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格具有强烈的范导功能，其范型一经确立，会对一个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对于理想人格的研究，历久而弥新。当下的转型中国正面临着“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的“人格危机”[1],理想人格的重塑，对今天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中，启蒙思想家以与古代不同范型的理想人格，来表达对近代化过程中中国人人格的期许，也推动了教育目的的现代转换。这种“传统人格的近代裂变”,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标志之一[2],其深层次则是伦理精神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本文将致力于省察理想人格“裂变”和教育目的转换的伦理维度，从伦理学的视角考量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以有助于思考当代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

　　一、理想人格的形成及其近代挑战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伦理文化积淀的国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韦政通认为，理想人格是先秦诸子将尧、舜等古帝理想化的产物[3].在古人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帝的“理想人格”的构想中，“内圣”、“外王”特质是共有的，这表明古代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是圣王。秦汉大一统以后，理想人格的内涵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外王”理想萎缩而“内圣”特质得以扩张，读书人所向往的是成为“儒”,知识分子用心的范围逐渐囿限在立身行己、出处进退上。在理想人格与国民性的关联方面，韦政通认为，这种经由“古帝理想化”形成理想人格的过程，导致了一种崇古或尊古的价值取向，是形成权威人格、保守等国民性的最基本的文化因素[1].汉以后直至清末，随着儒家传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了正统地位，中国传统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传统社会、规范人们日常生活并世代相传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与这种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礼治为核心的完整价值体系相对应的，是圣贤、君子、成人、大丈夫、大人[2]等人格称谓构成的传统的理想人格形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修养模式，成为历代士大夫毕生践履的人生道路。“学而优则仕”成为传统教育的理想出路，伦理道德成为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传统理想人格在近代内外部双重因素的促引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换。从理想人格演变的角度来看，在西方入侵之前的封建末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们已经觉察到严重的社会危机，看到挽救这种社会危机非赖于一种新的理想人格不可。传统的以儒家伦理价值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因其至高至大、令人望而生畏而招致越来越多的开明思想家的诟病与责难”[3].其中，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在否定传统“理想人格无所不能、完美无缺和大公无私的绝对性”的同时，承接王阳明、黄宗羲关于“豪杰”精神的思想，提出了与其个性主义思想相联系的“豪杰”理想人格[4].龚自珍的“豪杰”理想人格，不再强调社会阶层和知识的限制，更注重“心志”和“心力”,强调顺应个体性情发展和创造精神，从而实现了从精英化理想人格向平民化理想人格的转换，奠定了近代理想人格的雏形。

　　19世纪的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传统理想人格文化、价值体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在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中日渐消沉，道德、心理和行为方式（习俗）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表现出普遍的道德沦丧和明显的价值迷失。“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5].龚自珍、魏源等早期启蒙思想先驱将这种严重的价值迷失概括为“人心之积患”,认为“治天下者，以整顿风俗为先”[6].他们对传统的封建统治、腐朽虚伪的理学、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整肃道德”、“改造人心风俗”的主张。其间，有思想家赋予传统“圣贤”人格以“变通趋时”、“亟亟谋利”、“必通西学”等新品性，希冀以此来改塑传统理想人格[7],而郭嵩焘等早期维新派则更借助他们眼中的西方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为国民性引进了“开放”、“求实”、“重商求利”等崭新因素[8],这已经蕴含着“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萌芽。但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宗法礼教价值观的批判在总体上仍是在原体系内的批判[9],以“改造人心风俗”、“整肃道德”的途径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没有脱开“藉道德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传统思维方式。他们对传统“圣贤”人格的改造，只是“旧瓶装新酒”,还没有提出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范型。

