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号称“文献之邦”，徽州家谱是徽州文献中的瑰宝，一向以数量大、价值高闻名于世[1]。现存馆藏徽州族谱约有 2000 余种，绝大多数是明清民国时期所纂修[2]。徽州家谱数以千计，善本众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谱自身编修理论的不断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3]。本文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为中心，对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理论与内容的发展进行分析。该谱编修队伍庞大、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史料翔实，其编修秉承了前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理论与特点，不仅重视家谱体例的继承与创新，而且注重编修材料的考证与甄选，文献体裁多样，辑录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家谱在维护宗族秩序建设中的“敬祖、收族、睦族”功能进行了宣扬。《宗谱》以古徽州绩溪城西周坑为视点，勾勒出明清时期徽州乡土社会的原貌与变迁。

　　一、《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及其内容

　　据《宗谱》载，绩溪周氏始于周垚，其先世由庐江迁徙饶州鄱阳。唐僖宗中和年间，周垚由歙州司马推荐升为刺史，任期届满正值黄巢起义，为避兵乱迁居绩溪虎头山，为绩溪周氏一世祖，后裔繁衍，遂名始迁地曰周坑。周垚生三子，“长公讳固，徙旌及歙之小路口，次子讳国，仍居周坑，三公讳囦，徙邑东北乡之竹里”[4]卷首《明胡序》，始分三支，“转徙杂寓，赫奕于宣歙之间，今皆为望族”[5]卷首《明禺序》。

　　次子周国一支，递传至十六世“周世杰，田连阡陌，粟帛陈因，委的殷富，堪充富户”　[6]卷首《世杰公帖文》，“世杰，一讳道童，字士英，号勿斋，生至元庚辰（1340）八月初六日亥时，殁明永乐乙酉（1405）五月初五亥时，享年六十有六，懿行载县志，娶歙邑坦头汪氏……子五，德善，德茂，德文，德祥，德浩”[7]卷一《统宗世系图》。五子支脉繁衍，人丁兴旺，子嗣绵绵，仕宦显达，明嘉靖年间五支合建宗祠敬爱堂，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又重新修葺。该谱即敬爱堂宗下五支世系宗谱。

　　据《宗谱》载，绩溪周氏宗谱“一修于（宋）郡学生守座公，再修于渊浙西宣慰杰公，又再修于国朝国子生敦公”[9]卷首《明胡序》，嘉靖辛丑年“周子仲弘作周氏谱成”[10]卷首《明胡序》，“万历甲申年旌邑裔孙周希旦编辑统宗世谱，康熙丙申年周栻编修宗谱”[11]卷末《历代修谱人名》，此为七修，距上次编修宗谱已历时一百八十余年，“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已是清初以来的修谱惯例[12]，“旧谱失传久矣，久失其传则昭穆不明，恐后风俗陋薄，有伤族义”[13]卷首《元杰序》，故“光绪戊戌年阖族重修城西宗谱，至乙巳年告竣”[14]卷末《历代修谱人名》，历时八年，可见该谱编纂功夫之深。

　　《宗谱》内容极其全面，据卷之首《梁安城西周氏宗谱目录》载，卷首载光绪三十一年徽州府教授周赟序文一篇，宗谱目录一篇；历代修谱序；凡例 32 条；诰勅 13 道；公文 6 则；重建宗祠记 1 篇；刻祠谱记 1 篇；祠图 2 幅，一幅为濂溪书院图，一幅为周氏宗祠图附联匾文；绩城周氏十景诗；先人事迹题名总额一份；春冬祭礼文 1 篇；祠规 43 条；宗支执掌图一幅；卷一载“统宗世系图，国公派一至派三，长分德善公派一至派五”；卷二载“二分德茂公派一至派五”；卷三至卷十一载“三分德文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二载“四分德祥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三至卷十六载“五分德浩公派一至派五”；卷十七载“传、家传、赞、序、记、行状、墓表、志铭、对、说、引、后、铭”，其中传记 44 篇，赞文 32 篇，杂序、叙 10 篇，记 23 篇，行状、述、墓表 7 篇，记、对、说等杂文 16 篇；卷十八载“诗”，诗、文共百余篇之多；卷十九载“履历、诔、祭文、挽诗、前修祖墓序、禁碑、前修祖茔祭文、修祖墓捐钱名目、置义冢捐钱名目”，其中祭文 13 篇，寄书 1 篇，履历 1 篇，诔 1 篇，挽诗 10 首，墓序 1 篇，禁止盗葬和砍伐祖坟林木碑文 1 篇，祖茔修葺祭文 1 篇，义冢鳞册图形及捐资名录 1 份；卷二十载“墓图、祠址、祠各户田产、排行”，其中墓图 61 幅，嘉靖修谱跋文 8 篇，领谱字号 1 份；卷末载“历代修谱人名、各分领谱人名、绩溪周氏前修族谱跋、新跋、勘误记”。该谱共 20 卷，首一卷，末一卷，分 21 册。

