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先生认为，历朝政治危机发生的基本类型、古代王朝覆灭的诸种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政争、外侵、天灾和民变。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及地方势力的割据、外族的入侵、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由诸种因素引起的大规模的民众武装起义等，都是导致历代王朝衰亡的主要原因［1］。这高度概括了古代王朝衰亡原因的复杂性。然而，传统的观点多将王朝的终结归因于末世君主的昏庸无能、治理无方而导致本族内乱或外族入侵，这很大程度上弱化甚至忽视了自然灾害对王朝的影响。此种观点一方面不利于人们对历史原貌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人们对问题客观性和全面性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夏、商和西周三代为例来考察自然灾害在王朝更替中的作用。

　　一、三代灭亡原因的传统观点及其史料依据

　　传统观点对于三代灭亡的原因大致归结为以下三点：末代君主的骄奢淫逸、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以及与外部族之间的侵夺。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老一辈史学大家概莫能外。

　　当代着名史家朱绍侯先生在《中国古代史》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只是在记述西周衰亡的原因时提到了旱灾和地震加速了王朝的覆灭。现将史料依据分而述之。

　　首先，末代君主的骄奢淫逸。范文澜先生说“桀是夏代最后一个暴君”［2］24，因为他没有德行。《史记·夏本纪》载“桀不务德”［3］11，《左传·宣公三年》云“桀有昏德”［4］671，《尚书·多方》说他“乃大淫昏”［5］457。《古本竹书纪年》曰：“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又曰：“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6］19桀之残暴主要是好色，其次是驱使百姓大兴土木。

　　商纣与夏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记·殷本纪》载：“（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

　　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3］105商纣不但好色，而且好酒、贪财，生活腐败的程度为前世君王所未有。周幽王宫湦之骄奢在于过分宠爱褒姒，为博得美人一笑，不惜“逢火戏诸侯”。《史记·周本纪》载：“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逢火。”［3］148周幽王终因心爱之人而亡国。

　　其次，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夏、商、西周末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尚书·多方》说桀“不肯戚言于民”［5］457，《史记·夏本纪》说他“武伤百姓，百姓弗堪”［3］88，以至百姓咒骂不止：“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5］191宁愿与这个暴虐的君王同归于尽。商后期，社会矛盾已经凸显，至商纣时期，矛盾日益激化。《史记·殷本纪》载：“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3］106又“剖比干，观其心”［3］108。“小民方兴，相为敌仇。”［5］261刑罚的严苛、商纣的残暴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商纣众叛亲离，社会局面“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7］853。

　　周幽王时期阶级矛盾也很尖锐，幽王任用虢石父为卿，《史记·周本纪》载“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3］149，引起民众极大愤怒。

　　最后，与外部族之间的侵夺。《左传·昭公十一年》曰：“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4］1323桀继位后，以武力威逼东方的许多邦国，制服有施氏后，在有仍举行朝会，激起以有缗为首的诸侯反叛，桀率领参加“有仍之会”的各诸侯出兵征讨有缗。虽然夏桀灭了有缗，但一些诸侯从此与之离心离德，与外族矛盾日益激化。商纣时期，从未停息对周边部族的征伐。商纣集中兵力征伐殷西太行山区的黎，向黄土高原上的西北各部展开进攻，由于东南方向兵力的空虚，引起了东夷各部的叛离，商纣遂转而向东平夷，《左传·昭公四年》所载“商纣为黎之，东夷叛之蒐”［4］1252即指此事。周幽王之时，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攻侵也未曾停息过，烽火是为防备周边部族入侵的通信工具。幽王多次点燃烽火唤来诸侯，虽是为博褒姒一笑，但却可以看出当时各诸侯国对周边部族的警惕性极高。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犬戎等少数民族，一举将幽王杀死于骊山之下，这是与周边少数民族相互攻侵的典型例证。

　　此外，还有史家认为殷商自祖甲改革以后，引发了新旧两派长期的内部斗争，至殷末，斗争愈演愈烈，乃不堪“小邦周”一击，导致“大邦殷”的土崩瓦解［8］619。这些都强调了君主或统治集团在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绝对主导作用，却鲜有提及自然灾害对三代王朝的影响。

