部队难以协调一致,统一对外。各级官员所掌握的一定数量的部队也多是为自己服务,勤于操练为国为民的很少。
此种编制的弊端最集中和突出的反映便是在营以下的单位,对于此茅海建先生也指出,“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驻守地区是否要冲、执行任务繁简程度而决定,人数从 200 名至 1 000余名不等,长官亦分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级,官秩从正三品降至正五品不等”[2]50.号称精锐的湖南筸镇,额设兵丁 4 107 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哨台七百六十有九”[7].其防守之分散不难想象。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兵制在营以下的秩序是非常混乱的。自上至下政令难以协调统一,部队组织的松散和混乱致使整个国家军队的基础不牢固,部队战斗力严重削弱。
清军 80 万,分布在中国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当时东南沿海发生了战事上报到北京城,再由北京城下达指令集合部队前去应战,这期间恐怕所耗费的时日就要几个月之久,且难以保障不出现其他的意外事件而阻碍信息的传递。当时虽有驿站,有所谓的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然而相比于中国庞大的领土,传递起来仍是十分缓慢的,且采取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对于传递信息的人员与马都是有致命危险的,只依靠人力和畜力达到日行八百里是难以实现的。战机瞬息万变,几个月的时间若无力反抗,出现亡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以嘉庆十年祁韵士谪戍新疆的上任行路状况为例,走的是十三间房、苦水,即今天的兰新铁道线,但十三间房终日狂风不止,一路数百里寸草不生,“俯视所经,则见沙砾大石委积道上”,“迎面巨石磨牙屹立欲搏人,凶恶不可名状,觉森森黑暗,非复人间世”.[8]环境险要,道路崎岖,传递消息、集结部队的难度可想而知。
营以下的统治秩序制度紊乱,强弱不一,互相之间因为所部军队的数量、驻守地区位置等因素也会相互攻歼,这对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由此,不难看出,清朝的兵制在编制上存在严重弊端。部队零星地分布在全国各地,一遇战事,加上传递信息速度缓慢,集合部队是很繁琐的,时间也是漫长的,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极大。
清政府也深切地感觉到了军队战斗力下降,以至于保家卫国都难以实现了,这就为以后各地区团练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尤其是太平天国发生之后各地团练的兴起。对于此符太浩指出: “在绿营军节节败退之中,清廷感到除了用严刑峻法继续约束将兵,使其为清廷卖命之外,还需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反革命武装”[9].这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提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清王朝的军队不仅难以镇压内部叛乱,即使治民也难以实现,足可见清朝军队的软弱,兵制的缺陷暴露无遗。这样的部队相比于英国采用近代先进的军事装备的新部队,清王朝的败局是难以扭转的。
二、士兵职能的扭曲对战争的影响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士兵的形象多是保家卫国、血战疆场的,然而在清朝却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士兵不是进行操练以防止战争的出现,而是充当起了警察和维持秩序的角色。士兵职能的转换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曾国藩呈递皇上的奏章中说道: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 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 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
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固习。”[10]19清朝是通过战争的手段建立的,努尔哈赤颁布八大恨兴兵反明,入主中原之后,受到了许多汉族群众的排斥,王朝建立初期,反对势力和民间组织便风起云涌。为了维护统治、镇压反对派,将部队的职能警察化则有其必然性。此外,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皇帝设立军机处,大权独揽,此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也就不能容忍建立地方性的内卫部队了。[2]51在清政权稳定之后,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对派势力、保持稳定和平的秩序也就成为了清朝部队最为首要的任务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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