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始刻《九经》,开创了国子监刻书的先例。宋代沿用五代旧例,以国子监作为国家刻书机构,校勘群书,颁布经典,是宋代中央官刻的主体。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在一夜间黄袍加身之后,鉴于晚唐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他一面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权力,收兵权归中央;另一面大兴文治,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纵观整个宋代,统治者大都采取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宋太祖“自开宝以后,好读书,尝叹曰:
‘宰相需用读书人。’赵普为相,帝尝劝以读书。”[1]134其后的太宗、真宗、神宗等也均沿用右文的志国方略。如,“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殆至宵分,手不释卷”[1]149,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已尽损益也。”[2]37为稳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宋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用文臣代替武将治理州县、科举选拔官吏、尊崇儒学等制度,对整个社会和文化风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因此,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图书的教化宣传功能。
在良好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雕版印刷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宋代被公认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形成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官府刻书在政府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下,在宋代刻书事业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官刻以国子监刻书为主,它不仅主持中央政府刻书,而且对全国刻书事业具有监管作用。
国子监是国家的最高学府,不仅是教育机构,还是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兼事刻书。国子监设有国子监书库官,简称书库官,专门管理国子监刻书。淳化五年(994年),判国子监李至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3]3916.由此可知,国子监原有掌管印刷事务的印书钱物所,因名称近俗,请求皇帝改为国子监书库官。国子监书库官由京官和升朝官担任,主要有两大职责:一是刻刊印书籍,即所谓“掌印经史群书”,直接担任国家中央政府的印刷工作;二是管理图书的发行,即“出鬻(图书)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并把卖书的收入作为国子监日常收入。
国子监刻书除了出售,还作为赏赐之用,对象主要是王公大臣、周边邻邦、各地府学等。
北宋国子监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高级人才云集,教育长官也多聘用名师硕儒。此外,国子监刻书在物力和财力方面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同时,国子监刻书也起到了宣传政府思想教化的作用,故其刻书在校勘、写样刻板、印刷和发行等流程中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一、国子监刻书校勘制度。
作为中央刻书机构的中心,国子监刻印的书籍质量代表了整个国家图书出版事业的水平,所以非常重视图书的校勘工作。国子监“书籍上版,必要名手校正,方可刊刻。不然,枉费刻资,草率刻成,不但遗误后人,反为有识所笑”[4]88,国子监刻书之前会请学识渊博的名师进行校正,然后上版刊刻,否则,如果草率而成,错误百出,不仅浪费资财,且贻害无穷,流为千年笑柄,何以代表盛世王朝的文化水平。国子监同时是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名师硕儒汇聚于此,校勘力量雄厚。因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财力、人力及物力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国子监在一书刊刻之前,首先要校勘,校书成为整个刻书过程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判断书籍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北宋国子监刻书大都经过严格的校勘。肖东发先生认为,国子监“所刻之书都要三校上版,查监本刻书记载,刊行之前总有‘校定’字样。因为刊印之后要颁行天下,售于民间,故此,其中对医籍格外重视。由此可见,后世的呈缴本,国家出版社设印刷厂,编审、校对、刻印、发行一条龙,三审制,三校上版等制度早在宋朝就已初步形成。而且宋代国子监刻书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是首屈一指至关重要的”[5]186.这里,肖先生认为现代国家出版社印刷厂的三审三校制度的形成源于宋代国子监三校上版的规定。其实,校勘是图书传播之前的必要工作,汉代刘向、刘歆在整理政府藏书时已经非常重视图书的校对,发展到宋代逐渐形成明文规定,以保证书籍质量。
国子监校勘工作主要是与崇文院合作进行。崇文院是国家图书整理中心,宋代四大类书目录的整理、校勘、编撰等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规范的校勘程序。“宋代官府不仅有专职的校书官员,还有完善的校书条例和程序”.[6]
