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海防观念的发展变化
点击量:发布时间:2019-01-03 14:17
本文通过从清政府的“海防与塞防”之争这一重要史实出发,探讨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演变过程,并从他思想的变化反映清政府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在相关论文写作时,可以参考这篇题目为“李鸿章海防观念的发展变化”的近代史纲要论文。
原标题:浅析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摘要: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曾经的世界历史和如今的国际形势都告诫我们必须重视海洋的开发和管理。然而中国的海防思想却发展得很晚。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能够意识到海洋于中国的重要性是极为难能可贵的。通过从清政府的“海防与塞防”之争这一重要史实出发,探讨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演变过程,并从他思想的变化反映清政府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李鸿章;海防思想;北洋海军
中国是一个拥有三百万领海面积的国家,而海防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却很淡薄。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扩张使中国卷入世界市场,西方殖民者的残酷侵略让海防观念终于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脑海中出现,这其中林则徐、李鸿章、严复皆是代表。而作为晚清时期的清廷重臣,并亲自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的李鸿章,他的海防思想在近代中国海防历史上就显得十分突出。本文拟就从李鸿章海防思想的内容出发,以时间为主线,探讨李鸿章的海防思想的发展变化。
一、海防观念的萌芽
思想的发展与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李鸿章的海防思想的发展亦是如此,它具有一个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笔者在阅读了一些资料和论文之后认为李鸿章海防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李鸿章从传统的大陆观念中突破,时间上大约从同治元年到同治九年(1862年-1870年)。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李鸿章乘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的机会率淮军收复苏州、常熟、太仓、昆山等地。此时,李鸿章面对英国在上海的盘踞势力就有过“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的认识,而这对于一个传统中国士大夫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进步。而欲从传统大陆观念中突破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即是如此---先有海权意识,再有海防思想。
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等地,阻断了清政府的江南漕运。李鸿章为了打破这一阻碍,亲自操办海运漕粮,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海洋航运权益的重要性。在同治四年(1864年)正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李鸿章说“臣等再四筹思,只有由沪航海至厦门登岸较为便速”[1]359,可见当时的李鸿章对于海洋运输是十分看重的。除此以外,李鸿章认为西人在华投资开矿,“凿坏风水”,并且输入洋药鸦片,“流毒中国”.当然,李鸿章海权意识的增强还有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这一促成因素。他在镇压太平军起义时指出:“惟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持,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2]3
如此,习洋器便成为李鸿章海防思想这一萌芽时期的主要表现。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首先雇用了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知州刘佐禹在上海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即马格里局),接着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沪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即韩殿甲局、丁日昌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三年(1864年),丁日昌在李鸿章授意呈送的密禀内提到:“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之计也。”[2]18-19这里,李鸿章的习洋器的思想更加明显。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初一,李鸿章在奏折中称:“然彼机巧之器,非不可以购求学习以成中国之长技,请于广东等处海口设局,行取西洋工匠置造船炮,以期有备无患”.[3]423又鉴于原设三局(即上海炸弹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他主持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并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更名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九年(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
长时间倡导洋务的过程,亦是李鸿章海防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海权意识的萌芽到防务器物层面的学习,李鸿章从传统陆守观念中突破出来,海防思想有了初步的发展。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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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浅析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摘要: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曾经的世界历史和如今的国际形势都告诫我们必须重视海洋的开发和管理。然而中国的海防思想却发展得很晚。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能够意识到海洋于中国的重要性是极为难能可贵的。通过从清政府的“海防与塞防”之争这一重要史实出发,探讨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演变过程,并从他思想的变化反映清政府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李鸿章;海防思想;北洋海军
中国是一个拥有三百万领海面积的国家,而海防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却很淡薄。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扩张使中国卷入世界市场,西方殖民者的残酷侵略让海防观念终于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脑海中出现,这其中林则徐、李鸿章、严复皆是代表。而作为晚清时期的清廷重臣,并亲自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的李鸿章,他的海防思想在近代中国海防历史上就显得十分突出。本文拟就从李鸿章海防思想的内容出发,以时间为主线,探讨李鸿章的海防思想的发展变化。
一、海防观念的萌芽
思想的发展与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李鸿章的海防思想的发展亦是如此,它具有一个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笔者在阅读了一些资料和论文之后认为李鸿章海防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李鸿章从传统的大陆观念中突破,时间上大约从同治元年到同治九年(1862年-1870年)。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李鸿章乘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的机会率淮军收复苏州、常熟、太仓、昆山等地。此时,李鸿章面对英国在上海的盘踞势力就有过“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的认识,而这对于一个传统中国士大夫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进步。而欲从传统大陆观念中突破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即是如此---先有海权意识,再有海防思想。
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等地,阻断了清政府的江南漕运。李鸿章为了打破这一阻碍,亲自操办海运漕粮,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海洋航运权益的重要性。在同治四年(1864年)正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李鸿章说“臣等再四筹思,只有由沪航海至厦门登岸较为便速”[1]359,可见当时的李鸿章对于海洋运输是十分看重的。除此以外,李鸿章认为西人在华投资开矿,“凿坏风水”,并且输入洋药鸦片,“流毒中国”.当然,李鸿章海权意识的增强还有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这一促成因素。他在镇压太平军起义时指出:“惟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持,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2]3
如此,习洋器便成为李鸿章海防思想这一萌芽时期的主要表现。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首先雇用了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知州刘佐禹在上海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即马格里局),接着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沪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即韩殿甲局、丁日昌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三年(1864年),丁日昌在李鸿章授意呈送的密禀内提到:“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之计也。”[2]18-19这里,李鸿章的习洋器的思想更加明显。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初一,李鸿章在奏折中称:“然彼机巧之器,非不可以购求学习以成中国之长技,请于广东等处海口设局,行取西洋工匠置造船炮,以期有备无患”.[3]423又鉴于原设三局(即上海炸弹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他主持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并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更名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九年(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
长时间倡导洋务的过程,亦是李鸿章海防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海权意识的萌芽到防务器物层面的学习,李鸿章从传统陆守观念中突破出来,海防思想有了初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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