　　平均每册约 100 页左右，总计约 2000 页，在徽州谱牒中是一部鸿篇巨制了。该谱的显着特点是文字比重较大，记录了历代所修族谱的文字资料，在同时期的徽州家谱中是比较突出的。谱中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文献体裁多样，如记载了历代的优秀诗文、明代政府公文、宗族贤达事迹以及宗祠建设、宗族祭祀方面的祭文等，这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原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该谱中诸如族规、家训、祠堂、墓葬、辈行、传记、诗文等大量史料的留存，反映出绩溪城西周氏宗族的源流、繁衍、迁徙，由此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徽州社会的变迁历程。

　　二、《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特点

　　《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在保存丰富家族史料的同时，也有自身的编修特点：

　　（一）重视体例继承与创新

　　王鹤鸣认为，“中国家谱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趋成熟、完善，体例完整，内容丰富”[15]，“宋代欧阳修、苏洵创立的五世图式体例，构成了徽州谱牒的基本框架，可谓之徽州谱牒之体”[16]。据《宗谱》中《凡例》载：“统宗旧谱图世系，此五世一提，准欧阳谱例，取五世亲尽之义，尽则复提大书小注，亦准列史年表及世系今遵之”，“五世再提，分房列派，由大宗以及小宗首书某公支下某公派，长房系明，则续提二房，二房系明，则续提三四房，其各房分支义例亦然旧谱，如是今遵之”[17]卷首《凡例》，由此可见，《宗谱》的纂修严格继承了前代修谱的体例与编撰方法。《宗谱》虽继承了前代族谱中“书善隐恶”的传统，但对族人的生平事迹并无夸大其实，如谱载：“行实前谱不书恶而书善，然书当以实不可浮词溢美，令亡者有愧地下且受他人唾之”[18]卷首《凡例》。又据该谱载：“图系各人分注自名字而别号，而行实，而生娶，而殁葬，而子女，此旧谱凡例之序也然分注，闻有凌乱今厘正之”[19]卷首《凡例》。由上可见，《宗谱》的体例不仅继承了前代谱例，且在其基础上，有所改进与创新，对前世修谱的“凌乱”进行了“厘正”。该谱以始迁祖周垚为一世祖，不录周垚以上各派世系，杜绝了为追源溯始而胡乱攀附的修谱流弊，世系前有谱图提纲统领，后分五支详细述说，且每支世系连贯，分则为支谱，合则为宗谱，便于族人查找检索。

　　（二）重视材料考证

　　在徽州众多的家谱中，由于受客观上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资料不完整、抄录中以讹传讹、当朝政治宗教压力、编修者自身知识面不广、文字功底不够深厚、责任心不强、性格存在偏执等因素影响，谱与谱之间记载的史实材料常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甚至一部谱中，前后记载亦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宗谱》在编修过程中，尤其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其实证精神在同期徽州家谱中首屈一指。如谱中辑录的一篇嘉靖二十年（1541）汪仲成为周氏宗谱所撰写的《绩溪周氏前修族谱叙》载：“故纪自始祖刺史公始，据其墓也，始祖以上非略也，阙其疑也；于绩为独详焉，耳目所逮也；迁徙必录，取起家之始也；亲尽而犹得书者，着其族之所自出也”[20]卷首《明汪序》。又如胡宗周所撰《绩溪周氏前修族谱序》载：“其较精核实伪，妄不淆见，其智焉世表其德，所以作孝恶为亲讳，所以作厚笔权惟公，所以示直锓梓印给，所以示信一举而众善，集诚无愧于家史矣”[21]卷首《明胡序》。由此可见，《宗谱》编修者对于史料考证的严谨态度，其“有疑必阙”、“精核实伪”的考证精神与同时期徽州“以讹传讹”的家谱编修者相比，实在难能可贵。

　　（三）重视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

　　纂修家谱中的材料选择要有助于国家和宗族，而且史料记载要详实。这样有选择性的记载一方面是为了光耀自己宗族，激励族中后人的不断进取；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存在族谱编修的篇幅有限，不能将族人资料一一详细载入，选取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及对后世族人有教育意义的宗族贤达事迹辑录就显得尤为重要。重视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是该谱编修的一大特色。《宗谱》对于文献资料的甄选，秉承了“追本溯源，敬祖收族，弘扬祖德，延续辉煌”的宗旨与目的。该谱中对于政府公文、宗族贤达事迹、宗祠建设和宗族祭祀方面文献资料的辑录，充分体现了“贤能典籍，在所必载，所以传一族之文献也”[22]卷首《明汪序》的优良传统。

　　1.对政府公文的辑录

　　《宗谱》卷之首《公文》篇，保存了明代政府公文的格式，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史实信息，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如谱中《玉音》一篇，就详细记载了明成祖元年的一篇文告内容，文中详细记载了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拣选地方上有一定实力的“殷实大户”随之迁徙至京都，以充实京都民籍的史实。