　　二、对三代自然灾害的考察

　　夏、商和西周时期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有夏太康时期的旱灾，孔甲时期的旱灾，夏桀时期的旱灾和地震，商汤时期的旱灾，仲丁、河亶甲、祖乙和盘庚时期的水灾，太丁时期的旱灾，商纣时期的旱灾和地震，周厉王时期的旱灾，周幽王时期的旱灾和地震等。

　　太康时期的旱灾。《史记·夏本纪》载“帝太康失国”，《集解》引孔安国之语：“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3］85《古本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6］4-5依孔安国之意太康即位后，喜好游玩田猎，不体恤人民，荒于政事，被东夷有穷国的首领后羿驱逐，丧失了对夏部族的领导地位。此史料有不尽合理之处。太康统辖的夏部落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部落，作为一国之君，太康不事农业却沉迷于游猎，是谓不务正业，亡国是其咎由自取。可是，后羿所属的东夷族有穷国是一个善射的部落。后羿入主中原之后并未汲取太康失国的教训，“恃其射也，不修人事”，仍然只顾游猎，不知体恤人民。据传后羿是一位能射九日的神话英雄。《淮南子·本经训》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9］574－577他的出现与天上的十个太阳有关。闻一多先生云：“案古言天有十日，更番远照，则一时仍只一日，此犹常态也。又言十日并出，则十日同时俱出，故其为热酷烈，异于常时。”［10］213
　　
　　可见，“十日并出”实际是在说天气酷热，表现在农业方面就是旱灾。《淮南子》所载尧时射日之后羿与《史记》所记有穷国后羿实非一人，有学者指出是“因二人同名，且均为东方之人，故至战国以来，遂相整合、重叠，终于到了泾渭不分的境地”［11］。

　　既然尧时后羿以射日着称，那么有穷后羿也有可能与射日相关联。因此，帝太康为后羿所逐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太康时期夏部族及其相邻的东夷部族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由于太康疏于政事，喜好游猎，给邻部提供了入侵的机会，于是有穷国后羿率东夷族占领了夏部族所在的区域。1日并出的现象。《古本竹书纪年》载：“胤甲居于河西，天有妖孽，十日并出。”［6］14依照闻一多先生对于十日的理解，这也应该是孔甲所居的河西之地遇到了较为严重的旱灾。又《史记·夏本纪》云：“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3］86结合两史材料分析，不难看出孔甲之祸是由干旱所起。因为夏商时期人们崇信鬼神，直到春秋时代人们仍然以祭祀的方式祈求平安，消除灾祸，《春秋》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拜鬼神乃是帝王日常的行为，只有出现严重的灾害，帝王才更加虔诚地笃信鬼神，在灾害得不到有效治理和缓解的情况下，政局便会迅速走向衰落。

　　夏桀时期的旱灾和地震。《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12］27《古本竹书纪年》载：“夏桀末年，社坼裂”［6］19。《今本竹书纪年》记：“（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6］222旱灾和地震灾害的打击使夏桀的统治岌岌可危。

　　商汤时期的旱灾。商初的大旱，应该是夏末旱灾的持续。《今本竹书纪年》载：“（汤）十九年，大旱……二十年，大旱……二十一年，大旱……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6］225－226《吕氏春秋·顺民》载：“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13］200后来，商汤以身祈祷于桑林之中，才使得天降大雨。

　　仲丁、河亶甲、祖乙和盘庚时期的水灾。《尚书·咸有一德》载：“仲丁迁于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5］221商王仲丁、河亶甲和祖乙时期都曾发生过水灾。李民先生认为，仲丁迁隞是由于水患所致。原因如下：首先，《洛阳伽蓝记》记载西亳曾被洪水淹没过。其次，偃师地区地势低洼，极易被淹。再次，从偃师商城的保存情况看，其应被洪水淹没过。此外，郑州商城的防水功能增强，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商族曾受洪水之害［14］34－35。河亶甲居相是为水灾所困。元代史家金履祥在《通鉴前编》中说：“河亶甲立，是时嚣有河决之患，遂自嚣迁于相。”嚣即商代仲丁所居之隞都，从商汤前期的迁徙来看，隞都的防水性能应该比较强，而金履祥先生认为河亶甲时因为隞都有河决之患，可见，这个地方应当与河流相距不远，取水方便的同时，也容易遭受水患的侵扰。“祖乙圮于耿”，《正义》引《释诂》云：圮，毁也。故云河水所毁曰圮。即理解为祖乙所居之耿被水冲毁。而《史记·殷本纪》：“祖乙迁于邢。”［3］100司马迁理解的是祖乙以前的都城发生了水灾，之后祖乙将都城迁至邢地。