　　二“、国民性改造”与理想人格的现代转换

　　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加重了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国门打开之后，各种关于新世界、新文明的观念和新思想蜂拥而入。原本自给自足的“天下”变成了物竞天择的“世界”,在“未死之旧”与“方生之新”之间，个体“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发生混乱和瓦解”[1].传统道德价值的动摇和迷失，引致传统的理想人格观念的崩塌，而新的价值体系、理想人格尚未确立或获得认同，价值体系的“失范”导致“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如何解决民众的“人格危机”,成为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一部分维新思想家转回到宗法礼教价值体系的老路上去（如康有为），而更多人“不再采用不离传统而改造传统的做法，而是径直以与古代不同范型的理想人格，来表达走向近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人格的新动向”[2],如洪仁玕、严复、梁启超等提出了培养一代“新人”、“新民”的问题，成为“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先声。辛亥革命前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开始从观念层面对传统封建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

　　他们认识到，如果仅仅从器物或制度上学习西方，没有大多数国民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自强图存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他们强调应该进行思想启蒙，改造落后愚昧的国民精神。鲁迅深刻地指出，“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

　　在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对国民性格进行了更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国民性改造”思潮由此蔚然形成。作为一股对近代中国人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社会思潮，“国民性改造”思潮推动了文化价值体系、伦理道德规范、理想人格乃至教育目的的现代转换。

　　1. 从理想人格的角度来审视“国民性改造”思潮，必须首先理清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关系问题。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国民性”一词最早由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从日文中引入，对应的是日文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national character”一词的翻译。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国民性”是一种“众数人格”,而一个民族可能有多种“众数人格”[4],究其本质来讲，“国民性”是一种现实人格。

　　很显然，一个社会的理想人格与其实际形成的现实人格并不是一回事，有时可能还具有强烈反差。历史上产生了一些理想人格典范，如孟子的刚健、庄子的透脱、阮籍的狂放、船山的贞固[5],但是真正达到这种精英化的理想人格境界的还是凤毛麟角，以至于有论者认为，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由始到终都没有在现实的个体身上出现过”[6].但我们认为，传统的理想人格虽然主要是精英阶层孜孜以求的修养目标，却是一个社会文化精神的代表或者是其精华的表现。对现实人格的批判和重塑，离不开理想人格的构想和引领。“国民性改造”一方面是对现实人格的弊端即“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改造，另一方面也是以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和价值体系对“新的国民性”的建构。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旨在以资产阶级的国民精神、国民心理取代封建时代旧国民精神，改造中国人传统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个体解放”、“个性自由”的观念凸显了“国民性改造”中人的个性发展和人自身的解放层面。正是在启蒙思潮的推动下，中国人的人格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即从群体化人格范型向个体化人格范型转变的艰难进程[7].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对现实人格的批判和对“新国民”理想人格的构想，实现了理想人格从传统精英化向现代平民化的转变，也促进了现实人格的重塑。

　　2.“国民性改造”不仅意味着对现实人格中落后因素（“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意味着对传统理想人格的摈弃。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人新人格、新形象的观念设计，几乎从未间断过。思想家希望通过对新的理想人格的建构来促进现实人格（国民性）的改造，同时革新传统理想人格的意涵。

　　论者们普遍认同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国民的形象为榜样来重塑他们心中的新型国民性。有论者通过考察近代思想家们对国民新观念的论述，认为他们理想中的新国民形象，必须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观念；自由、平等、独立的时代精神；自尊、自信、自治的人格特质；尚武、进取、冒险的行为倾向；爱他、合群、公德心的基本道德观念，以及明确的国家思想[1].由于切入的角度不同，学术界对这种新型国民性的归纳、概括是有差异的，但大体上是一种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面貌和理想人格的近代资本主义新国民形象。

　　3.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中理想人格的内涵转变，蕴含着伦理价值体系的变迁。国民性是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普遍具有并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而内化为个体社会心理的伦理道德规范准则以及指导这种准则的社会价值，则是国民性的深层次决定因素[2].不管是对传统“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还是对“新国民”理想人格的构想，实际上体现了近代中国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规范的重建。