　　绩溪城西周氏因富而成为被拣选的对象，周氏家族十七世祖周德文因之牵涉其中，最终“以富户敕徙，卒北京宛平县”[23]卷一《统宗世系图》。明成祖拣选殷实富户迁至京师，充实京师民籍，一方面巩固了当朝政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封建政治高压下的世家大族人口的迁徙流动。

　　2.对宗族贤达事迹的辑录

　　《宗谱》中除了辑录重要的史实文献外，尤详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辑录。如卷之首《题名总额》中分“义勇、忠、忠义、孝友、尚义、隐逸、文苑、科贡、生员、仕宦、职官、杂职职衔、耆英、乡善、节烈、节孝”等条目，详细记载了元明清三朝数百位周氏宗族贤达的生平事迹，其中对于“义勇、忠义、孝友、尚义”四个条目中贤达事迹的记载尤为详细，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充分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家谱特征[24]。如《忠义》中载周国栋曰：“一讳懋绩，字子惠，国学生，性敏笃学，见义勇为，粤匪窜绩，率众守十三都……贼飞石如雨，奋身击退，杀贼甚多，避难者赖以保全，后以贼蜂拥而前，寡不能敌，舍身殉义，入忠义祠”[25]卷首《忠义》。《宗谱》中对于宗族贤达事迹的辑录，一方面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宗族史料，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尊祖、敬宗、收族、睦族”的作用，有助于宗族结构的维系。

　　3.对于宗祠建设、宗族祭祀文献材料的辑录

　　《宗谱》中对于宗祠的建设、宗族的祭祀活动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如卷之首的“重建宗祠记”、“刻祠谱记”、“祠图”、“祭礼”、“祠规”等条目中，详实记录了宗祠的重建、新旧置产的编入、祠堂原貌的呈现、祭祀活动的仪式以及宗族的典章规范等。

　　徽州宗族历来重视祠、墓祭祀活动，该谱卷之首《祭礼》篇完整地记录了祠祭活动的仪式，生动描绘了具体的祭祀步骤以及祭祀用品陈设等细节问题，这对于深入认识并还原历史上徽州宗族的祭祀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文献的辑录对于研究古徽州宗族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有关祠堂祭祀的资料颇为珍贵。

　　（四）重视功能宣扬

　　家谱是宗族精神的体现，徽州家谱编修的过程是一种民间文化逐渐形成、成熟的过程，是宗法制度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顺应了中原名门望族光宗耀祖的心理。家谱不是正史，却如同正史记载国家兴衰更新一样，记载着一个家族的起起伏伏，传达着先祖的信息，延续着血脉香火[26]。如卷之首《题名总额》中通过对宗族贤达“忠义”、“孝友”、“尚义”、“科贡”等事迹的辑录，目的在于教育族人要秉承先祖的忠孝精神，传承先祖登科入仕的荣耀。由此不难看出，《宗谱》中对于祖先事迹的宣传，正是践行了“明昭穆，别尊卑，追本溯源，敬祖收族，聚宗睦族”的家谱编修宗旨。重视家谱功能的宣扬，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余论

　　清代的徽州乡土社会在儒家宗法伦理思想的熏陶下，民间的修谱活动十分活跃，这说明宗法制度和宗族观念在当时的徽州社会仍有较为牢固的社会基础。徽州地处耕地贫瘠的山区，许多人常年在外奔走经商，却仍保留着很强的家族意识，不同地域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给传统的徽州宗族社会添加了新的注脚。从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上就可以看出这种传统与创新的交融。尽管清代徽州家谱在编修理论、修谱内容、修谱活动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仍在家谱编修的各个方面充分继承了前代的成果，由此可见，清代的徽州家谱仍然是宗族社会的产物。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薛 贞 芳 ． 徽 州 谱 牒 述 略 [J] ． 安 徽 大 学 学 报 ，2000(2):104-108．

　　[2]谈家胜，郝瑞平．《绩溪南关惇叙堂宗谱》的文献特色及其价值——兼论晚清时期徽州族谱体例与内容的嬗变[J]．黄山学院学报，2011(4):13-18．

　　[3]徐彬.论徽州家谱的评价理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201-205．

　　[4][5][6][7][9][10][11][13][14][17][18][19][20][21][22][23][25](清)周之屏纂修．绩溪城西周氏宗谱[O]．清光绪三十一年敬爱堂活字本．国家图书馆珍藏．

　　[8]谈家胜.国家图书馆所藏徽谱资源研究[M]．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12]陈瑞.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及其内容与体例的发展[J].安徽史学，2000(4):23-27.

　　[15] 王 鹤 鸣 ． 中 国 家 谱 体 例 概 说 ( 一 )[J] ． 寻 根 ，2009(1):50-59．

　　[16]王鹤鸣．试论徽州谱牒的体与魂[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05-114．

　　[24]徐彬.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N].光明日报，2010-06-22(12).

　　[26]方静．解读徽州[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