　　1997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现了早于武丁而晚于仲丁的文化遗存，文雨先生认为该遗址早期极有可能就是河亶甲所居之相［15］。商代还有一次较大的水患，发生在盘庚时期。《尚书·盘庚下》云：“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5］243《正义》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将欲多大于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适于山险之处，用下去我凶恶之德，立善功于我新国。但徙来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荡分析，离其居宅，无有安定之极，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5］243可以看出，盘庚迁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水泉沈溺”，又曰：“民居积世，穿掘处多，则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5］243盘庚迁都之前所居之处疑问很多，据《古本竹书纪年》载：“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司马迁却认为：“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3］102而成汤之故居在亳而不在奄。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盘庚在迁往殷地之前，都城一定发生了水灾，无法生活，所以决定迁都。

　　太丁时期的旱灾。《古本竹书纪年》载：“（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6］36太丁，即大丁，商王文西。方诗铭案：洹水固可以泛滥，亦可以因旱而绝流［6］36。这次灾害距离夏末和商初的旱灾时间不远，可以视为夏末旱灾的延续。

　　商纣时期的旱灾和地震。《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五年夏……雨土于亳。”［6］236《墨子·非攻下》：“逮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16］217我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沙尘暴天气。这种气候现象是由于长期的干旱，空气干燥，遇上大风天气，卷起黄土，故而呈现漫天飞沙的景象。到了商纣统治末年干旱越来越严重。《国语·周语上》记伯阳父之语：“河竭而商亡。”［12］27《淮南子·俶真训》载：“逮至夏桀、殷纣……当此之时，峣山崩，三川涸。”［9］158－159商纣末年的旱灾涉及范围也很广。《逸周书·大匡解》：“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17］144-146又《今本竹书纪年》载：“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6］238可见，当是时，从陕西到河南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受到了干旱的影响。

　　周厉王时期的旱灾。《御览》中引《史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天大阳，兆曰厉王为祟。”［6］256旱灾之重，引起了房舍失火。大旱持续到宣王即位之后。《帝王世纪》记载，宣王元年，以召穆公为相，是时天下大旱。王以不雨，遇灾而惧，整身修行，期以修去之。祈于群神，六月乃得雨。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云汉》之诗是也［18］94。《诗经·大雅·云汉》正是对厉王时期大旱的真实写照。

　　周幽王时期的旱灾和地震。《国语·周语上》载：“是岁（幽王二年）也，三川竭，岐山崩。”［12］27韦昭注：“三川：泾、渭、汭。”三川流域是西周经济富庶之地，人口众多，严重的旱灾和地震灾害使得人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蒙文通先生曾总结说：“厉、宣、幽、平凡历一百五十余年，而旱灾与人民之流徙不绝于诗，此国史上一大故也。”［19］33
　　
　　三、三代覆亡与灾害关系的新思考

　　综上所述，在三代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可低估。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自然灾害迫使王都迁徙。商代帝王常用迁徙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灾害。《今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居庇。”［6］26-27这里至少涉及三位帝王迁徙都城，一是仲丁将都城迁于隞，从仲丁到河亶甲之间将都城迁到了相，祖乙之时又将都城迁到了耿。此外，还有盘庚之时迫于水患的压力，将都城迁于殷地。第二，自然灾害加速王朝覆灭的步伐。孔甲时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王朝从此走向了衰落。周厉王后期，连续5年大旱，使得民不聊生，宣王之时，虽有中兴之意，然而旱灾时时侵扰，《诗经·大雅·云汉》曰：“旱既太甚，蕴隆虫虫。”王朝衰落的颓势已经难以挽回。第三，自然灾害导致统治的终结。夏太康时期的旱灾、夏桀时期的地震和旱灾、商纣时期的地震和旱灾、周幽王时期的地震和旱灾等成为三代王朝灭亡的直接诱因，使统治者失去对部族的领导权，或被赶出原来的统治区域。