　　如上文所分析的，在价值体系上，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实现了从封建的家族本位主义价值观向资产阶级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的时代性转换。与价值观的近代转换相对应，在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上，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也催生了从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到独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道德的近代转换。而集中在理想人格的“裂变”上，则是从“依附状态”的人格向“独立状态”的人格、从群体化人格范型向个体化人格范型、从传统精英化人格向现代平民化人格的转变。

　　三“、新人”形象的设计与教育目的的转换

　　教育目的既然是对培养对象规格的设计，就不能不与人格理想相联系。现代教育学的研究表明，教育目的的确定，既有客观的规定性，又有主观方面的依据。就客观性而言，教育目的的确立受到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需求和个体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就主观方面而言，教育目的体现了人们的价值选择，受到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教育目的的客观性维度与主观性维度统一于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乃是造就高尚健全的人格”即“理想人格的实现”[3].因此，理想人格观念是规定教育目的的重要理据。

　　教育思想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教育目的，都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人格形象的理想追求[4].在西方，卢梭主张的自然发展的人，洛克的“绅士”,杜威所谓的民主社会的公民等等，都寄托了他们对于理想人格的向往，这些理想人格也就自然成为他们所理解的教育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人格的典范是圣贤、君子、士、大丈夫、大人等。这种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观念，确立了古代教育目的的“君子”、“圣人”情节，其中“君子”是基本层次，“圣人”是最高层次。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心力”及道德的修炼，倡导以“修身为本”.这种按照理想人格的典范加强自身修养的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形塑传统“国民性”的主要途径。

　　近代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国民性的改造归根结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必须依靠新的教育、新的社会教化的手段来实现。“国民性改造”思潮在促进理想人格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国民”的理想人格形象。比较有影响的如洪秀全的“新人说”、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新人”、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冯友兰的“新原人”、李大钊的“青春说”、毛泽东的“新人说”等等。这些理想人格的新设计“进入”教育领域时，就成了确立教育目的的社会价值依据。正如论者所指出的，近代新人形象的观念设计首先在思想领域发动，然后才进入教育学领域的[1],对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的转换起到了思想观念上的促引作用。“国民性改造”所蕴含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根本点，就在于“个体解放”、“个性自由”,所以必须重视个人价值，树立独立人格[2].主张国民性改造的近代思想家们对传统教育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传统教育是奴性教育，而新教育要以培养人的个性、发展人权、养成独立的近代人格为宗旨[3].

　　陈独秀呼唤“自觉奋斗”、“新鲜活泼之青年”的出现，为迷茫中的近代中国人提供了现代人“理想人格”的系统阐述。这样的新青年具有六种人格：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4].为了培养这样的“新青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了“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突显了“个人解放”的价值，目的是培养文武双全的“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通过各种形式揭露了封建教育压抑人的个性的本质，并提出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他们普遍把培养具有独立、自由、平等精神和品格的新国民作为新教育的目的和宗旨。

　　除了强调个性，近代教育家们也非常重视国民性中公民意识的培养。他们认为，养成独立个体人格并未真正达到促进社会进化之目的，客观上需要培养国民健全人格[5].蒋梦麟指出：教育旨在养成有用之国民，为发展个人能力，增进社会幸福之具。不同学校的“标准虽有不同，其最后之目的惟一，一曰养成国家的人民”[6].在蔡元培看来，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群性以国家为界，个性以国民为界，“立国于二十世纪，非养成国民兼具两种相反对之性质不可：曰个人性与共同性”,惟此二性具备方为国家所需之完全国民[7].因此，普通教育当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陶行知也指出：“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国民教育，拿来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晓得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共和的国民，适合于现在的世界。”而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这种能力，此即“‘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8].可以说，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是近代教育家的共同价值诉求。

