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送李补阙充河西支度营田判官序》曰：“汉张右掖，以备左衽，西遮空道，北护居延。然犬戎夜猎于山外，匈奴射雕于塞下，岁或有之。……补阙李公，家世龙门，词场虎步，五经在笥，一言蔽《诗》。广屯田之蓄，度长府之羡，以赡边人，以弱敌国。然后驰檄识匿，略地昆仑。使麾下骑，刃楼兰之腹；发外国兵，系郅支之颈。五单于遁逃于漠北，杂种羌不近于陇上。子之行也，不谓是乎？拜首汉庭，驱传而出。穷塞砂碛以西极，黄河混沌而东注。胡风动地，朔雁成行，拔剑登车，慷慨而别！”[1]唐代的李补阙赴任河西支度营田判官，王维的赠序却几乎整篇都以汉代的西域故实相比拟，何以如此？缘于汉唐情结--唐代文人强烈的汉代情结。

　　程千帆先生认为：“汉是唐以前唯一的国势强盛、历史悠久的统一大帝国；就这些方面说，汉唐两朝有许多可以类比的地方，因而以汉朝明喻或暗喻本朝，就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2]

　　汉朝故实，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文治武功，尽在其中；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大漠南海，莫非王土。而二者的交集，正是唐人的汉代情结，反映在唐诗中，往往落在了边塞尤其是西域。唐诗中大量出现的汉代故实，其出处大致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范围内，这些故实有很多已经积淀为特定的表达模式，比如言忠臣必举苏武，言良将必举李广，言壮志必举燕然勒石，言职贡必举葡萄天马。其中最突出的还是西域相关语汇的频繁出现。个中缘由，诚如程先生的分析，汉朝，既是唐人文教科举中的历史追忆，又被唐人在经营西域背景下再次探知，更与史地交集背景中的大唐气象遥相辉映。

　　一、融汇在科举教化传统中的历史追忆

　　唐人的历史记忆，最主要的获得途径就是通过当时的文献和历史典籍。唐代的科举制度和教化传统恰恰又决定了唐人对《史记》、《汉书》以及两汉故实的了解和掌握达到了熟稔的程度。

　　首先，唐人修史明鉴以汉代故实为渊薮。在唐朝以前，史书撰述情况复杂，一家之言往往有之。《三国志》以降，虽颇有奉帝王命令修撰者，如陈寿《三国志》、魏收《魏书》之类，但并未能沿为制度。唐初高祖武德中，令狐德棻建言：“近代无正史，梁、陈、齐文籍犹可据，至周、隋事多脱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凭；一易世，事皆汨暗，无所掇拾。陛下受禅于隋，隋承周，二祖功业多在周，今不论次，各为一王史，则先烈世庸不光明，后无传焉。”[3]高祖赞同其说，乃诏中书令萧瑀、祖孝孙、魏征等人修史。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因为感到武德年间萧瑀等修史未成，实有改组史馆，建立修史制度的必要，于是“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着作郎始罢史职。”[4]正因为有了完备的组织结构，再加上政府的重视，使唐代的史书编撰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这一时期修成了八部正史，治史之风也带动了一代政书修撰的风气，《通典》《会要》堪为代表。修正史者历览前鉴，斟酌损益，必然有相当的篇幅涉及两汉旧事；为政书者要沿波讨源，梳理流变，汉代的典章制度也是可资采择的重要渊源。

　　其次，唐代科举考试多涉及《史》、《汉》。唐代科举有史科之设，核心内容往往为《史记》、《汉书》。《新唐书·选举志》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5]《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礼部贡举请置《三传》、《三史》科，从之。”[6]殷侑所奏见于《唐会要》三传（三史附）：“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煜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伏请置前件史科。”[7]《唐会要》卷六四弘文馆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敕）着作郎许敬宗授以《史》、《汉》。”[8]

　　从上述史料来看，国子学、弘文馆均授《史》、《汉》；长庆前则有一史科，以废弛日久，穆宗从殷侑奏，立三史科；弘文、崇文生的科目中则或有《史》、《汉》。

　　除了史科外，进士科亦有强调和鼓励士子读史的趋势。开元二十五年（737） 二月敕“: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以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原注：此诏因侍郎姚弈奏）”.[9]《唐六典》则径谓“:进士有兼通一史，试策及口问各十条，通六已上，须加甄奖，所司录名奏闻。”[10]

　　除常举外，制举中也时有涉史者。显庆五年（660） 六月，诏文武五品以上四科举人，其中第一科为“孝悌可称，德行夙着，通涉经史，堪居繁剧。”[11]睿宗即位之初的景云元年（710） 十二月，开七科举人，其第二科即为“能综一史，知本末者”.[12]开元五年（717） 有“文史兼优科”[13],开元二十一年（733） 三月所开的“博学科”,也要求“试明三经、两史以上帖，试稍通者。”[14]唐朝科举制度中既有如此门径，文人恃《史》、《汉》学养，纵横科场以为谋功名之利器，两汉故实亦当烂熟于心。

　　再次，唐代学者文人沉溺于《史》、《汉》，蔚然成风。唐代除了《史记》研究出现了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汉书》研究出现了颜师古注解这样的高峰外，赵弘智“学通《三礼》、《史记》、《汉书》”[15],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传》、兼通《史记》、《汉书》”[16],刘伯庄学兼《史》、《汉》，着述颇丰，“龙朔中，兼授崇贤馆学士，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17],王方庆“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随之卒业”[18],高子贡“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19],褚无量“尤精三礼及《史记》”[20],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

　　父友萧颖士、颜真卿、柳芳与相论绎，尝曰:吾曹异日当交二郗之间矣。”[21]陈羽有诗《读苏属国传》，岑参诗《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曰：“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此皆诗人自道，也是唐代文人习《史》、《汉》最典型的代表。武人也颇读《史》、《汉》，俨然儒将。李纲“少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许。初名瑗，字子玉，读《后汉书·张纲传》，慕而改之。”[22]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23]李光弼“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24]马璘“年二十余，读《马援传》至大丈夫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慨然叹曰：岂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开元末，杖剑从戎，自效于安西。”[25]浑瑊“通《春秋》、《汉书》，尝慕司马迁《自叙》，着《行纪》一篇，其辞一不矜大。”[26]【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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