　　有学者指出，“夏、商和西周时期灾害集中多发在王朝的末年”［20］17，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巧合？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人对此问题进行过思考。《国语·周语上》载伯阳父之言：“……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12］27伯阳父将夏、商的灭亡与自然灾害联系起来，并断定西周也会因为自然灾害而亡国。结果真如其所言，西周在旱灾和地震的共同作用下，很快就覆灭了。难道自然灾害真的可以预示王朝的衰亡，或是灾害必然发生在王朝的末年？显然，这有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我们需要对灾害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

　　首先，生产力越落后，自然灾害对王朝的影响就越明显。关于自然灾害，邹逸麟先生这样表述：“当自然界的变异，对社会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时，才称之为灾害。自然灾害不仅决定于来自其动力的自然界，还决定于其承受体的人类社会。”［21］其中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不是所有自然界的变异都是灾害；另一方面，形成灾害与否取决于社会的承受能力。

　　换言之，自然界的变化因社会承受力不同而不同，当社会承受力强时自然界的变化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当社会承受力弱时就变成自然灾害。那么，社会的承受能力如何去衡量，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力越发达，经济越发展，社会承受能力就越强，相反生产力越落后，经济越倒退，社会承受能力就越弱。邓云特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技术拙劣，效率极低，平时本来就生产不丰，人力浪费，稍稍遇到自然灾害，就束手无策。所以轻微的变动也足以引起重大的打击。于是或因天久不雨，河水浅时，高田因人力畜力灌溉不及，而致成旱灾害之事实非常多见。”［22］109三代时期，我国处于奴隶社会，尚未使用铁器，农业生产工具仍是以木、石、骨和蚌器为主，生产力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有学者推算，夏、商、周时期的亩产量分别在40斤、61斤和83.1斤左右［23］。《逸周书·文传解》引《夏箴》之言：“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丈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17］245这里“小人”指奴隶，“丈夫”指奴隶主，无论是奴隶还是奴隶主，如果没有储存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饥荒就难以生存下去。在遇到天灾之后，统治者为了保住自身利益便会变本加厉地压榨奴隶，这又直接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其次，王朝政治的腐败加剧灾害的影响。灾害的出现是人类难以预测的，但王朝政治的腐败往往加剧了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夏太康、夏桀、商纣及周厉王、周幽王时期的灾害之所以最终酿成亡国之祸，究其原因无不是当权者的腐败起了催化作用。夏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夏桀、商纣、周幽王贪恋女色，周厉王与民争利，当天灾与政治腐败交织在一起时，王朝便在一夜之间崩塌。我们试作一下对比，夏桀时期的大旱延续到商代初年，商汤罪己，抚慰民众，并积极采取措施，如令伊尹教民凿井溉田，旱情得到缓解，商汤受到民众爱戴。同样的旱灾摧毁了腐朽的夏王朝却没有压垮新生的商王朝。西周部族也同样经历了商纣末年的地震与旱灾，引发了饥荒，然而周王召集属下，摸清灾害详情，制定对策，顺利渡过难关。商王朝在天灾的打击下奄奄一息，西周部族却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由此可见，政治的腐败大大加剧了灾害的影响。

　　最后，王朝覆灭是天灾和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灾害具有两重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一方面，自然界的变化是引起灾害的决定性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的，如地震、水灾、旱灾等；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乱砍滥伐，带来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加上政府疏于防范以至于大堤溃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为制造了灾害。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末年都遇到了自然灾害，由于王朝政治的腐败，对灾害的防范和救助能力大大下降，在自然和社会双重因素的打击下，导致王朝轰然坍塌，正是天灾和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自然灾害与人类的发展相生相伴，但是，如何在灾害发生后进行及时救助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清明、领导得力，民众积极响应，社会财富充裕等，都会降低大灾的影响，甚至可以转危为安。反之，政治腐败、领导不力，民众消极响应，社会财富匮乏等，小灾终将酿成大祸，导致亡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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