　　这种理想人格转换的思潮不仅体现在思想家、教育家们的言论中，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对教育目的的改变。1906年，清政府在“中体西用”的纲领下，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虽然仍以“忠君、尊孔”为根本，但也针对“中国民质之所最缺”,即国民性中利己、虚文等劣根性，提出了“尚公、尚武、尚实”的宗旨，注重振发国民志气，侧重于技能训练。民国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批判旧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而“尚公、尚武、尚实”仍是“共和时代”的教育所需要的[1].作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的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新教育宗旨应从受教育者的本体出发，养成他们的健全人格，而健全人格的教育，应该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个部分，应该用这“五育”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2].这一思想在民国教育部颁发的《教育宗旨令》中得以体现，“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大体继承了旧教育宗旨中“尚公、尚武、尚实”的思想，弃除了“忠君、尊孔”的内容，并以现代的公民道德等思想予以修正和革新，促成了教育目的从封建思想向资产阶级精神的现代转换。

　　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实现了“打倒孔家店”与“孔子已死”的瓦解传统工程[3],促进了传统理想人格的彻底瓦解。至于新的理想人格形象的确立与获得普遍认同，则是有待完成的历史任务。

　　四、当代中国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基于理想人格的建构

　　近年来，受人的现代化和公民教育研究的影响，学界关于国民性的研究有复兴的趋势。今日重启国民性改造的话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传统社会的外部形态起了巨变，然而“国民性格”的改造并未取得长足进展，“国民性改造”仍然是有待完成的未尽任务。而且，面对新世纪，文化“启蒙”即“国民性改造”的任务更加紧迫了[4].从理想人格的角度来审视，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推进，理想人格文化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不但传统理想人格彻底瓦解，新的理想人格形象尚未建立，甚至连谈“理想”也会引起不同的争议。诚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转型中国正面临着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和理想人格失落的“人格危机”[5].当代教育在化解转型中国的“人格危机”中能有何作为？今天的教育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理想人格形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凸显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传统理想人格文化还能否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促引的理想人格的转换，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

　　1. 现代“人格危机”中教育之能为

　　转型期中国的“人格危机”,深刻体现了个体对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和意义缺失的迷茫，也为今日现代化进程中“国民性改造”或“文化启蒙”赋予了新的内涵。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通过重塑理想人格来消解“人格危机”.如果说，启蒙的目的是求得个体的精神解放与自由，那么塑造现代理想人格也就是实现新的启蒙[6].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来思考这一问题，塑造现代理想人格，就是促进人的现代化。美国着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7],社会现代化是包括国民心理现代化或人的现代化在内的一个全面发展过程。人的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只有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形成了现代化人格，人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人，这样的社会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社会[8].人的现代化与国民性问题不仅是两个彼此有着密切联系的主题，在当代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的国民性改造理想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1],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新国民性成长的社会土壤。今日，“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为国民性的改造提供了充分的条件”[2].这不仅因为民族“救亡”问题已经解决，“救亡与启蒙”之争不复存在，而且“启蒙”本身即促进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之类的观念已被普遍认同。

　　如果把近代“国民性改造”视为中国人的现代化的开端，今天这一未竟的任务已然具有新的内涵。在新的情势下，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中关于教育与革命的改造路径之争也不复存在，教育成为新时期“国民性改造”的“不二法门”;当代教育既要“改造”国民性也要培养现代国民性，归根到底就是要促进人的现代化。在论证教育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英格尔斯曾经指出，“在受教育较少的人中，具有现代性品质的人平均比列是百分之十三，而在受教育较多的人中则占百分之四十九，这就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对个人现代性有直接的独立的贡献。”[3]人的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在全体国民中实现从现实人格向现代理想人格的转化。通过塑造和培养现代理想人格，促进人的现代化，是当代教育化解“人格危机”的重要使命。

　　2. 现代理想人格的三类构想

　　关于现代理想人格的构想，代表性的致思路径有三种：一是直接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来确立现代理想人格。有论者指出，在建国初期、文革时期、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四个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想人格标准：从“三育并重”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上的“红”代替人格上的“德”;从“三个面向”到“四有新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五个成为”;以“八荣八耻”为行为准则的“完整的人”[4].这种理想人格标准的演变，其实质是根据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对社会主义理想国民的设计。这些理想人格的设计直接体现在建国后关于教育目的或教育方针的规定中，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从培养“四有”的社会主义人才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主要不是基于人性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更多地是从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需要来构想理想人格标准，从而确立教育目的。

