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是庚子之乱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仿照西法编练的近代化陆军。一支本应是被培养成誓死效忠清廷、血腥镇压革命力量的新式军队，却最终成了清王朝自己的掘墓人，个中原由耐人寻味。至武昌起义爆发前，全国各地相继练成规模不等的新军，湘省只编成一混成协，即第二十五混成协。但在辛亥革命中，这支新军成为光复省城长沙的主要力量，也是援鄂湘军的主力军，为维护革命胜利果实和扩大革命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可是，湖南新军并没有如湖北新军一样彻底地投身革命大潮中，而是出现了反复，与反动势力相勾结，戕害焦陈二人，使革命受挫。不难看出，新军内部也是鱼龙混杂，并非铁板一块。本文拟围绕湘省新军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期间的活动这一主线，阐析湖南新军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1 辛亥前夕新军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革命活动异常活跃，是反清斗争的重要基地。清末，湖南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志士，矢志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们追随孙中山、黄兴二人，前赴后继，在湖南或全国其他地区的反清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1903年左右，随着拒俄运动的失败，留日学生纷纷归国策划革命[1].当时流亡日本的黄兴，也于同年七月回到长沙，准备策动起义。期间，他组织发起了华兴会，依托华兴会骨干和哥老会会员准备发动起义。由于消息事先泄露，遭到湖南当局的破坏与镇压，以致甲辰长沙起义中途夭折。但是，这次起义的失败并未泯灭革命党人的斗志，反而愈发坚定了他们反清的决心。此后，湖南革命党人又积极联络会党，准备再次发动起义，造成中部省份率先独立而其他地区相继响应的形势。1906年底，刘道一等组织发动了规模宏大的萍浏醴起义。因组织涣散，会党间各自为战，加之清政府重兵镇压的缘故，起义最终归于失败。上述两次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湖南革命党人认识到单纯依靠会党的力量难以取得革命的成功，从而开始转变革命的策略与途径。于是，革命党人选择了易于接受新思想，组织纪律性较强的新军，作为革命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
　　
　　1901年，清政府在全国推行常备军制，编练新军。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湖南仅编练完成第二十五混成协，下辖第四十九标、五十标两标，另炮兵、攻城、马队、辎重各一营，官兵共计4900余人，多驻扎省城[2].新军的官兵来源比较多元化，不同于旧军的单一化，尤其是新军中的各级军官。他们中有的是留日士官生，也有国内各级新式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基本上都接受过近代新式教育，军事素质较高，思想比较开明，对待革命的态度相对不迂腐。另外，新军士兵构成同样是多样化，他们中大多来自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易于接受革命的主张。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与同盟会或其他革命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同盟会。为进一步瓦解清军，扩大革命武装，争取更多的同盟者，革命党人仍花费大量精力在新军上，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向下级军官和士兵散发革命书刊，激发士兵革命热情。正如亲历者所回忆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前进分子很多。他们很想看一些革命书刊，可是无法获得。革命党人只好向上海订购《民呼报》和《天铎报》，转送到各营队去，充作他们的精神食粮。”[3]117 - 118二是充分利用各种讲演场所，宣传清廷的各种暴行，向新军士兵灌输革命思想。针对1906年禹之谟被杀和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的发生，党人利用不同场合向新军士兵揭露清政府的卑劣行径，加深他们对清政府的仇恨。三是派遣专人专责鼓动新军各部，暗中联络，构建稳定、可靠的同志情谊。除了有陈作新运动新军外，“又有向瑞琮时任常备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炮兵管带，易堂龄（ 时任四十九标队长） 及李金山、易文彬（ 后改名易克骏）、安定超、姚运钧、喻义等，均为新军代表，于四十九标、五十标中活动，鼓励新军，参加革命”[4]5.此外，在湘成立的许多革命团体和联络机关也积极投身运动新军的行列。共进会在两湖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焦达峰在长沙组织湖南共进会，积极从事联络新军与会党的工作，策划革命。且跟湖北共进会相互策应，相约“如长沙先发难，武汉立即响应； 武汉先发难，长沙也要立即响应”[5].正是在党人的不懈努力下，新军的心理防线日渐松懈，与清廷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不断倒向革命阵营。
　　
　　不过，新军内部在对待革命问题上，也呈现分化对立的趋势。大多中上级军官对待革命态度消极，“新军中的上级和中级军官几乎都是些反革命和不革命的，他们脑海中充满了升官发财的念头。象蔡锷、朱瑞、吴禄贞、张绍曾、赵声、蓝天蔚等富有革命思想、又敢于斗争的人，在湖南新军的中上级将领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的”[3]117.恰恰相反的是，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都积极支持反满斗争，革命热情很高。这种情势在光复长沙的过程中体现尤为明显。长沙起义前，新军上层军官都逃避一空，要么是以秋操为名离开省城，即使留在长沙的对起义也是徘徊观望，不予支持。因此，才有“湘之反正，全在兵与下级军官之力”[4]75一说。所以，长沙反正之初，起义者不得不推举资历与威望较浅的焦达峰、陈作新出任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长沙光复后，随着新军上层军官相继回到长沙，对焦陈二人的不满与日俱增，从而为长沙事变的发生埋下了祸根。可见，这是湖南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所存在的不足之处。然纵观辛亥革命运动史，此点不为湖南独有，在当时算是全国通病，需要学界引起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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