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阶段。但整个社会对这场战争的失利，并未痛定思痛。道光帝在战争中忽战忽和，犹豫不定；而以林则徐、琦善、耆英等为代表的封疆大吏则从严禁烟片、剿办英夷，到中后期主和签约，这一系列变化虽有因战事失利而心生忧愤，但是整个官僚集团及其最高决策者的皇帝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把签订合约作为对外夷的羁縻之策。甚至在战争后的几年里，夷夏之辩在社会思潮中占据绝对地位，他们在心态的变化上也鲜有波澜。然而，士大夫们却开启了中国早期的启蒙，介绍西方地理、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知识，并主张学习西方。
　　
　　关键词：鸦片战争；心态；官僚士大夫。
　　
　　170多年来，无论官修还是私撰都对鸦片战争进行了持续研究。早在战争结束时就有很多着作问世；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可观。前人的着述从不同角度解读鸦片战争，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鸦片战争对上层社会心态的影响上着墨，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浅析鸦片战争。
　　
　　1道光帝的心态变化。
　　
　　鸦片战争清廷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武器的陈旧？政治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迟滞？许多学者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社会的迟滞导致政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使得武器陈旧。官僚帝国的兴衰罔替、改朝换代几乎无一例外都因积重难返的弊病难以支撑社会的维系。乾嘉时期，这种迹象已经显现。然而，社会矛盾的集聚，除了传统的原因以外，还多了一层外敌因素，首当其冲的便是鸦片。
　　
　　清朝以前的中国天灾人祸常有发生，但这种因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而导致天下巨害则史无前例。从当时的资料记载来看，鸦片流入中国的数量是逐年递增的。从19世纪初的前20年平均每年鸦片的输入量约在2818箱左右，而1839年到1840年则达到3.25万箱[1]461.这的确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扼要的说明鸦片流入中国数量之巨。
　　
　　社会的糜烂则从侧面反映政治的昏暗腐败。鸦片的流入无疑使本已矛盾丛生的帝国雪上加霜，而处于政治顶端的道光帝对这场战争作如何反应？展现出怎样的心态？清政府在与其他各国交往中，继承并发展明代以来的朝贡体制，把自己视为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视其他国家为仰慕天朝的番邦。一旦番邦不听教化，则拿出以往制夷驭夷的战、守、抚三端。正是这种观念使得道光皇帝在战与和之间左右摇摆，反映在政策上就是恩威并用，剿抚兼施：“若其输诚教化，则怀柔远人；若其桀骜鸱张，则大张挞伐。”
　　
　　早在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帝在给邓廷桢的廷寄中说道：“传谕该国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归国，无许托词逗留。并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颓风。”[2]201838年，他再次给邓廷桢的廷寄中又说道：“现派林则徐前往专办此事，该督自当益矢勤奋，进抿畛域。应分办者，各尽己责，应商办者，会同奏闻。趁此可乘之机，力救前此之失，总期积习永除，根株断绝，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2]133从这两次廷寄中可以看出道光帝起初是主张禁令鸦片，且态度坚决，很想在禁烟上有一番作为。但在1839年3月他在邓廷桢的《通谕各国夷商人稿》奏折中写下批：“正大周到。”[3]从中却也能窥探此时的道光帝在心态上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尔不过化外蛮夷”.1839年11月，道光帝给林则徐的廷寄中写道：“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行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行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4]可以看出道光帝对待外夷是恩威并用，不放弃使用武力剿伐。从1839年3月到1840年四五月份各地督抚的奏折以及廷寄和上谕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禁令烟片、严防各口，还是查拿英夷、惩办汉奸，都进展得很顺利，朝庭官僚集团和封疆大臣对英夷的鬼蜮伎俩、反复无常也有所体会。
　　
　　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林则徐在给道光帝上的片文中写道：“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等情。臣等思此等传闻，无论虚实，总当于粤洋各要口，加意严防。”[5]50这并没有引起道光帝的重视，他只是在 批中写道：“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5]50而后，英军北上围攻定海，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急奏“惟定海县孤悬海外，被围甚急……现在定海情形，日日不同，臣心急如焚”,道光帝在廷寄中批道“何致纵令登岸有三四千人之多？似此偶遇事端，文武大吏即张皇失措，浙江营伍废弛，不问可知”[2]319-320,但仍认为“此等丑类，他何能为”,直到定海被攻陷，道光帝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在回给邓廷桢的廷寄中写道：“探问该夷于城内，张贴招商，销售鸦片等语。逆夷明目张胆，抗违禁令，深切痛恨……朕意分兵两路：一路烧毁船只，断其归路，一路攻复定海，聚而歼旃，庶足伸天讨而靖海氛。”[2]361-362但对英吉利为何启衅的根由仍茫然无所知。在他给伊里布的廷寄中写道：“惟致寇根由，传闻各异，有云绝其贸易，有云烧其鸦片。究竟启衅实情，未能确切。”[2]362.
　　
　　而当道光帝闻得英吉利是“求讨皇帝昭雪伸冤”而来，则立刻显示天朝上国心态。在回英国照会公文中写道：“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6]55并在给林则徐所奏折子的 批中写道：“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6]55当英国得到惩办祸首的承诺而启棹南旋时，道光帝又流露出得意洋洋之气：“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7]
　　
　　在处理林则徐一事当中，不仅可以看到官僚帝制中的皇帝本人心态的变化，更深层次的是专制极权制度下的游戏规则。臣下办理得力时，做君的要赏：“览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8]一旦遇到危机或是办理不善，则斥为：“该督折内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9]从而“重治其罪”.对林则徐如此，对之后的琦善等亦是如此。这种帝王之术，造就了专制帝王对内永远是圣明的，反映在心态上则是偏听偏信且又独断乾纲；对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皆是王臣”,表现在心态上则是天生的傲慢自大、目中无人。
　　
　　然而拍着脑袋解决不了问题。当英军船舰逼至江宁之时，道光帝不得不失望地在《耆英等奏连日与英人会议粗定条约并请钤用御宝折》的 批中写道：“可恶可恨之至！”[10]75在《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所议条款如不钤盖御宝英必决裂片》的 批中，无奈的写道：“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难言！”[10]76终于在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江宁条约》，标志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最高统治者，被远道而来的区区英吉利大败，其个中体会和心态演变恐怕只有道光帝能说清楚。大底也只能从“羁縻外夷”中寻找一丝安慰，好“不失国体”,继续“抚有万邦”.
　　
　　2封疆大吏心态的转变。
　　
　　除了道光帝，中国的官僚集团又是如何反应的？从小接受儒家文化，学而优则仕的他们是否严守华尊夷卑的观念，是否继承孟子的“用夏变夷，而非以夷变夏”?在这场战争中，处于事件中心的几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的 林则徐、琦善、耆英又 有何等表现？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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