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转型期。 唐代中期以来，随着坊市制度的破坏，军事性、政治性的城转化为经济性功能的城市。 对唐宋时期城池修筑的研究， 多集中在城池修筑政策的确立以及城池结构的演变等领域。①然而，南宋时期的城市，迫于宋金对峙的严峻形势，在强化其经济功能之外，防御性能也日渐加强，表现为军事性城寨的普遍兴筑。 在城郭的结构和防御设计上，呈现出对唐城的因袭和创新。 南宋凭借强大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形成了筑城防御的风潮，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宋筑城防御风潮的兴起

　　北宋实施“强干弱枝”的政策。 修筑城池的着眼点，是与辽、西夏接壤的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及川陕地区，其它地区的城池修筑非常薄弱。宋金战争爆发后，金在军事上充分利用骑兵，采取正面多路突进、重点进攻的战略，灭亡北宋；进而实施纵深迂回的战术，渡过黄河，几度深入南宋腹地，而南宋政府的军事防线则收缩至江淮一线。 在此背景下，朝野上下开始检讨北宋以来的政策，形成南宋筑城防御之风。

　　城郭如同家中的四壁，是维护全城安全的必要设施。 金兵南侵，鉴于中原腹地不重视修筑城池造成“既无军马可以控扼，州县又无城池可以自固”的恶果， 持防御主张的宰相李纲道：“国家承平日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内地，城池堙圮而不修。去春贼骑渡河，残破畿邑，止于百里之内，盖未知中国虚实，不敢远纵。 ……今京东西及江淮之间州县，往往无城。”[1]卷 62:664-665“臣窃见朝廷前此数年，专以退避为策，亦不责州郡以扞守。又降诏旨，许令保据山泽以自固。 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习既久，往往以修城壁为生事，反受罪责。 ”[2]卷 89:879为了防御金兵南下，力主筑城。

　　与之相反， 一些官员则认为修城过多并无益处，他们认为南宋战线长而兵力少，如果一味修筑城池，则会加剧兵少和所需戍守城池过多之间的矛盾，甚至所修城池可能反过来为敌所资。

　　如江淮修城，韩元吉道：“士大夫孰不欲朝廷增修边备，日者诸郡往往自请城筑，诸将且为关隘之设，其说甚美，其费亦甚大，使费而有益，不问可也。

　　然采之舆议，谓诸郡之所少者兵尔，非城也。今兵数未之益焉，地将谁守之？ ”且以江淮要地建康为例说：“建康都统司，不过五万人，所守关隘将十有余处，每戍以三千，则仅足以分三千，果足以抗敌乎？

　　敌众而不分，常以大势压我，而我兵不如敌，众复自分以弱其势，利害盖较。 ”[2]卷 13:259黄度奏曰：“淮南自古号为战场，其戍守有常处，辽旷空荒之地，不复经理，得间则使人耕作，有急则弃捐而去，不为久居计。 今为郡十有七，若皆筑城郭，则皆当固守，常时论将，不能以一二数，今日安得如是之多乎？…… 其言坚确 ,故未果筑 . 及是，边郡争言筑城之便，功役繁兴……今若增筑江南，珠联棋布，非十余万兵不可守……今从经文格，事机难周，一城失利，百城皆耸。 昔韩欲弊秦，使郑国献凿径之策，秦人觉之，国曰，渠成，亦秦之利，乃卒凿之。 今日之筑城，安知不为他国之利？ ”[3] 卷 13:227-228乾道五年（1169），程大昌奏疏曰：“又言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臣谓设险莫如练卒，练卒则在选将。 ”孝宗“深然之 ”[4]卷 62:307. 可见 ,韩元吉 、黄度 、程大昌等均认为修城不如练兵， 修城会加剧南宋兵力少和战线长之间的矛盾。

　　虽然存在修城与练兵的争论， 但是在一些重点防守之地修筑城池， 更能发挥南宋的军事特长而回避其骑兵之短， 所以从维护国家安危大局上讲修城的观点还是可取的。 这样，在金的威胁下，作战于第一线的南宋军民则把城池修筑活动推进至新的高潮，渐次在长江中下游两岸及江淮之间，集中财力和人力修筑、扩建、加固了一些重要的城池。 城池建设的加强，是南宋军事行动的重要措施和保障。

　　二、砖墙城郭的大肆兴筑

　　火炮在战场上投入使用， 也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宋金战争的形态，陈规指出：“凡攻守之城，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 ”[5]卷 1:8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城垣的守卫功能，宋廷鼓励筑城，“自淮南至京以西， 数千里险害之地， 皆特使将军城之” [6]镌 :139.