　　二是从某种哲学观念出发来构建当代教育的理想人格形象。如有论者借用我国当代哲学家的概括，认为当代教育追求的理想人格形象是“平民化自由人格”[5].论者认为，自由是主体性的表征，平民化则是适应历史发展和当代社会特点的要求，是对历史上圣贤人格、精英人格的否定；平民化自由人格是当代人的自我意识中类主体、交互主体思想的具体化、中国化表述；平民化自由人格统一了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人格状态[6].这种理想人格构想基于人的历史发展和价值追求本性的人性论，反映了教育目的在人性视角下“从终极者到普通人的转型”,也体现了对抽象化、工具化的理想人格构想的批评。

　　三是从现代化社会要求的视角来建构现代理想人格。如有论者从构成现代化社会的要件的角度，提出现代化新人在精神价值追求方面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质，包括独立自主意识、理性精神、诚信、宽容、敬畏生命等[7].这种构想，比建基于哲学人性论基础上的理想人格构想，具有更加具体的、现实的内涵。问题在于，人们可能会提出各种不同的理想人格的构成要件，难以形成一致的观点。但教育目的的确立，既有客观的规定性，又有主观方面的依据。上述三种理想人格构想的致思路径，无论是从外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需要出发，还是以哲学人性论和人的发展规律为基础，或者是体现现代化社会“现代性”的要求，任何一种单独的路径都有其偏颇之处，需要一种综合的思考框架来构想理想人格，从而既体现客观的社会要求，也有其主观的价值观念依据。

　　3. 全球化视野下的“通三统”:当代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

　　在近代西方文明巨大冲击之下，“国民性改造”思潮是在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近代化历程中诞生，因而其间思想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构想，着重利用西方思想观念和近现代社会的要求来改造和取代“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今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一方面要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作为中国人的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譬如自由、民主、理性、诚信等等，继续当年未尽的“启蒙”任务，而不是追求表面上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要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为理据来构想切己的理想人格，培养具有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人。当今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国民性的养成，有论者通过比较战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教育目的表述，发现日、韩、新三国的教育目的，在表述上都强调“国家性”因素，即“国际中之国家”;在内容上强调“文化性”因素，即“全球中之民族”;在结构上强调“心育性”因素，即“全育中之德育”.而中国的教育目的在表述上更多体现的是意识形态性和人类共同性，相对缺乏对“中国”人和“文化性”的关注。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凸显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以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国民文化特性和明确的文化身份认同[1].这是我们构想现代中国理想人格的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转型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逐渐形成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局面：除了本身就具有竞争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启蒙主义、新儒学、新威权主义、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新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民族主义及各种宗教观念等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层出不穷[2],中国古代的传统、革命的传统、移植过来的西方传统杂然并陈。人们在很多基本问题上都莫衷一是，难以达成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论者认为，唯有自觉地立足于中国历史文明的传统之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挺拔中国文明的主体性。论者提出了“新时代的通三统”问题，在当前儒学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共存的背景下，无论是“中国文明的主体性”的重建，还是“中国理想图景”的确立，必然是三种传统之间达成的某种融合[3].

　　一种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同的意识形态、文化“道统”,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中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形成的文化思想领域的多元化格局，这是我们构想现代理想人格、确立当代教育目的“国民性之维”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和观念框架。无反思地追随西方、无条件的回归传统，既不可欲，也不可能。在现代理想人格的构想中，我们既要继承建国“两个30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避免造成对近期传统的突然割裂；也要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文化和教育思想，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同时也要注重吸收西方文化观念乃至当代公民教育的合理内核，通过构建基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理念与国家认同的现代理想人格，当代教育要致力于培养一种具有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能力的“现代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