崇文院作为北宋国子监刻书的校勘中心,制定了严格的校勘制度。“凡校勘官校毕,送覆校勘官覆校。既毕,送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复于两制择官一、二人充覆点检官,俟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讫,复加点检。”[7]287由此可见,一部书要经过三次校勘,并审查点检后,方可交国子监雕印发行。凡校勘官初校后,送交覆校勘官复校;第二次校勘后,交主管校勘工作的馆阁官点检详校,经过三次校勘,最后是从“两制”官中选拔一两人充任覆点检官进行审查。例如,《经典释文》的勘官有张崇甫、李守志、皇甫与、姜融、冯英;详勘官有聂朝义、卫融;重详勘官有陈鹗、姚忠。《春秋左传正义》的勘官有李觉、袁逢吉;都勘官有孔维;详勘官有刘若纳、潘宪、陈雅、王炳;再校官有王焕、邵世隆;再都校官孔维。《毛诗正义》书后附勘官秦奭、胡令问、解贞吉、解损;都勘官孔维;详勘官孙俊、王元贞、尹文化、牛韶、毕道昇;再校官有刘弼、胡令问、孔维;再都校官李觉。[8]
这样,经过严格校勘程序,图书中讹误较少,质量较高,得到民间刻书争相摹刻,被誉为“京师本”.在北宋逐渐完善的校勘程序发展到南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校勘格式。绍兴六年(1136年),由史馆修撰范冲、秘书省少监吴表臣制定的“校雠式”是现今可见最早的一份国家藏书机构的有关书籍校点的工作细则。另外,宋代对于校勘中不负责任的官员也有严厉惩罚措施。据宋人袁褧《枫窗小牍》载:“余从祖姑婿从易得与太清楼校勘,天圣三年六月,陈以《十代兴亡论》妄加涂窜,同官皆降一职。”[9]20正是如此严格的校勘制度,才使国子监刻书质量得到保证,成为历代藏书家珍藏的佳本。
二、国子监手书上版与刻工。
作为国家刻书机构,国子监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招揽众多人才为其服务,仅在上述校勘中有众多学者参与,在上版过程中也聘请了着名书法家亲自手写上版,使监本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明代张应文曾说,“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10]15.“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11]468,观现存宋版书字体风格,确实如上述评论。宋代沿用唐朝时已成熟的楷体,端正大方,横竖清晰,易于雕刻。随着雕版印刷的兴盛,楷体以其端庄凝重、规矩整齐,结构整齐等特性深受人们喜爱。其中,着名的欧体、柳体、颜体受到当时刻工的欢迎。同时,各地区刻书对字体也有不同偏好,如“四川宗颜,福建学柳,两浙则崇欧,江西兼而有之”[12]117.由于国子监部分书籍经校定后下杭州镂板,而杭州属于浙江,崇尚欧体,所以可以推测国子监刻书大都使用欧体。另外,为了使书籍更加美观,国子监刻书多请书法家手书上版。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中说:“宋初,《五经正义》赵安仁所书最多。《诗疏》,安仁与张致用、陈元吉、韦宿等四人书;《左传疏》,安仁一人书……赵安仁字体在欧柳之间,赵德父评李鹗书窘于法度,而韵不能高,安仁亦颇似之。然在刊本之中,当以李赵为最精劲矣。”[13]582北宋监本选用底本精审,校勘精良,名家手写上版,版式考究,行格疏朗,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宝,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和平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使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刻工是手工业者中的一种,以雕刻书版为职业,须具备娴熟的技艺。“他们是书本的直接生产者,对于人类知识的保存与传播,有莫大的作用。但在旧时代只作为普通匠役看待,为社会所不齿,在正史或传记书中很难找到他们的姓名。”297现存古籍中,书口处留有大量的刻工姓名,一是为了计算劳动报酬;二是为归咎责任。如今可以根据刻工留下的姓名鉴别版本,成为鉴定版本的依据之一。国子监刻书丰富,质量上乘,雕刻精美,必然离不开一批技术高超的刻工。由于刻工地位卑微,关乎他们的记载正史史料中极少提到。因此,对于国子监刻工薪酬、责任、赏罚等管理制度等深入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发掘新的史料。
三、国子监图书发行管理。
国子监书库官职责是“掌雕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颁发及出卖,而收其利以纳左藏库。并与本监学官分工删改、校定监本书籍”[15]348.可以看出,国子监书库官一要掌管书籍刻印;二是图书的发行;三是与本监学官校定群籍。图书发行是指关于图书用途的管理。国子监刻书用途主要有三:第一,作为国子监学生的教材;第二,“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第三,出售图书作为国子监的日常开支。
国子监是最高教育学府,教材是必不可少的,其刻书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如,“靖康元年,诏皇太子出 就 外 傅,就 资 善 堂 置 学 舍,令 国 子 监 供 监书”[3]3825.国子监不仅要供监书,还要为各路府州县学府提供教材,相当于现代的教育出版社。
宋代重视文化的发展,最高统治者常常把书籍作为奖励赐予宗室、王公大臣、周边邻邦及各地学府。如元裕八年(1093年)三月,“诏皇弟、诸郡王、国公出就外学,各赐《九经》及《孟子》、荀、扬各一部,令国子监印给。”[16]11472另外,宣和三年(1121年),雕印御笔手诏共五百本,诏赐宰臣、执政侍从、在京执事、外路监司守臣各一本。[17]417-418朝廷还把监本赐予周边的一些国家,如《长编》载嘉佑七年(1062年)四月,“夏国主谅祚进马五十匹,上表求太宗御制真草、国子监《九经》、《册府元龟》、《唐书》及本朝贺正旦、冬至二节仪。【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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