　　（一）南宋筑城防御举隅

　　襄阳，三国以来即为天下重地，有“山南锁钥，楚北屏藩”之称。宋室南迁后，更成为长江中下游的边防重镇。 开禧二年（1206）十一月，金兵二十万人围攻襄阳，宋将赵淳采行清野，宋金双方虽大战十二次，水陆进攻二十四次，襄阳仍屹立不动，金兵最终北退，襄阳前后守了九十天。[7]190-212与之同时，以德安府为荆湖腹心要地，得之可“控荆蜀之吭，据上流之重”,十万金兵围攻德安府，“为鹅军、洞子、天桥、对楼、草塔、土山、穴地、填壕，百计具备，又专以大炮飞击，凡十有五昼夜，必志城破”,将官张斌老于军事，计度工役，缮造器具，加上兵民的通力合作，金兵虽然围城一百零八天，仍然无法破城，只得退兵。[8]429-430开禧之役使宋廷进一步认识到，“大城江北，楼橹相望，然后并边郡邑各能自立”[9]卷 88:2274. 宁宗嘉定年间，黄干更指出开禧宋金冲突后，金兵南犯时，没有城垣的枣阳、随州、复州、信阳、荆门都很快的沦陷；而有城可守的郢州、襄阳、德安则可守城拒敌，藉以强调筑城凿池的重要。[10]卷 28:359端平三年，宋蒙战端开启以后，宋朝更是积极筑城。此外，南宋各地起义也相继不绝，为了抵御蒙元兵的侵袭和国内人民的起义，于是在都城、边防上的重镇、与少数民族临近的据点及起义频繁地区的城郭，相继强化其防御设施。透过南宋筑城史实可见，当时筑城普遍使用了砖石等材料，在修筑技术上大力推广包砌法。

　　（二）砖石的普及

　　以砖作为城郭的材料，兴起于六朝，到唐末五代更为普遍。 考古发现，战国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烧制砖块，现存的汉砖已想当精美，但多用于台基和筑坟，少有用于加固墙壁。 由于战争需要和生产水准的提高，始用砖来砌城墙或其拐角处及城门附近，如建康、晋陵、扬州、邺等。 到唐代，以砖包砌的城墙出现于长安大明宫宫墙、 洛阳的皇城和宫城。

　　唐末五代，割据势力在兴建城郭时，除加强城郭的防御设施外，也注意建材的改善，各地出现用砖包砌的城郭。北宋承五代，汴京的皇城城垣即是砖墙。神宗重修汴河外城时，汴河东水门壅墙外也以砖包砌，同时，地方上的扬州、广州、潭州、梧州也为砖包砌的城郭。[11]216宋室南迁后，城郭用砖的情形大为普遍。 全国行政中枢杭州，北宋时尚是夯土的城垣，到绍兴二十八年（1158），已在罗城东南面夹筑砖石，孝宗以后更陆续增筑砖墙。 除杭州外，其他沿边及境内大城也相继出现砖质的城郭，诸如汀州（绍兴时有部分砖石）、襄阳（乾道五年，1169）、蕲州（嘉定十四年，1221）、和州（乾道四至六年，1168-1170）、庐州（嘉定四年，1211）、衡州（绍兴五年，1135）、洪州（绍兴七年，1137）、泸州（绍兴十五年，1145）、福州（绍兴二年，1191）、永州（开庆元年，1259）、六合（绍熙三年，1192）、秀州、潮州（绍定年间）、邕州（淳佑八、九年，1248-1249）、静江府（宝佑六年至开庆元年，1258-1259）、兴化军（绍定三、四年，1230-1231）、泉州（宋元之际）、安庆府（嘉定年间）、真州（宝庆三年，1227）、江陵府（淳熙十三年，1186）、潼川府（嘉定十二年，1219）、宁都县城（淳佑六年，1246）等共22 处。 连同杭州、广州、潭州和梧州，砖城占了近半的数量， 遍及 11 路， 可见以砖建城郭的现象较北宋、五代更为普遍。

　　（三）包砌法的推广

　　五代以来修筑的城郭多是包砌法， 即城垣中间仍是夯土，内外两壁以砖、灰包砌。 这种修筑方式，南宋理学家黄干在《申制司行以安庆府催包砌城壁事宜》 一文中， 有明晰的介绍：“向来商议包砌，自上至下各用砖厚两寸，除女墙外，城高二丈，自下而上，砖约百片，每片杀入八分，自下而上，共杀八尺，四重之砖，又皆横直相交，谓之丁塔，言其一横一直如丁字然。 多用石灰浇灌，即干之后，合为一片，牢不可破。 今恐倡为苟简之说，简省砖数，并石灰稀少，利于速成，不计久远。 合请同官士友，并照原包砌法，以为无穷之利。 ”[10] 卷 31:376虽然这种方法节省大量的砖， 但是， 所耗费的砖十分可观。 如晚宋筑兴化军新城，周长 1,298 丈，城高1.8 丈 ,“表里以石 ,覆以砖 ”,仍需要 67 万大小砖块[9 ] 卷 88:2274. 绍兴七年 （1137）筑洪州新城时 ,城周720 丈 ,共用新砖 120 余万块[1] 卷 04:991;黄干修安庆府也用了 400 多万块砖[10]卷 31:376-377;静江府经过李曾伯、朱禩孙、赵舆霖、胡颍四人先后修筑，共用了20635282 块砖[12]82,可见建造一座砖包砌的城郭 ,需砖量非常大。

　　南宋时期，江南出现许多砖包砌的城郭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江南雨多，土质较松，易于塌坏，加上南宋社会较富裕，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大规模的烧砖筑城工作[13 ]289. 这也离不开战争的推动。 宋金战争爆发以来，火炮投入战场，产生了相当大的破坏力，而江南土质较松软，城郭的防御设施加多之后，更容易使城墙塌坏，难以在强大的火力攻击下， 发挥防守效果。 以砖包砌的城壁，将土包在中间，而以石灰甚至用糯粥调灰来砌 砖[14 ]74 -75, 聚合力强 , 可 以承受顶部 的防 御 设施，而且砖块坚硬，不易挖掘，因此防御功能显然比土垣更好。【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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